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渤海小吏的两本书、陈寅恪、张宏杰的书以及这本书，关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一些思考：

看了渤海小吏的两本书、陈寅恪、张宏杰的书以及这本书的一点思考：

自秦汉以来，关中以东的中原之地，标准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竞争太厉害，一片大红海。关中之地，除了秦国，压根儿就没竞争对手，而且秦国连防盗门都没有，破门随便踹，你说你早干什么去了。

马陵之战，虽然战方是魏国与齐国，但实际却是秦国与中原大地关系的历史转折点。

此战之后，“魏武卒”精锐尽失，魏国国力大衰。

秦、齐、赵三国于次年共同伐魏，魏尽失河西之地、崤函之固。

秦国自此终于挣脱了一直系在脖子上的锁链，囊括了河西、关中全域，并将函谷关牢牢攥在了自己的手中，渐成高屋建瓴之势。

东方关隘已破，猛虎已出牢笼。

自此之后，三晋失去了崤函地区这个掩护中原最有力的武器。

之后的楚汉之争，刘邦也从巴蜀到达此地，易守难攻，夺了天下。再之后他的后辈刘备也想这么干，没成，原因有很多，在楚汉双雄中有具体阐述。总之关中实乃龙兴之地，中间削弱，到隋唐又东山再起。

接上面，东汉之后两普南北朝，人口大迁移，经济南移，到隋唐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又回到中原地区。安史之乱后，北方崩乱，经济中心就一直在南方了。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外族的战争，宋辽金元明女真满族，这是一个自西向东的过程，因此都城也是不断东移。元之后一直定都北京，也是战略上的防御考虑，纵深够，防御位置好，大运河带来南方的补给。若非如此，自宋朝开始，政治经济中心就都在南方了。所以明太祖开始定都在南京了，后面到北京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中间伴随的，是统治阶级的变化，大概自东汉末年起，庶族登上历史舞台，比如曹操，最终被士族统一，也是阶级的问题。这之后，外族入主中原，原有阶级打破，至两宋时期，原来的贵族阶层就很少了，变成了科举之下的文官集团。

另外伴随的，还有皇权与相权的关系，逐步集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统治阶层的变化等。根子上，是人口与土地的关系。

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关于历史上的地理如何描述 ：

秦代统一中国，辖地已同现在差不多，但其实际中心，仍在黄河流域。汉代继续建都长安，因西方经济不足维持一个中央政府的需要，常要从东方大批运粮接济。那时的漕运，则全指的黄河而言。东汉建都洛阳，多半亦为迁就经济现实问题，可以避免大量物资由东向西运转上之耗损。洛阳和长安，始终成为古代中国的两大中心。直到三国时代，长江流域才正式跑上中国历史舞台。那时所谓魏、蜀、吴三国鼎立，吴、蜀地盘扩充到南方。但人才还都是北方人。即如刘备，诸葛亮，亦均为北人南迁。三国并于西晋。还是黄河统领了长江。

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始获有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这是一个偏安的，不是一个统一的，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长江流域人所经营而建立。直从三国时代的吴，以至东晋、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都建都南京，这是一个金粉朝廷，大体上只是北人到南方来偷安享乐。南北朝时代的北魏，称为北朝，与南朝宋、齐、梁、陈对峙。当五胡时，洛阳已经残破，人民都向四周移动。一部分南迁长江流域，另一大批东北逃出热河山海关，移向辽东。又一大批西北迁避到黄河西岸甘肃、宁夏一带（即当时的五凉）。以后此两大支，又集合起来依附到北魏，奠都平城（在今山西之大同）。到魏孝文再迁洛阳，不久又分裂。长安与邺（大名），分为东西两魏，此后隋唐统一，才始恢复以长安、洛阳定为两京的周、汉旧局面。长安因中央政府所在，户口稠密，文武百官集中，关内粮食不够供给，仍如西汉般由东部大量向西运输。政府为要撙节此一部分运输费用，采取移人就粮的办法，一年中几个月驻节长安，几个月移居洛阳，这样来迁就事实。

