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判之批评

只简短批评下文中几点不同意的地方。个人想法大致如下，也欢迎其他人批评。

照“世故”的看法，在人的生前，是不容易作定论的，因为在人的生前，怕有所得罪，不免作一些违心之论的恭维，在人死后，就比较地可以坦率了。然而在我没有感觉这种必要。我在本书初版时的序上就说过：“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惟一的态度”。这态度，我一直没有变。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所以事后既不会反悔，人死也不会让我的论断变更。我向来是最讨厌橡皮的，错就是错了，何必再擦掉？因此，这回的重印《鲁迅批判》，也仍然一字不改。我够得惟一遗憾的，只是我在书中提到了鲁迅生命之将近结束，不幸成了谶语。

问题一 P6 鲁迅执拗性/持久性的根源？

这种紧握而不轻易弃置的持久性是根深蒂固的一种来自农民的精神的赐予。

李长之观点：李长之认为鲁迅深刻了解执拗的农民性，同情农民，初期以农民性（惮于改革、愚昧、奴性、麻木）为写作主题，自己充当战士时身上也有股执拗（“对于白话文的拥护，对于国故国粹的捂击，对于人必得要生存的人生观的坚持，对于陈西滢的笔战”），由此推断鲁迅是从他的写作对象中——农民习得执拗的了。

反驳：

鲁迅生于落寞小康家庭，成长过程中读书不断，一路从水师学堂到矿路学堂到日本留学，回国当了教员。他是个十成十的知识分子，他汲取了当时农民远接触不到的西洋知识和理论。这也是为什么农民希冀改革但麻木，鲁迅希冀改革而振声的道理。

鲁迅只在他父亲尚在时和农民有过多交集，他生活于鲁镇，和农民的子女一起玩耍。但他那时年纪尚轻，衣食无忧，除了来自父亲隐隐的压力，他没什么要执拗抗争的。后来父亲去世，他体会到的则是亲戚、街坊们的势利和冷漠，他也并没有执拗地讲道理或骂出来，而是默默忍受着，逃离了鲁镇，外出求学。

人人可看出鲁迅身上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但这股精神不是向农民学来的，因农民不敢抗争、不知抗争而只拼命寻着顽强活下去的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农民执拗寻求的是不苦；鲁迅初期寻的是民族性，民族觉醒和反抗。

笔者认为鲁迅的执拗更来自于家庭落寞，从小丧父的经历。早当家，早经历世间冷暖，早承担起照顾母亲的责任便自然有一股执拗和不屈了。可笑的是，那时欺辱他的恰是他的亲戚、街坊，是他身边的农民们。噢，还有中医。

问题二 P49-P53 诗人、鲁迅的性质

诗人是情绪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了时代的呼声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更是的。

………… 以写下等社会人的生活为文艺的对象的，鲁迅纵或不是第一人，也是最早的人们之一。在他也许是因为寂寞了，偏有那些愁惨的可怜的动物的生活，浮现在心头，然而他这取材，却无疑地作为此后文学运动的一种先声，在他不意识的中间，他已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了，他已呼吸着时代的气息了，倘若我们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他后来的所谓“转变”，实在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而且惟独他最初对于取材上，是无所谓的，并没有革命文学的或平民文学的、普洛文学的企图，他却只是真正有着一些偏不能忘怀的感印，他要写出来以驱散寂寞，他和这些顾材乃是像生物似的有机的关连着，却不是硬凑，或者硬拉，因此他这里才是真的文艺，才是真正渗透了时代的意义的艺术。

明目张胆而提倡革命文学，为革命文学而造作那类的题材，这是革命家的事，这是宣传家的事。不是诗人的事。诗人是不知不觉，而作了时代的代表的。

所以我说诗人像是被动的，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诗人对事情不是用理智推来的，他是感到的，他感到之大小，以及他是否能把感到的移在纸上，而令读者恰得到他所要绘就的印象，这是天才的问题。

天才是天生的，康德这样说。在天才之为时代的预言者，在天才之为社会的演进之纪程碑，在天才之与大自然、人类、森罗万象之息息相关，在天才之不能纯由学力，在天才之产生不能由人预期诸点上说，天才是天生的，这话没有错。这样的天才也就是诗人。印象的，情感的，被动的，这是诗人的，也就是创作家的特色。鲁迅正是够资格的。

