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摘抄和笔记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将（并且也正在）逐渐逝去，其原因往往在于，它无法控制来自底层和劳动阶层的大众的反抗。如果说，规训在今天依然能保持高效，那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遭受充分挑战，它之所以依然如此高效，是因为它是以一种“不可见”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自我是现代审查制度的产物。
一、酷刑
1.犯人的身体
💡*惩罚的历史变迁：
1.作为公共景观的刑罚的消失：用人道主义方式，使正义看起来不那么暴力，以免激起群众的反抗心理。
2.痛苦的消失：通过限制自由活动剥夺被视为权力和财产的自由，在监牢里，犯人的身体受到更不可见，更为平和的操纵。
💡*私密化，温和化惩罚的效果：
对群众：对惩罚的行为加以想象，使惩罚的行为内化于思想意识，在集体意识层面而非单个的人体之上展开。
对当权者与司法体系：逃脱执行暴力的角色；司法的去中心化
💡*社会背景：中产阶级上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兴起、启蒙主义取代了贵族与君主独裁主义以及由专制力量所强加的统治。
💡*惩罚客体（objective）和运作目标的改变
不再试图操控外在的躯体，而是深入犯人的内部。法律不再追问，你曾经做了什么，而是追问，你到底是谁。惩罚更多地希望获取关于罪犯的知识。从报复性补偿，到作为防止消除犯罪的方式转变。
法庭评估的是，怎样使罪犯符合标准化的社会行为方式。因此新的刑法体系成为一个完整的机制，不仅有法官，还有医生，心理学家等等角色。
————福柯将监狱史视作工具，探讨关于现代自我的更宏大设想，即，自我的发明是一个陷阱，一个充斥着权力关系的内在场域，一整套已经形成的，并与惩罚权力的实践愈益纠缠在一起的知识，技术，科学话语。
💡*微观权力：
💡*权力—知识：一种模式，涉及专业权威（知识的主体），依照特定的名称与范畴而被归类的人们（知识的对象），以及将以上两者连接起来的制度化机构（认识的模态）
💡*身体政治：现代性的两种身体体系：物质性与“灵魂”。而灵魂建基于物质实体，建基于那些它所监视，矫正，训练的身体：疯人，儿童，劳动阶级…灵魂成为知识生产的对象和参照点，也成为肉体的监狱。
2.断头台的景观
认为我们生存在一个更晚近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社会便在某种程度上比此前的社会更“明智”，或者说，我们便生活在一种更进一步的道德规范下，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事实上，后来的历史阶段并不比之前的阶段更好，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织。
💡这一部分主要是历史叙述，将早期现代的法国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并讨论每一个阶段的刑法技术，或者说，独有的身体政治技术学（political technology of the body）
前革命阶段：专制主义君主所统治，介于封建制度和后期启蒙制度的早期现代阶段
💡刑法实践：令人恐惧的痛苦的肉体惩罚
酷刑技术的三条基本标准：制造有区别等级的痛苦、能将不同的痛苦分配给不同种类的犯罪、成为仪式的一部分，能够表明犯罪者，也能公开展示。
💡酷刑的本质：既是惩罚也是审讯，因为调查的过程不被公开，所以通过公开刑罚对司法真相的产生加以确证和合法化。因此酷刑的公开表演并非是把人道原则抛诸脑后的野蛮司法体系，而是通过酷刑所生产的“过分”向一切人展示罪行的真相。
💡犯罪的本质：在封建制度下，犯罪的本质是对君主统治为代表的治理体系的反叛，法律体现了君主的力量，酷刑的实施者。实际上是国王。一系列公开酷刑的仪式（从押送到处决）。都是一场势不可挡的权力的表演。反过来说，惩罚的严酷正说明了君主统治的脆弱性。
💡观众的反应：群众在现场躁动不安时，体现了对国王合法性的象征性抵抗。例如“绞刑架前的演讲”可能使犯人成为正面英雄和一个殉道者。
💡中产阶级对酷刑的质疑：利用了下层阶级对酷刑的不满，实际上促成改变的下层阶级，而中产阶级将这种改变归功于自己。
二、惩罚
1.普遍的惩罚
法国大革命的酝酿，开展到拿破仑的崛起
💡对酷刑的排斥与在最初与其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将人道主义的考量作为一项策略而加以使用的方法。改革者要求结束对犯人的外在肉体痛苦，并将这样的要求视为一种限制君主权力的手段。（实际上刑罚方式的转变，迎合了社会关系的诸多变革。中产阶级利用刑罚方式的改变对社会加以规训，更好的维护了建立在契约形式基础上的私人财产。）
💡现实因素：犯罪性质的变化（由大型的暴力犯罪集团实施变为零散的对私有财产的侵占），而这种犯罪方式变化的深层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包括伴随而来的私人财产关系的更高价值。中产阶级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治安网络，作为确保安全的方法，对下层阶级的运动予以更多关注。
💡刑罚方式转变的本质：更温和的处罚方式实际上是属于精神和潜意识方面的变化。
现代惩罚根植于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倘若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被中产阶级的考量所主导并组织，是否会拥有一个不同的刑事审判制度？
💡新的惩罚模式的内在逻辑：效仿的是中产阶级最得心应手的处理的对象：市场交换。
💡犯罪的本质：罪犯打破了默认的社会契约，罪犯不仅是君主的敌人，更是整个社会肌体的敌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抽象普遍化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