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解放鞋的解放者：亚洲革命运动的地下根源

评《地下亚洲》

奥利弗·克劳福德/文

王立秋/译

Oliver Crawford, “Book Review: Underground Asia: Global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Empire by Tim Harper”, LSE Review of Books, January 4th, 2022.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奥利弗·克劳福德(Oliver Crawford)，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ILAS研究员，LSE客座教员，著有《陈马六甲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an Malaka)。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蒂姆·哈珀(Tim Harper)：《地下亚洲：全球革命者与对帝国的突击》(Underground Asia: Global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Empire), Penguin, 2020.

亚洲的去殖民化是二十世纪的大事件之一。今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印度和印尼是自治的民族国家。但近至20世纪30年代，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尼）的荷兰总督博尼法西厄斯·科内利斯·德·容格还能自信地说：“我们用鞭子和棍棒统治了这里三百年，我们还会再这样统治上个三百年。”事实证明，他错了。到1950年的时候，印尼和印度都取得了独立，中国也建立了致力于推翻西方帝国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二战及其后的动荡岁月的阴影笼罩着关于亚洲去殖民化的标准叙述。蒂姆·哈珀和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在他们的《被遗忘的军队》(Forgotten Armies, 2004)和《被遗忘的战争》(Forgotten Wars, 2007)中也谈过这个。在新出版的杰作《地下亚洲》中，哈珀把关注点转向了二十世纪开头的那几十年（1905-27年左右），即从欧洲美好年代的最后几年到爵士年代，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欧洲帝国在亚洲“从根本上遭到了自下而上的破坏”。一战和十月革命也发生在这段时间。就像哈珀展示的那样，在这几十年里，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反殖民活动愈演愈烈，各种刺杀、兵变、罢工和“土著”的起义使欧洲的官员感到恐惧，他们担心，亚洲的殖民秩序可能处在彻底瓦解的边缘。

在这些年里，帝国官员恐惧的核心，是一种新的殖民臣民：到处旅行，受过欧式教育（一般能说好几种语言），熟谙诸如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此类的现代政治信条，与各种国际文化与政治网络有联系，并对外国的统治深怀敌意。哈珀向我们介绍了许多这样的人物：印度的哈尔·达亚尔、M.P.T.阿查里雅和M.N.罗伊；印尼的司马温和陈马六甲；越南的潘佩珠和胡志明（阮必诚）。哈珀在《地下亚洲》中讲述的，正是这群亚洲激进分子——与之相对的，是人们更加熟知的亚洲民族领袖，如甘地、尼赫鲁、毛和苏加诺——的故事。

这本书本身是按年代顺序来写的。前5章写1905-14年，也就是“地下”成形的那几年。地下的发源地主要还不是被殖民的亚洲本土，而是英、法、日、中、美国的大城市，形形色色的亚洲反殖民主义者在那里生活、工作、学习和互动，他们互相学习并开始把“亚洲”当作一个反殖民斗争战场来看待。第6章到第9章写一战，后者为在亚洲抵抗帝国主义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一开始，一些印度激进分子认为德国可以成为他们反对英国统治的合作伙伴。但十月革命，特别是列宁对亚洲“民族运动”的支持改变了亚洲的“地下”。就像第10章到第13章描述的那样，从1920年开始，亚洲各国开始组建共产党，而像M.N.罗伊、陈马六甲和胡志明那样的亚洲反殖民主义者不久之后也前往莫斯科，开始（不乏批判地）与共产国际接洽。

故事在第14章达到高潮，这一章写的1926年中国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和1926-27年爪哇和苏门答腊共产主义起义。这些事件，虽然充满了对解放的期许，却迅速恶化为流血事件，国民革命军开始“清党”，印尼也开始大规模处决、逮捕和流放反抗者。在哈珀看来，1927年后，情况变了。新的反帝国主义者成为主流，这些人更注重党的纪律性，在政治上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的立场。除胡志明外，那些“地下”人物的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M.N.罗伊不是促使印度走向独立的中心人物。1949年，在印尼革命的最后几月里，陈马六甲被印尼共和军中的政敌杀害。他被埋在爪哇一个无名墓穴，在反共将军苏加诺漫长的统治时期(1966-98)，他的国家的历史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

哈珀的叙述突显了两个主题。首先是反殖民主义者的日常生活的品质——有时刺激甚至鼓舞人心；但经常与孤独、贫穷、寒冷、不安全和对被殖民警方驱逐或监禁的恐惧为伴。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把握到了地下生活的氛围：“世界游轮的统舱（下等舱）阶级”、“穿胶底鞋的造反者”、“迷途者的国度”。第二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地下”政治的特色。它们往往理想地兼收并蓄，带有乌托邦色彩，从阿查里雅的无政府主义到司马温的伊斯兰共产主义皆是如此。它们也充满了世界主义的气派——来自地下的人物往往通晓多门语言，对世界文化信手拈来，而且，他们经常梦想一个后帝国的未来，那时，世界将不再有欧洲帝国主义在数个世纪里通过暴力建立的国界。

对于《地下亚洲》，我有两点批评。第一点与地下是不是真像哈珀声称的那样，“破坏”了欧洲在亚洲的统治有关。以印尼为例，1927年，欧洲对群岛的统治依然稳固。的确，1926-27年失败的爪哇与苏门答腊起义迫使它引入了新的警力和审查。但直到1942年日本人打败荷兰人并占领印尼(1942-45)的时候，印尼独立战争的真正转折点才到来。

我的第二点批评和政治的暴力有关。哈珀承认，陈马六甲（在书中讨论的人物中，陈并非独一无二的存在）认为暴力“对革命来说是必要的”。不过，他也认为，陈马六甲相信，通过“贿赂军队、团结总罢工和大众示威的不可阻挡的势头和道德力量”可以终结荷兰的统治(p. 543)。无疑，陈马六甲希望不必通过暴力来结束外国的统治，但他当然也知道，单是“道德力量”还不够。在其著作中，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和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崇备至，而这两个党都不畏惧使用暴力（和高度威权主义的）方法来达成它们的政治目标。这个事实应该提醒我们注意，亚洲地下的政治，虽然聚焦于解放，却也有黑暗的一面，对此，哈珀本可以再多加讨论。

撇开这些瑕疵不说，《地下亚洲》是一部出色的历史著作。它把多到惊人的材料统合为一种令人难忘、激动人心的叙事，提供了一种看待熟悉事件的新视角，并生动地展现了在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中经常遭到遗忘的那些行动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