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历史三调》双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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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弱者的反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书评
本书英文版于1987年出版，作者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系名誉教授。他是《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的作者，以及《中国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和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等多部著作的联合主编 ）借助了人类学、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学说（P10），并在1979年在山东大学和第一历史档案馆待了一年，通过查阅60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原始的手稿记录，以及亲自在闹过拳民运动的乡村地区进行旅行采访，他把距今120多年前的一场轰动全球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展示在我们眼前。
来自Amazon
2014年在 “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家庭与国家” 讲座中
本书在Amazon上评分为4.9/5，接近满分。
笔者先以《义和团运动原因分析图》综合一下19世纪末年发生在鲁西南、鲁西北的重大事件：
武力从来没有被舍弃，当鲁西地区因为正规军在甲午战争进行时被抽掉，本地的民团兴起，以应付当地不绝的匪患。清廷在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内乱，对英国的两次 “鸦片战争” （第二次为英法联军）以及对日的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外国势力从海岸城市入侵，西方的天主教/新教迅速扩大了在山东及内地各省的教民，并在与当地传统地主阶层的冲突中往往获得偏袒性（武力威胁）的优势。尤其德国（崛起太晚，海外殖民地太少）眼红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获得的利益，于1897年强占胶州湾后，逼迫日甚。
这时候拥有更少举人比例的鲁西地区（此处作者用了一张没有公布公式的多元回归表，列举了在多个变量下、各个因素影响举人数量的关联性，P41），面对着接连遭受打击的纷乱社会：洋布、洋货冲击下凋敝的经济环境，传统的运河运输受海运的影响，更多的闲置劳动力要么去做匪徒、贩卖鸦片，要么在地方佃户、富农、地主阶层的联合下保住自己的地盘。于是各种民团组织取代了存在感极差的军队，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外来的“和尚”——神父和教民的入侵。
以下为各类山东组织的特征，它们最终或站在了对立面，或混合了各地、各拳术教派的仪式，最终演化为简单易行的“义和团”降神附体以求刀枪不入、获得对外国势力枪快炮利的心理优势。
本书紧扣书名，对于义和团运动之前的、发生在山东地区的各类暴动和叛乱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如八卦教，太平天国，捻军，大刀会。书中对威廉二世借由“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P149）发动海军入侵进行了分析，以及对于拳民们从“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第一次树立都发生在“森罗殿战斗”时期（1899年秋季），作者进行了详细的过程介绍（P319）。作者也辨析驳斥了当时官方对于运动标签式的污蔑和误解——这场运动不是源自“白莲教”的反叛。相反，义和团没有反对过正统的清政府，所有与清军的冲突只是对于官方军队紧逼下的自行反抗。在其他对于拳民友好或漠视的地区，如直隶，拳民们甚至认为这是一场对官方无力应对外国势力侵入的民间力量的展示。
最后一章，1900年6月17日御前会议决定对列强宣战（P378），依仗的是孱弱的军队，和民心可用的 “拳民” 。在北京攻打西什库教堂、东交民巷使馆区未果，天津进攻租界堡垒失败后，义和团凭借的法术失灵。比 7、8月酷暑更难当的是八国联军的增援，杀戮沿着港口延伸到北京城。慈禧带着影子皇帝光绪仓皇 “西狩” 。之后在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更是为清朝的统治打下最后一颗棺材板钢钉。此处的恐惧和血腥杀戮详情可以参见《历史三调》中第一，第二调的内容。
为什么拳民要高举“扶清灭洋”旗帜？