安、史倡乱，北方经济开始崩溃，更须仰给南方。中国史上的经济比重，实要到唐代安、史以后，才开始有南重北轻之势。唐代漕运数字，历史上均有详细统计。那时每年运送中央的米粮，在玄宗天宝年间，以河南、河北为第一位，关西、河东（山西）为第二位，淮南、江南为第三位。自经安、史之乱，北方藩镇星罗棋布，都要养兵十万二十万以上，军队要俸饷，装配又讲究，所有税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当时的中央政府遂不得不全靠江南税收来维持。足见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也并未破产，只为各地军阀全浪费在武装上去了。

五代十国几达一百年的长期扰乱，北方黄河流域才正式趋向衰落，南北经济比重更见倒转，此一大转变，直到宋代始确定。宋代建都开封，其最大原因，也为便利江南米粮北运。若从开封再运洛阳，又要增加数百里水程，于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脱离了周、汉、隋、唐以长安、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一椭圆两中心之旧形势，而转移到开封。开封是中国东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势平坦，四周无险要屏障，乃一四战地区，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所以宋朝始终成为一弱国。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辽、金旧都，那时全部经济更多取给于长江流域，遂开始采用海运，由天津人口，经白河，运北京。这海运的源头，便是一条长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两湖是第三源，这是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三大水库之所钟。大水库四周，即是粮食盛产之所，亦即南方经济命脉所在。元代在此三个湖区，所征粮食，几占全国粮额三分之二。明代不用海运，又另辟一条运河，自扬州、徐州直北经山东、临清而抵天津。这一运河开挖并不省力，所经地势有如桥形，两旁又没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赖闸门开闭来调节，那是极费工程的。天然的凭藉少，人工的诱导多，那条运河工程之伟大，实不下于古代的万里长城。

我们现在常说：长江下流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在历史上，唐以前的经济全在北方，六朝时代南京的食粮，还要靠武昌方面运来，军队大部驻扎在荆襄一带，苏南则还是渔泽之乡。唐代财富逐渐转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东道。唐代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又分为东、西，东道即现在之江浙，西道即现在之江西省。明代经济中心，才再从江西移到江东。那时分为南粮、北粮，北粮只占全国五分之一，南粮却占五分之四。其中苏、松、常三府即占有三分之一，苏州一府田赋超过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过两湖半数以上。

中国历史上以汉、唐为最强最富时期，但那时却全部靠黄河流域，不靠长江流域。可见古代历史上的黄河，是中国之利，非中国之害。所以中国文化，大部分由黄河流域人创造建立；长江流域人，仅居承袭发展之功。平心而论，中国历史宋以后，实不及宋以前。至少辽、金、元、清四个朝代打进了中国，即十足暴露了宋以后中国历史之弱症。我曾到山东曲阜拜谒孔子庙，参观碑林，所见是金、元、清三代皇帝的碑多，中国皇帝的碑少。孔庙是中国二千年传统文化最可纪念的圣地，我们只一看那里列代皇帝所立的石碑，便该有所感慨警惕了。再以人物论，唐以前大皇帝、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一切有名领导人物，十九都是北方人。宋以后始有南方人跑上政治舞台，由南方人来领导中国。学术上的重心，也渐渐转移到南方。然而宋以后的中国，便远不如宋以前，这一层是研究中国历史很值得注意的。

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该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如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韧，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伟大典型人物都有。既能平均发展，还能长时期维持不坠。第二才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人。至于江、浙、闽、粤人，大体上说，气魄不够雄伟，仅赖北方中国祖先余荫，实不足代表中国人的标准风格。目前的中国文化，则都集中在东北从辽东以迄西南达广东的沿海一条狭边上，愈向内，愈黯澹，直到西北边宁夏、蒙古、新疆、西康、西藏，至滇、缅边境，我们一概置之度外，不加理会。如一个大瓜，腐烂了大半个，只剩沿海一线，则只是一层薄皮了。