李长之观点：诗人是感性的，是被动陷于时代的；诗人文章中对时代的反映是无意识的；诗人写文章只能写具体事物而不能总结出抽象理论。鲁迅也是感性的（充满感情的），文章是抒情的；鲁迅是被动的，初期写文章基于无法忘却的痛苦记忆；是流于具体印象而未总结出理论体系的。因此鲁迅是诗人，而不是思想家。

反驳：

笔者支持鲁迅是诗人而不是思想家，因为鲁迅确实没有构建学术体系，不像后来沈从文能研究服饰，钱钟书能研究诗。鲁迅也确实符合诗人形象，他既写诗，文字又总是富有感情。

但李长之对诗人的特点归纳是部分错误的，其一在被动性。其实不仅诗人是被动于时代的，商人也是被动于时代的，自然科学家也是被动于时代的，只要不是政治家，不愿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关心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那都是被动于时代的。在公民权利与义务没被普及之前，没几个老百姓愿意主动参政议政，“勿谈国事”“自扫门前雪”才是生存之道。

其二在鲁迅的文章是无意识中表现出时代意义的，这也是绝对的错误的。 鲁迅弃医从文的目的便是唤醒国人，年轻时主动创刊但不了了之了。鲁迅年轻时是欲反抗，欲呐喊，却因种种因素而不达的（譬如理论知识不够，经济不支持等）。鲁迅的确没有总结出什么实践、认识理论来，《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娜拉出走之后》同我们现在的键政内容差不了多少；但并不是马克思或年轻毛那样的思想家或领袖写的文章，才有资格读出时代的反映。当鲁迅意识到麻木、愚昧是普遍的而非身边的，觉醒和反抗是民族的而非个体的，那他就已经先有时代意识，先有“五四精神”了。不能因为鲁迅长于抒情，小说/杂感多写具体的人，就认为他是无知无觉地写出这种痛苦的。

问题三 P138鲁迅的枯燥/鲁迅不能鉴赏美

我说鲁迅是一个诗人，却丝毫没有把他派作是吟风弄月的雅士的意思，因为，他在灵魂的深处，是没有那么消闲，没有那么优美，也没有那么从容；他所有的，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一种粗暴的力。

…………

从这里，我忽然想到鲁迅是一个颇不能鉴赏美的人——虽然他自己却可创作出美的文艺，供别人鉴赏的。因为，审美的领域，是在一种绰有余裕，又不太迫切、贴近的心情下才能存在，然而这却正是鲁迅所缺少的。创作时不同一点，自然，鲁迅依然是持有丰盛强烈的情感的，可是因为太丰盛而强烈了，倒似乎在那时可以憋着一口气，反而更有去冷冷地刻画一番的能力，这样，在似乎残忍而且快意的外衣下，那热烈的同情是含蕴于其中了，于是未始不可以成了审美的对象。逢到他自己去赏鉴，却是另一回事了。他自己说：“对于自然美，自恨苦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华盖集续编》，页二二一），所以，我方才说的，我们不能派他作吟风弄月的雅士者，这意思自然一方而是他不屑，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他也有所不能。

他是枯燥的，他讨厌梅兰芳的戏片子（《两地书》，页八九），他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集外集》，序言页三），这都代表他的个性的一个共同点。

李长之观点：鲁迅没那么消闲、优美，因此不能鉴赏美。他也因此讨厌徐志摩、梅兰芳。“这意思自然一方而是他不屑，然而在另一方面却是他也有所不能。”

反驳：

鲁迅不能鉴赏美不是灵魂深处的影响，而是时代迫使他站出来，由此他有些瞧不起/愤恨某些知识分子还只顾着自己的美，不一同来呐喊。鲁迅这想法既是正当的，无论从唇亡齿寒，还是从民族荣誉，公民义务来讲都可以；但也是道德绑架，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没法强行要求。

鲁迅同梅兰芳、徐志摩的过节也是由此来的，他觉得这些文人浅薄、自私、麻木。

在《论照相之类中》，鲁迅拿梅兰芳做调侃：所有北京名流都逃不脱“下野像失”的命运，中外名流拍照出来则不如何好看，像也是铜质的，小小几寸。唯独梅兰芳，因（男扮女）其似个太监，看着无害使人放心，所以梅兰芳的像在中国是永久的。鲁迅对此嘲讽道“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但说理时还是显得有些小气了，新文化运动该搞，中医该废医验药，不能觉着梅兰芳被旧时代的人偏爱，便给一起骂了。

