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金森诗歌中的爱、死亡与肉身之罪

狄金森的诗歌书写有一个根本的语境，那就是对上帝的质问。作为宗教传道书而不仅仅是文学文本的《圣经》，既给予她丰富的诗歌素材，也带给她苦涩的思想痉挛。比如死亡。关于死亡问题，经书的回答是，肉体陨灭后，灵魂会进入无与伦比的光，进入完善和不朽；肉体之罪将被净化，从伊甸逐出后，上帝父亲会将灵魂重新接回天国，这个在上的而绝不是在尘世的天国。在现代语境看来，它或者不可理喻，或者谬如戏言。因为在科学的经验主义原则之下，灵魂的有无尚属一个“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题，而遑论不朽和永生；而所谓的前世、来生与轮回，也已被谨慎地打入“非科学”的冷宫，这些字眼在人们的感知中普遍带有虚妄和不洁的中世纪蒙昧色彩。的确，无论证的亦无经验的“相信”，是很难做到的，毕竟，神迹是吝啬的。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信仰之跃”(leap of faith)[1]，即从希腊式的理性的怀疑一跃而入希伯来式的绝对信仰，并不是通过论证的自我说服。它不是论证，而是决断。这是“非此即彼”的划界，当中没有通约的可能。

狄金森于是长久在这个界线上徘徊、挣扎：“我的事业是边缘(My Business is Circumference)”(L268: 176)[2]。19世纪的科学发展，如原子论、地质学、进化论，深刻动摇了《圣经》构筑的世界观，而爱默生式的个人内在神性论也在逐渐取代神恩论的加尔文主义[3]。阿莫斯特学院曾以传播科学知识声誉渐隆，狄金森在学校也接触了植物学、哲学、天文学、生理学等知识[4]。但与爱默生的乐观不同，狄金森并没有在人与神之间迅速取得和解，她精神中的宗教成分并没有被轻易剔除。如Freedman指出，“她将清教的神性人(God-man)，而不是爱默生式的人形神(man-god)，作为诗歌模仿的更坚实的基础。”[5]神与人的前后顺序暗示着两者的根本差别。当爱默生以倒转的策略重新书写了道成肉身的故事，狄金森却无法将上帝请下那个中心而心安理得地“继位”。那条界限指示着人神之间不可化约的张力，却也成为狄金森诗歌写作的动力。她从不去教堂，但于《圣经》却信手拈来。她在书信中常常表达对基督教永生信念的怀疑，但她却不能简单地被称为怀疑主义者——“主义”二字暗示着某种太过“非此即彼”的立场。狄金森并没有作信仰的跳跃，而是在边缘不断试探，在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之间作辩证的摇摆。正如她风格化的破折号用法所暗示的，她其实把克尔凯郭尔的单维界线拉开，横插入一段间距，由此展开一场生死之间的叩问：

She staked Her Feathers -

Gained an Arc -

Debated - Rose again -

This time - beyond the

(inference) estimate

Of Envy, or of Men - And now, among

Circumference -

Her steady Boat be

seen -

At (ease) home - among the

Billows - As

The Bough where she

was born –(F853A)[6]

此诗首二句的翅膀和圆弧的交换，似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落天使的形象，但动词staked可以表明，她并非被褫夺翅膀，而是主动的“堕落”。堕落的后果是一次方向的转换：由上而下的掉落，变为由此至彼的水平航行，通过那个圆弧(arc)，在圆周(Circumference)之间。尽管Billows透出征程的动荡不安，其中也伴随着新一轮的争议，但她仍旧宣布自己的船自在、稳定。这或许是有意为之的对抗性的宣示。诗中另一明显的对抗是She和Men。Men具有双重含义：男人、人类。这样一来它就与She同时构成性别的、数量的对立。在性别上，She可能指向诗人自己，而下文的Circumference也进一步指向了狄金森所言的“my business”。现在的问题是，为何她茕茕一人，面对人类，甘愿赌上翅膀？翅膀如此珍贵，为何将它交付后，反而招致了人们的嫉妒？为何旅途艰险，她却说悠然自得？不止此。“where she was born”其实强调了，这一圆周边的航行，不仅穿梭空间，也能扭转时间，把她带到初生之时——何以能如此？何以要如此？

