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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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西方社会对阶级这么痴迷?
西方社会对阶级的关注来源于其生活中的秩序。与中国社会的现实不同,英国等欧洲社会,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阶级划分,即贵族、教士、平民和奴隶等制度的划分体系。这种体系将人分属到不同的阶级中,承担不同的义务,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各个阶级有着明显的社会区别,贵族假发华服,听古典音乐,而平民阶级只能粗布麻衣,唱些乡间小调。彼时的差异与其说是一种区隔,更像是一种客观存在。
及至工业革命带来了资产阶级的崛起,一个不同于传统商人阶级和传统工人阶级的崛起,脱嵌的他们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和谐之声。如何将他们纳入社会常轨,如何协调他们的地位和权利义务,成为早期社会学家思考的问题。
新生资产阶级也开始了自身的表达,他们利用自身的财富主动参与原先贵族的活动,部分享受贵族的特权,生而有别的秩序被打破,阶级的向上流动成为一种积极的追求。与之相伴的无产阶级也开始追求自我,试图获得社会对自身价值的劳动,试图洗刷自身文化的污名化。
这个问题不仅被社会学家所关注,更成为很多社会运动家手中的武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先后联合或各自发动了阶级革命,试图建立一个可以包容他们存在的社会。风起云涌的阶级革命,推动了资产阶级改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于社会主义运动,这些革命的背后都有不同的阶级诉求,展现了不同阶级的运动纲领,并逐渐形成了政党。阶级与政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人们要求改换身份,实现阶级向上流动从社会实践领域走向政治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明确谁属于什么阶级就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西方关于阶级的研究中,马克思较早地提出了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比较温和的韦伯了提出职业、声望和财富的三分法。这些分类体系无一列外地都关注到了财富这个重要变量,导致经济决定论一时煊赫。及至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等概念,人们才正视财富与文化、与话语权等之间的关系,开始重新思考文化和阶级形象之间的关系,文化与阶级传承之间的关系。很多的研究成果都说明,财富和传媒主导了阶级形象和阶级的代际传承。阶级不再是经济的分层,更成为一种文化、形象分层的综合体。
但很快,互联网时代的出现,又一次颠覆了传统的阶级概念。借住互联网,自我有了充分的表达途径,在资本之外有了自我发展的空间。例如:人们可以通过脸书、推特来展现自我的小众文化;平民阶层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展示,在家里看话剧、看歌剧。实际上,这也引发了关于在家里看歌剧是否是欣赏歌剧的体验的讨论等,这种形与质之间的张力充分暴露出来。
受到当代社会的批评和传媒的推介,很多传统的上层社会也开始走下神坛,接受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等潮流文化。这一点,尤其是在新生代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年轻人对新鲜、刺激的追求感,无法阻挡他们对潮流文化的体验,是否这意味着阶级成为了一种过时的讨论,阶级的文化属性逐渐取消了。很多美国学者是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文化杂食主义者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贵族或上层品位被逐渐消解,文化选择走向个体化。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本书大量的讨论就是以这里为起点开始讨论的。本书的研究者,认同当代社会在高速流动中形成的模糊性,文化类型的多样性也加剧了阶层边界的弥散。那么是否这些弥散是否消解了阶级边界呢?答案是否定的。研究者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进行了当代的阶级划分。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讨论了文化、空间、社会流动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关注了最上层和最底层的具体情况,全景式展现了不同阶级的文化、社会互动网络等具体情况。
二、西方与东方的阶级话语的对比
阶级是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老话题。西方社会的阶级概念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东方社会的发展。在近代阶段,封建开明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受到西方阶级理论的影响,有所觉醒,有所行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形成了亚洲革命风暴。
但实际上,西方社会的阶级体系并不适用于东方社会的研究。尤其是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看,亚洲社会没有形成显著的文化区隔。以韩国为例,韩国经历过李氏朝鲜漫长的统治,形成了两班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社会阶级制度。在历史上,二者的泾渭分明。但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其王族、贵族阶级几乎都被打破。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民族国家的号召下,韩国社会被重新整合为爱国抗争者和逆来顺受者。在民主改革后,韩国进化为财阀阶级、中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的格局。彼此之间的承继关系较少,也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贵族文化特色,反而归之义传统的名义,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未能像西方一般形成文化区隔。时至今日,韩国的传统舞乐既包含了宫廷舞蹈,也包括了农乐舞、四物乐等民间艺术形态。这些曾经隶属不同阶层的文化统归为民族文化,得到各个阶层的喜爱。并行不悖的是,韩国的流行文化也成为不同阶层喜爱的艺术。
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来看,阶级的话语体系曾经是重要的文化和革命驱动力。但在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基本上抛弃了关于身份和阶级的话语体系,在正式场合再无踪迹。近些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到来,不少人重新为自己贴上王室后裔等身份,多为哗众取宠。而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当下的阶层界限,不同阶层之间是否有不同的文化区隔,尚需更多的研究。
如果抛开本书讨论的内容,本书也非常有价值。近日,人类学家项飚讨论了学术研究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提出大众不会容忍学者多在专业名词背后,用复杂的表达重复常识。正如人类学民族学界一直存在的一个笑话一样,人类学民族学一直观察人类的的吃喝拉撒睡,每到一地不是看锅台,就是看茅房,连看到有个地方只吃两顿饭都会惊呼感慨。这个笑话就充分暴露了学术研究对学科话语体系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把握问题。在中国也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每次阶层划分时,人们都会惊呼,原来我属于这个阶层,这就是一种学术理想型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三、余论
本书在方法论上极大地突破了这种束缚,将研究的后台部分的展现给了研究对象,很多民族志的材料真实的展示了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聪明的研究者并没有被受访者欺骗,并没有过分纠结于他对古典音乐的态度,对戏剧的认知等细节,而是直接讨论受访者对这种文化体验的感受,是一种修养的提升,还是一种文化的体验,从文化认知进入到文化体验中,更真实的把握了研究对象的内心。理论或许会过时,但民族志材料永远有其自身的价值。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细致入微的讨论都是在大数据下指导进行的,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学术考察和大众参与相结合,让公众参与概念的讨论,让问题更贴近生活,让真问题可以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这是,我从本书中学到最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