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对国家无所不能的想象

米格代尔《强国家和弱国家》这篇文章意图扭转“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等对于国家中心主义的推崇，强调国家在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同时，社会也在对国家产生影响。他认为拥有巨大资源和能力的国家并不具有凌驾于社会的控制权，体现在其无法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直接动员，国家推行的政策也未必能取得所设想的结果，二战后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情况可以支持这一论断。

这些国家有限的社会渗透能力、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社会规制能力根源于社会控制的分散化，国家所希望的在全国范围内贯彻的统一的制度性框架（如一些奖惩规则、生存策略和符号意义）在与分散于社会中的施加不同规则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一套规则的斗争中并不能取得优势，这种冲突环境和结构持续存在。

那这种社会控制分散化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认为19世纪50年代到“一战”期间世界市场的扩张使亚非拉社会中旧的社会结构和生存策略瓦解，这种混乱的环境有利于集中化社会控制的建立，但外部政治力量如殖民政策却导致了亚非碎片化社会的重新建立，也有例外。

以塞拉利昂为例，19世纪末英国殖民时殖民者在保护国塞拉利昂实行了权力分散化的统治策略。具体措施为借助上百个地位相似、独立的酋长以确保当地民众的稳定和普遍的服从。在这一结构下，安全和稳定能得到保障，但效率却不行，例如当地殖民官员无法通过酋长进行大规模的人力和物力的动员，如完成为“二战”中的英国生产和出口更多粮食的任务。

那英殖民这为什么不建立集中化社会控制？首先，从客观上来说，英殖民者自身权力的脆弱，不足以在当地建立直接控制。从主观上来说，英国在塞拉利昂的利益在于在当地维持尽可能低成本和安全的统治，以为贸易的开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本土领袖已经建立一个英国人可以依赖的社会组织。

殖民时期的这种政策导致独立后的塞拉利昂，尽管国家拥有众多的资源和复杂的机制，但仍然无法形成与民众的直接联系。作者认为“国家成为了一个大慈善家，但未能从其善行中获取控制和权力”。主要因为在日常事务中，资金都流入了私人手中——酋长们或新型组织化的资产阶级，从而加强了与国家机构所推行的规则相背离的规则。

而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自治体现出了一副不同的图景。

一战之后，英国在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其中托管原则的第4条明确承诺在巴勒斯坦促进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此前1918年宣布的《贝尔福宣言》已经表明英王支持犹太人家园的建立。英国人本想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托管机构并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参与统治，但因为阿拉伯人不接受《贝尔福宣言》基础上的权力分享，便放弃建立统一的政治框架，将统治权分别下放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方面，因为拒绝权力共享，所以承接英国人下放权力的对象仅为一些个人（如当地的警察等）和地方组织，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资源和权力，加强了碎片化的控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利用这一机会，建立一个自主的、社会控制相对稳固的犹太社区，即伊休夫。

这一结果的缔造者为本-古里安及其领导的哈瓦党（以色列工党的前身）。伊休夫建立了具有单独代表性的政治机构以色列议会，从而将巴勒斯坦犹太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分歧置于统一的政治框架下，实现了整合。其中，工党在议会中取得最大党地位，并在起执行机构国家事务据占据关键位置。至于经济问题，当局资金来源一方面来源于英殖民者下方的税收，另一方面来自WZO（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资金。在生活策略供给上，工党在1920年创立了总工会，并通过工会为犹太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就业等服务，从而形成了与巴勒斯坦犹太社区的广泛联系，并建立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在合法性上，1935年工党在WZO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取得被英国所认可的这一犹太人代表组织的控制权，而本-古里安也因此被英国人和犹太人视为犹太人的民族领袖。

为什么“二战后”脱离殖民统治独立后的亚非拉国家尽管拥有远超出分散的、小型的社会组织的能力和资源，仍难以在社会上建立统一的规则和社会控制，结束强人们的社会控制的碎片化分布？

作者给出了埃及的土改案例以解释其中的逻辑。

纳赛尔上台后意欲打破农村大地主大量占有土地的现象，设定个人占有土地上限（50费旦），增加小农贫农（占地5费旦以下）的土地。并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村理事会以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分支机构二十人委员会，将现有农村分散的社会控制集中在国家手上，让国家成为农民心中生存策略的主要供给者。但现实情况是，土地改革确实缩小了农民和大地主之间的差距，但社会控制并没有集中到国家手中。富农和中农从改革中获益最多，如承接了大部分大地主卖出的超出限额的土地，并且他们利用基于旧有社会地位在新的国家制度中谋求到的新的职位和国家资源，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同时向农民提供自己的不同于国家的生存策略，体现为各种腐败和裙带关系。这使得国家仍然无法通过自己所设立的机构同民众建立的联系，更谈不上大规模的直接动员。

那国家所显现出来的这种持续脆弱性对国家机构自身的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作者提出了“生存政治”的概念。

在这种无法将分散化的社会控制集中于国家的情况下，作者认为尽管国内外的威胁可以通过建立国家机构、提供生存策略而进行政治动员来消除，但国家仍会削弱社会控制集中化所依存的国家机构，这种机构被纳赛尔称为“权力中心”。这是因为不同的机构常常会产生不同于国家利益的自身独特的利益视角，这种视角造成了离心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会对国家领导者构成威胁，而国家因为社会控制碎片化无法进行广泛政治动员而无法抗衡这种威胁。

为了抗衡这种威胁，统治者会采取削弱任何可能危及他们自身“向心力”的外界因素的手段，作者称之为“生存政治”。在面对国家机构对国家领导人的威胁时，政治手段包括政府个关键机构高层人员大洗牌、任人唯亲或者采用非法拘禁、放逐等非法手段，但这些手段也导致国家机构的全面弱化和社会改革措施的难以推行；至于面对大资本的威胁，国家的政治手段包括非法的卑鄙手段、将社会组织转化为国家机构（国有化）、或者与资本妥协（相互形成依附关系）。

国家高层的生存政治策略还会使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时倾向于“形式主义”。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政策执行妥当可能带来的升迁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来自于政策可能对现有权力架构的破坏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剥夺而引发的敌视和威胁。当政策的监督者因为陷于生存政治而自顾不暇，而政策的受益者因害怕失去现有的生存策略而不敢作声，政策的执行者也不敢轻易挑战当地强人的权威。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成为妥协的场所。国家领导者不仅仅向权力中心妥协，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工业产出，他们还需要和那些不太强大的强人们做交易以维持地方的稳定和获得间接性的政治动员。而在地方层次，民众在选举中为自己所支持的政党和其宣扬的政策投出选票，但这些政策却被这种的生存策略和多层次的妥协改变，而最终有利于强人制定的游戏规则。

这个逻辑最终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社会权力的分散化导致国家领导人的两难处境和生存策略，而这种生存策略造成的多方妥协加强了社会权力的分散化。

最后作者提出了几个建立强国家的条件。必要条件为“打乱社会”，这种打乱的方式有几种，除了作者之前的提到的世界经济扩张，在20世纪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还存在战乱和革命（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大规模移民（以色列和台湾）。而充分条件为，外部政治力量对于集中化控制的推动、外部军事威胁促使国家将大规模动员的优先级置于担心国家机构产生的离心力之上、建立具有与国家利益观相一致的官僚阶级、存在能为公众提供生存策略并密切关注风险变化的出色的领导人。

总体来说，米格代尔这种将宏观的社会结构和理性选择的微观基础相结合进行动态分析的方法非常有意思。另外其差别性的国家观以及对国家能力的分类对本人也非常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