西方文化，从历史转动趋向言，先由希腊转到罗马，再从意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比利时、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苏维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温带移向寒带，由低处向高爬。希腊是小区域的温暖地带，德意志、苏维埃是大面积的高寒地带，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动态。在中国呢？这一趋向却恰相反。从黄河流域，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渐渐移到长江，再由江浙移趋闽粤，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带向低暖地带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国则顺流而下。这一对比是极可注意的。

近代中国人只知沿着顺势，向东南沿海跑，这因东南沿海有许多引诱我们的东西。可是黄河中上游，大陆西北，荒芜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还是我们古代汉、唐的遗传，本质上并不比东南沿海的人差，或许会更好些。若我们能从经济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开发，一定仍能到处发扬我们北方祖先宽宏的气魄，雄伟的精神。这是找寻我们历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们的文化新生，决然当由我们内部自身来，不可能从外国西洋来，这是很显然的。

当时我第一篇文章，[1]即主张抗战胜利后应建都西安。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应该走逆势，不可走顺势。正如个人般，应努力向上，不该顺势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国知识分子经济力量都集中向东南，西北本已荒废，再加东南引诱力一拉，将更没有办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后必然会全体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领导，知识分子、经济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边，逐渐移回一部分，好让两边逐渐得平衡。汉、唐立国，便是如此般由东向西倒拖的，此刻则当由南向北地逆转。我写此文后不久，美国华莱士来中国，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见中国欢迎使节，发表谈话说：“别人认为我从中国的后门进，实在我是从中国的大门进的呀！我经过了你们河西兰州一带，便想象到我们美国当年西部的开发。”不错，华莱士这番话，我实在非常赞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说，你主张建都西安，孙中山先生早曾提过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记载着孙先生与章先生的一夕谈，文中记明谈话的年月日。当时孙先生说：“我们革命的首都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的首都应在西安，这是中国全国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该建都在伊犁。”孙先生这番话，实在有气魄，有远见。从他话里，可以指导我们有一百年以上的兴奋和努力。我们统治着偌大一个中国，总不该专门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杭州、福州、广州那些专供外国人吸血的新都市。应该同样注意到察哈尔、绥远、宁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带广漠区域。不该对这些大地面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我因此便写了第二篇文章，再来强调我移都西北的主张。[2]

我认为中央政府是一国的头脑指导中心，头脑该摆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摆在大门口，摆在前面。头脑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输送，全部神经都向那里会合。头脑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处。太温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开封，开封如人体的腹部，头脑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滞了，不流通。这样便会生机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满州建都所在，就他们讲，也是站在最前线，用来控制整个中国的。明朝建都北京，因为刚打掉蒙古人，也是针对着敌人的最前线。今天中国的敌人已非日本，而是苏联。照对外形势讲是如此，就对内实情说，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西北重于东南，内陆重于沿海。我们该将中国经济文化来一个大对流，南方人该尽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后，中国自然有办法。

中国历史地理一书中阐述：

然而，“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古人称完全以山川为界的区域为“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就军事地理而言具有易守而难攻的特点，冷兵器时期这一特点尤其突出，若割据者拥险而自守，极易形成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局面，这就是《周易》中“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所包涵的道理。凭借“随山川形便”而拥有“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形势，四川、山西均属典型。其中四川盆地，北有秦岭、巴山，南有云贵高原，东有三峡及川东平行岭谷之地，西靠青藏高原，依凭地理之势历史上先后有蜀汉、成汉、前蜀、后蜀以及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建立的政权，地方政权反复出现，战争动乱屡屡发生，正因此，明末清初欧阳直公《蜀警录》中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语，一直流传至今。同样具有“随山川形便”之势的是山西，这里虽地处黄土高原，但黄河西来绕过西、南两侧，东有太行山，北有雁北山地，也具备“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形式，历史上在这里建立政权的有前赵、后赵、北汉等，一直到民国时期，任山西省省主席的阎锡山名为国民政府官员，实为山西土皇帝，都与这里的地理形势密切相关。如果说四川、山西的地理形势曾经成为割据政权拥险自守的屏障，那么被古人盛赞为“关中形胜之地”的今陕西省中部八百里秦川，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不止一次凭借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完成了统一大业，周、秦、汉、唐正是从这里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