面纱

一个逃避论文的下午，随便选了一本轻松的漫画，没想到让我哭了两次。与我同在自习室的学姐还在一旁专注地学习，我只能抑制地小声抽泣。

第一次哭是因为阿努什叔叔。玛赞很用心地画出了他的鬈发和造型别致的小胡子。他会让玛赞坐在他腿上，给她讲很多很多故事，关于阿塞拜疆省独立，关于他在漫天大雪中的跋涉，关于他游过阿拉斯河逃亡到苏联，关于他与一个俄国女人的伤心往事，关于他在监狱里做的面包天鹅。后来阿努什叔叔不见了，爸爸妈妈告诉玛赞他回到了苏联，可是从小在动荡政局中成长的玛赞警觉地识别了这个谎言。她与阿努什在狱中最后一次相见，叔叔送给她一只面包天鹅，将她抱在怀里说：“我的生命之星。”突然画面一转，报纸头条上写着“俄国间谍被处决”。

回看细节，很多地方都很明显暗示了阿努什的确是俄国的间谍，比如他曾对玛赞说：“你会看到，总有一天无产阶级会掌管政权。”但是玛赞也毫不掩饰地通过自己的笔触表达了对这个人物的怀念。或许就和阿努什叔叔的父亲一样，尽管他会痛骂儿子是“叛国贼”，但是当他奄奄一息地出现在风雪交加的门口，他还是会哀嚎“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政治和亲情很矛盾，但是它们却往往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体内。

第二次哭是玛赞十四岁离开伊朗时。父母坐在沙发上对她说：“对你来说，我们认为宁愿让你远离这里得到快乐，也不愿让你在我们身边郁郁寡欢。考虑到目前这里的局势，你到别的地方去更好。”玛赞听了这句话，突然明白父母并不会真的在六个月后去奥地利找她。收集了一罐伊朗的土壤，与朋友告别，睡在外婆散发着茉莉香气的怀里。

当她在机场与父母告别，父亲对他说：

“你得走了，别忘了你是谁，别忘了你的祖国。”

她没有忘了自己的祖国。在奥地利流浪的四年时间里，她每时每刻都担负着难以承受的异乡人之重。当修女向她辱骂“伊朗人就是没有教养”时，她愤怒地回击并因此被开除。后来又经历了朋克、虚无主义、失恋、污蔑，她重新戴上头纱，选择回国。

伊斯兰革命爆发时，为了让伊斯兰走上所谓“正确的路”，免受资本主义的侵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社会变得面目全非。当局认为女性富有光泽的头发会引诱男人犯罪，所以为使她们免受可能的强奸，因此当局宣布妇女必须戴面纱。本来我刚对漫画中的几个人物熟识起来，突然她们都被黑色的头纱盖住，好像是每个人头上都扣了个酒精灯的盖子，我突然谁也认不出来了，连台词是谁说的都没法分辨——用这种困惑凸显面纱的荒谬，或许正是作者追求的效果。

后来学校教育也改革得更保守了，玛赞因为不守规矩而被请了家长——但是家长们对于这些变化也感到很不满，玛赞的爸爸对着死板固执的女老师叫道：

“如果毛发能诱惑人的话，先刮了你的小胡子吧！”

这种荒谬的论调不仅将魔爪伸向女人，同时还有那些无辜的小男孩们。他们被蒙骗死后的天堂是一个绝顶的好地方，参加战争就可以得到一片镀金的塑料钥匙，而那就是通往天堂的门票。他们欣喜若狂地将钥匙挂在脖子上，然后在前线被炸得四分五裂。

玛赞作为一个孩子，为读者提供的视角格外冷静透彻。爬在羊群中穿越国境线的一家人，一生对教义坚信不移、但是被教义的命令夺走儿子的母亲，因为阶级差异而无法被暧昧的人抛下的女仆，对没饭吃而只能出卖肉体的难民进行羞辱的女人们，本来应该活下来的一百万个生命，在病人下葬那天才批准通过的就医护照——她十岁到二十四岁的人生里，支离破碎的硝烟和弹壳反射在她天真烂漫、若有所思的黑色眼睛里。就像是当局“以爱之名”地逼迫每个女人戴上面纱一样，她以平实而细腻的口吻向读者暗示：这是一场自己人攻击自己人的、本可避免的战争。

玛赞以其深厚的文学、哲学功底，向读者展示了其对政治、战争、宗教的深刻思考。但同时她个人的真实经历，对于很多陷于成长困惑之中的人也很有启发。当玛赞离开伊朗，终于不用带着面纱度日，她陷入深深的自我认知迷茫。她为了融入西方的文化，不断改变生活习惯、打破原则、改变底线，跟随朋友抽烟，见到了男人的裸体、不敢向朋友承认她来自伊朗，她知道自己已经不是爸妈心中那个乖小孩了——即使她重新戴上面纱，她也永远不能真正回到伊朗。

果然，四年后，她在伊朗与那些反对强制女性戴头巾这一命令的同胞一起，用涂口红、染头发等行为抗议着当局的荒谬命令，但是当她说出自己因为有性生活而在吃避孕药时，擦着大红色口红的同胞对她的异样的眼光让她意识到，她已经无法在伊朗平静地生活下去。她说：

“我的痛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什么也不是。我的伊朗是个西方人，在西方是个伊朗人。我没有明确的身份。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帮助她走出来的，是离开伊朗前，外婆抱着她说的那句话：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怪人。如果这些怪人伤害了你，就对你自己说：这是因为他们愚蠢。这样你就不会对他们的残酷做出反抗了。因为没有比仇恨和复仇情绪更糟的东西了……永远保持你的尊严，真诚地对待你自己。”

四十年前，一场莫名其妙的革命逼迫每个女人都戴上了面纱，从此她们失去了身份失去了名字、失去了尊严，沦为了一个符号。当她们想要勇敢地反抗，却孤独地发现自己彻底成了异乡人。或许四十年后，面纱又会从女人的脸上被摘下，但是这漫长的时间中，生命的长诗从未停止歌颂，仍然会有拉上窗帘欢歌载舞的秘密派对，会有父母为子女谋划深远的真切感情，会有从战场上坐着轮椅回来与老友谈笑风生的一个下午，会有外婆怀中氤氲着茉莉花香的故乡夜晚。当个体身不由己地被巨大的权力、政治、宗教、时代的浪潮裹挟，他们发出的声音如此微不足道却又如此坚定有力。因为历史的车轮总是转了又转，但是生命之树永远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