如果把was born和At home联系起来，认为这强调的是一种新生儿般自在无拘的感受，也无不可。但这种时间的逆流和空间的回归毕竟暗示出更多的信息。与翅膀相对的这艘边缘之船，其状态一般而言是动态的，但诗人却用steady修饰，且进一步把它安置在固定的地点(at home, the bough where…)和时点(born)，似乎要与动态的飞翔对抗。但这一对抗经不起推敲。如果翅膀暗示着鸟类，赌上翅膀的她现在便成了一根也许是鸟儿出生时所在的枝条，这一联想是奇妙的；但枝芽虽然生长点固定，它毕竟仍要继续生长。诗人执拗的稳定、安全的修辞语，与事实情况其实有着内在的对抗。当枝芽像破折号一般生长出来，这一段展开的人生，仍有无可规避的焦虑：

But, now, uncertain of the

length

Of this, that is between,

It goads me, like the

Goblin Bee -

That will not state -

it's sting.

(F356A)

《新约·哥林多前书》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1 Co15:55 O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诗尾用此典，传达的是死亡的未知性带来的焦虑。生与死之间的“长度”无法确定，死亡犹如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头顶，警钟仿佛随时会响起。生不受控，死亦然。存在是荒谬的，其意义无法解释。这是一种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死亡焦虑。[7]更痛苦的是，那个“永生”(Eternity)据说只有在死后才能确证，因为“无人见过上帝，还能存活(For none see God and alive)”(F1353B)——对生者而言，这份等待怎能不煎熬。而如果这只是教义的甜蜜谎言，永生根本不存在，那么此生的意义，又在何处？对那些轻信者而言，永生的保证如同蜂蜜般醉人，而对于诗人——她，死亡的未知意味着在此与彼之间(between)蜜蜂蜇刺的催逐。这种“在之间”的时间性苦闷，多见于狄金森诗歌。然而，这份不确定性又能带来一种真正的自信，当她放弃了轻易许诺的翅膀，而选择亲征，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大地之上的手脚的摸爬。这种自择的亲历亲证的“自由”，无怪乎引起众人的争议，口头指责其叛教，心中却也妒羡其勇气，毕竟当中没有自欺。但如前所述，这场旅途也并非一劳永逸。单纯的“安稳”(steady)不同于永恒(eternity)，它缺乏在时间中展开的鲜活性，有向着的死水般的恒定腐化的危险。当诗人特意以“枝芽”强调这种安稳的俗世性，却也悄悄抹去了令它意义真正得以充盈的形而上指向。诗人其实也自欺了。因为如果仅仅停留在与众人的二元对抗性争辩中，两方就皆有偏颇。使得狄金森的书写深刻起来的,是她对“永恒”的进一步审视：

Behind Me - dips Eternity -

Before Me - Immortality -

Myself -the Term between -

Death but the Drift of

Eastern Gray,

Dissolving into Dawn away,

Before the West begin -

（F743A）

在这里，诗人给出了两种永恒——这实际上动摇了“永恒”由其唯一性保证的神圣性。有学者指出，在英文中，Eternity侧重前生时灵魂的无限状态，而Immortality侧重的是来世以及不朽。[8]可见在这里，诗人再一次把“我”定位在两个端点的“之间”(the Term between)。但是，这场旅途的端点不复为一次性的“生—死”，而是两种永恒；紧接着，与此生是一场旅途一样，死亡竟也被描写为可迁移的漂流(Drift)。死亡的光景，被诗人的豪笔驱遣在东方的黎明与西方的落日之间。而落日之后，时间并未停止，末句仍给出了一个动词begin。换言之，死后的永恒，被悄悄加上了时间限制。所以在后面的诗节中，诗人质疑了永恒的“无时间性”：

'Tis Kingdoms - afterward - they

say -

Inperfect - pauseless Monarchy -

Whose Prince - is Son of none -

Himself- His Dateless Dynasty –

（F743A）

在西方开始“之后”(afterward)，却出现了一个无纪年的王国，其统治者由三位而回归一体，再也不是谁之子，造物与被造物的差别消泯了。但在诗人那里，这个诡异地“跃入”彼处之永恒的王国并不能轻易摆脱此端太阳的引力场，毕竟根据自然规律，日落之后，太阳照常升起。故在“Suspense is hostiler than death”(F775A )中，诗人进一步强化了永恒的“可更新性”：