在拳民起势之前，清政府有机会平息民意。从1896年大刀会的兴起和最后两位领袖被熟识的民团首领邀请赴会后被捕并被处决（P144-145）可以看出，民间与当局者产生矛盾（因为教会问题）是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让怨气消散的。其中地方的民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任何大规模血腥报复之前，平常被统治的农民有多种的表达手段去发泄上层压迫的不满情绪。
詹姆斯·C.斯科特观察了20世纪末的马来农村，总结出农民对抗不公正现象时的手段：装傻，消极怠工，毁坏工具，拖延，偷窃，逃跑等，称为 “弱者的武器” 。其本质在于统治阶级和底层政治都分别有一个公开的 “剧本” ，以及一个 “潜隐剧本” 。 [1] 对于从属者来说，在支配者面前的说话就是 “公开剧本” ，需要符合他下位者的身份以及对上位者的尊重；而在后台，支配者看不到的地方，从属者会通过语言、姿势和行为变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去否定或嘲弄支配者，这些就是一个 “潜隐剧本” 。而以支配者的角度来说，台上说的冠冕堂皇的话以及维护下位者的态度，可能会抑制不住实际的鄙夷，但这个 “公开剧本” 是会被记录在历史上的，所以支配者还会尽力去表演和展示自己光辉的形象。而离开舞台，他在同类人的面前，就会卸下面具，说出他的真实看法，这是上位者的 “潜隐剧本” 。
斯科特只是做了人类学的概括和总结，从属者和支配者之间的差距越大，这两者公开的剧本的偏离度越大。对于从属者来说，时间越长，受到的压迫越紧，产生的怨气越大，他自己两个剧本之间的差异就越大，弦绷的越紧。当“潜隐剧本”突破“公开剧本”界限，从属者当着支配者说出反抗的真话时，这种“不服从”往往会造成支配者恼羞成怒，进而强力镇压，因为他感觉之前的表演投入都白费了，需要血的清洗。这也是“扶清灭洋”口号产生的聪明之处，对于拳民来说，身边的清政府虽然衰弱了，但来的镇压力量是及时的，需要避开，所以尽管鄙视其无能，但口号上隐含了一种“潜隐剧本”，意图避免与当地权力直接发生冲突。而他们反对的教民所依靠的外国列强，毕竟军队还远在海岸城市，就算军队来了，来少了还能躲避和武力反抗。当拳民联合起来，成了燎原之势时，尤其对那些“二洋鬼子”的杀戮，个人释放出来的自尊和兴奋让从属者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奴隶社会时奴隶反抗奴隶主的奴役，封建社会中农民反抗逼迫日甚的教会和教民，是可以推动历史前进的。只是其组织者仅有农民千年培养的“狡黠”经验，其盲目性造成了大量无谓的伤害。
义和团运动最终的教训，就是让“中国士绅特别害怕普通百姓卷入国家政治事务”。（P391）在一次次的内乱、气候造成的粮食危机以及接连而至的外族入侵中，中华帝国有机体的DNA双螺旋结构受到加诸在内外两条 “主链” 的压力：1）异族不再从草原上袭来，而是跨过漫长的海岸线冲击着帝国；2）内部社会受到气候的影响，发生粮食危机，以及太平天国、捻军等内乱的消耗和威胁。面对社会陷入瓦解、崩溃的境地，义和团运动所展露的来自底层民众的狂乱力量，让所有人都惊悚不已，它本质其实是维系社会结构完整的 “氢键” 。但没有人想着去改造、使用这股力量，于是它被忽视了、被污蔑、被妖魔化。此后就算是改朝换代民国了，精英们也没有惊动这股力量。
本书的价值还有在结语部分，作者横向地把义和团特殊的降神附体与差不多时代发生在美国的印第安苏族鬼舞道门运动相比较。北美最大的印第安部落苏族人相信鬼舞道门中可以在舞蹈引进鬼魂衫，它可使着衫人避开白人枪弹的伤害。最终生活日益紧迫的苏族人发动暴动（1890年）与白人官员和美军发生冲突并被镇压。（P395）
而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比义和团运动国际影响小，但动摇封建社会根基、实际意义更大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才是群民暴动的典范。拜上帝会的会员们，尤其是杨秀清使用“圣灵”附体后能治愈疾病，讲出预言。（P406）
这将是笔者的下一个阅读主题。
看完本书有个疑问：清政府拥有德式新军（武卫中军拥有德制克虏伯重炮）护卫京师，日式精锐（武卫前军）驻防和天津，为什么连个少量士兵防守的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西什库教堂，天津租界紫竹林都没有攻下来？
一切皆因庙堂算计，枉顾国难大局。后续再详述。
对于义和团运动，没有多少影视剧或者文学作品去描写他们的倔强不屈。他们的蒙昧和非理性在20世纪民族觉醒的浪潮中泛起一点小小的血色浪花。北京租界用于防守的4台重机枪收割着义和团的人命，十多年以后马克沁机枪也将让无数强国的年轻人凋谢于泥泞的土地。脱离宗教束缚的现代性慢慢掀开它无法预料的残酷面纱，帝国主义间的争斗、民族主义的觉醒终将在两次大战期间激起更为血腥的惊涛骇浪。
叹息中占得一首律诗记录那些逝去的生命：
匹夫之怒
山东自古出豪杰，反教齐家勇练拳
社稷倒悬河改道，江山匡正火燎原
君王恐惧垂帘断，八国骄蛮射炮连
抛却头颅皆缟素，匹夫一怒发冲冠
勘误
1， P141 “砀山县的侯家社” ， 疑为 “侯家庄” ，因后文 “将侯家庄围了5天” 、 “他们又回到侯家庄” 。
2， P320， “就与冲国当局者合作” ，疑为 “中国” 。
待续，请看第二部分 韭菜的怒吼——《历史三调》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