鲁迅讨厌徐志摩、梅兰芳还因为他们是胡适、陈西滢的好友，一开始徐志摩还帮陈西滢辩了几句，鲁迅对待敌人一向是小心眼的，便恨屋及乌了。（但后面成立左翼同盟时断然放下恩怨，这就是鲁迅的魅力所在。）

鲁迅没写“不能欣赏美”只因为一个原因——环境不允许、良心在作祟。鲁迅是悲观的、内敛的，他对美、爱的欣赏完全能在《两地书》中体现。

“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或者如你所说：“不要认真”。**我其实毫不懈怠，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集续编》，做完《旧事重提》，编好《争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译的小说），看完《卷葹》都分头寄出去了。**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而“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我也不能够。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两地书》七九

问题四 为什么鲁迅没能写长篇小说？

这种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内倾”的。在这里，可说发现了鲁迅第一个不能写长篇小说的根出了,并且说明了为什么他只有农村的描写成功，而写到都市就失败的原故。这是因为，写小说得客观些，得各样的社会打进去，又非取一个冷然的观照的态度不行。长于写小说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是十分活动，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人，虽然他内心里须仍有一种倔强的哀感在。鲁迅不然，用我们用过的说法，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他不耐烦，就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来，这都不便利于一个人写小说。宴会就加以拒绝，群集里就坐不久，这尤其不是小说家的风度。 然而他写农村是好的，这是因为那是他早年的卬象了，他心情上还没至于这么厌憎环境。所以他可以有所钵验，而渲染到纸上。此后他的性格，却慢慢定形了，所以虽生长在都市，却没有体会到都市，因而他没有写都市人生活的满意的作品，一旦他的农村的体箍写完了，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可写，所以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后，便几乎没有创作了。

李长之观点：“长于写小说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是十分活动，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人，虽然他内心里须仍有一种倔强的哀感在。”

反驳：

我都懒得反驳了。小说家都能到处混宴会倒好了，不愁没饭吃了。鲁迅不是没有写都市/知识分子的，譬如《高老夫子》、《肥皂》。

高老夫子的牌风并不坏，但他总还抱着什么不平。他本来是什么都容易忘记的，惟独这一回，却总以为世风有些可虑；虽然面前的筹马渐渐增加了，也还不很能够使他舒适，使他乐观。但时移俗易，世风也终究觉得好了起来;不过其时很晚，已经在打完第二圈，他快要凑成“清一色”的时候了。

鲁迅不写长篇小说的原因也是时代不允许，他忙着当战士呢。“仅仅在外国创作百万言小说却不中用”“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已经说清了他的态度了。他对文学的态度是悲观的——批评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而他对前路，对胜利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所以才有“铁屋论”。

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鲁迅译著书目》.三闲集。

问题五 对鲁迅的部分评价

因鲁迅在情感上的病态使青年人以为社会、文化、国家过于坏，这当然是坏的，然而使青年人锐敏，从而对社会、世事、人情，格外关切起来，这是他的贡献。 因为鲁迅在理智上的健康，使青年人能够反抗，能够前进，能够不妥协，这是好的。同时，一偏的，不深于思索的习惯之养成，却不能不说是坏的。 撇开功利不谈，诗人的鲁迅，是有他的永久价值的，战士的鲁迅，也有他的时代的价值！

在文末，李长之认为鲁迅是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认为鲁迅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认为鲁迅是有永恒价值的诗人和时代价值的战士。

反驳：

不得不说李长之深陷的时代局限性比鲁迅更甚。虚无主义者和情感的病态恰是鲁迅远超时代的地方！他就是那“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的秉持者。而那时的左翼青年连看清生活的真相都还不敢，必须要一劳永逸且必将胜利的虚幻的允诺才敢来做添头。

如今过了百年，鲁迅的卓越之处，就借由这一篇《铲共大关》（三闲集）来说明吧：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报》上，又有一段《长沙通信》，叙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其中有几处文笔做得极好，抄一点在下面：

“……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抄完之后，觉得颇不妥。因为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便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批评家罗喀绥夫斯奇说的罢：“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这百余字实在抵得上小说一大堆，何况又是事实。

且住。再说下去，恐怕有些英雄们又要责我散布黑暗，阻碍革命了。一理是也有一理的，现在易犯嫌疑，忠实同志被误解为共党，或关或释的，报上向来常见。万一不幸，沉冤莫白，那真是……。倘使常常提起这些来，也许未免会短壮士之气。但是，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