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

作为刚开始了解乡村振兴问题的初学者，从这本书里可以获得很系统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乡村振兴问题的信息。作为智库类型的著作，站在国家的角度分析农村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应该如何安排，这无可厚非，但是通读下来在一些地方还是存在违和感。

1.强调农村作为进城民工的退路，避免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是维持稳定的蓄水池，是否忽略了农民在城市的境遇？在贺的论述中，“进城失败”仿佛只是民工个人能力原因导致的，“现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中，几乎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都已清除或正在清除（p.44）”，但即便入口被打开了，二元户籍制下农民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显然不是农民自身的问题，与其说是自主选择退回农村，不如说是被赶回了农村，在城市甚至最基本的人权都难以保障。难道因为农民们有所谓的宅基地作为保底，就可以完全不在乎他们在城市中的劳动环境吗？当然，这不是贺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但在书中有刻意回避之嫌。比如“中国农民有强烈的储蓄倾向，而非即时消费（p.62）”，正说明缺乏社会保障。

2.是否忽视了县城的存在？在贺的论述中，农民仿佛只有进城or返乡两种选择，但据我所知，非常多进城失败但攒下了一笔钱的农民会选择在家乡周边的县城买房子，这对他们来说压力较小，却也可以获得体面的安居。在中国有庞大的县城资源存在的情况下，农村还有那么强大的蓄水池功能吗？县城和农村的关系是什么？农村空心化会不会更加严重？

“老年父母普遍希望回到农村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回到农村，有住房，有承包地，有庭院，还有老年朋友，这样的日子就比与子女一起住在城市局促的空间里要舒服愉快得多。（p.129）”这样的“普遍希望”是否有实证数据支持？据我所知，农村老年人对于现代生活的向往并不小，城市生活无论如何更加体面、更加干净，城市里也可以有老年朋友，更何况可以不回农村也不和子女待在城市，而是去县城。

3.“农民工具有艰苦努力的精神，某种意义上，农民工的生活世界仍然在村庄，他们从村庄熟人社会获得意义感，城市只是他们获取收入的地方。农民工在城市各个地方艰苦奋斗，努力打拼，抱怨少，抗争少，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成为现时代最为积极的建设者（p.61）”为什么哪怕“忍辱负重”也要在城市抗争下去？为什么要歌颂这种忍辱负重？在农村的收入是有多低？如果在农村真的如贺所说，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可以从土地获得收入与生活意义，如此那般美好的话，那又何必在城市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在城市奋斗后，最终又回到农村的心情究竟是失落还是喜悦？

4.是否所有进城农民工都有退路？民工中实际有地的人口比例是多少？土地还能耕种吗？经营权收回时会产生哪些问题？

5.贺把农民分成了几个类型，比如中坚农民、“没有负担的低龄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等等，但是建国到现在以来也只有三四代人，取消农业税之后也仅十几年，每一代的社会结构差异都很大，如何能总结出适用于未来的规律？比如从小就进城打工的年轻人还有返乡种地的意愿和能力吗？

6.一些过于本质主义的论述违背了社会学最基础的伦理。农村里存在的“低俗”文化城市里也有，打麻将赌博的行为在城市退休老人中也并不罕见，消费主义的奢靡之风更不是农村专属。p.171更是说“贫困是一种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帮贫困户脱贫致富是很难的，甚至可能是有点多余的。”贫困是什么文化？中国农村贫困户专有的文化吗？中国的社会保障达到了能够“养懒汉”的地步吗？世界上其他地区没有这种“文化”吗？

以上只是来自我这个初学者单纯的提问，希望能得到解答。书中关于精准扶贫和乡村治理等部分还是提供给我了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