Suspense- does not conclude -

But perishes - to live

anew -

But just anew to die -

Annihilation- plated fresh

With Immortality –

两个anew，渲染出一幅轮回不息的画面。如果live anew呼应了前面的“As The Bough where she was born–”，蕴含着新生的希望，随即接续的anew to die则迅速中和了积极乐观的色彩；但这一毁灭，却又被“永恒”刷新。转折再次出现，真可谓一波三折。对于结尾的“Immortality”，的确可以采取一种讽刺读法，但诗人的不动声色却也造成多层意蕴的萦绕。根据她所构筑的生死循环体系，毁灭与永恒都不再具有唯一的固着性，其中，毁灭的确可以经过“永恒”的中转站而再次实现新生。起航与停泊，犹如太阳的轮回。而与此同时，诗人并没有耽留于这种轮回的简单乐观情绪里。在其死亡想象中，她似乎已能够用冷眼洞悉个中奥秘，同时仍然无可奈何：

Love - is that later Thing

than Death -

More previous - than Life -

Confirms it at it's entrance -

And

Usurps it - of itself -

（F840A）

根据狄金森语料库，love其中一意为“为他人牺牲自己”。《新约·约翰福音》有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Jhn 3: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同时，神学家莫尔特曼认为，被钉十字架的上帝，使“爱”具备了希望的创生与更新向度，所以十字架也就成为他无条件之爱的条件。[9]综合来说，爱不仅与道成肉身，也耶稣的十字架受难联系在一起：神不可见，惟有降格为血肉之身才使得上帝之爱能为人理解；而此血肉之身又需要通过牺牲和复活，来切实地显化爱的力量。“爱的受难地”(Calvaries of love, F325)，是神之复活的见证。[10]

在此诗中，诗人其实把前诗未点明的生死循环的中介进一步点明了：爱。爱在生命的门口，确证了自己的力量；但死亡意味着，爱又暴力性地篡夺(Usurp)了自身。“Usurps it - of itself -”这一表述给出了一个递归结构：某物以取代自身的方式实现自身。它即谓，生命通过自己的对立面——死亡——来回到自身。这一递归呈现出一种莫比乌斯环般的无限行进方式，其中，“爱”便是促成此环的关键扭转的力量。它既是循环，又是更新，虽然呈现闭合环形，却也具备动态意味。这其实呼应了《新约·启示录》中神的此番话语：“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终。”(Rev 21: 5-6 Behold, I make all things new…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然而，狄金森又冷峻地将这种爱的伟力描述为“The channel of the Dust”(F1449A) ：

Ourselves - we

do inter - with

sweet derision

The channel of

the Dust - who

once achieves -

Invalidates the

Balm of that

Religion

当葬礼完成(achieve) , 神恩的乳香(Balm)也就失去了作用。“那个宗教”(that Religion)，显然隐射基督教。这一欲盖弥彰的曲笔，不难见诗人冷笑中的苦涩，与受困于这爱之循环的疲乏。

爱在狄金森的诗中不仅体现在神人关系中，也体现在诗人与语言的关系中。事实上，当上帝通过圣言纵向地为世界规定了它的存在本质，当道(Word)通过化成耶稣之身而横向地与俗世建立了交往关系，诗人与神的类比就可表现为，诗人亦将脑中所思化身为可见的文词(word)，通过作品与众人实现了交流。在这里，“爱”的作用即体现为将“意”化身成“言”。如“A word made Flesh is seldom”(F1715)所写的“爱的语言学”：“Could condescension be/ Like this consent of Language/ This loved Philology”。通过化身，不可见的变为可见，但其原真性也将受到减损。毕竟这一实现依靠的是“屈尊”(condescension)，肉身之言是上帝的中介而非它本身。圣言的启示(Revelation)与存在物之间，横亘的是狄金森为之划出的“边缘”，一如词的表现(Representation)与物之间，必须留有面纱和眼翳(The Film upon the eye, F458A)。患有眼疾的诗人狄金森，对语言表达的不透明性的高度自觉，对文本的高密度锤炼和同时保留的诸多异文，对主体有限认知能力的严格反省，也同时指向了对那绝对性存在的谦卑。

但同样是在“A word made Flesh is seldom”中，诗人还写道：“A word that breathes distinctly / Has not the power to die.”这个神性的、高高在上的词，当未化成肉身，也就无所谓生死。有趣的是，其无死性经由诗人的表述，反倒成了一种能力的缺失(Has not the power)。“breathes”是诗人有意赋予它的生命体征，但它和“die”其实构成一对矛盾修辞。这个生命因为无能去死，所以只是伪生命而已。神的无死性似乎成为一种缺陷。这句诗不难令人想到那首著名的“My life had stood a loaded gun”(F764A)的结尾：

Though I than He - may

longer live

He longer must - than I -

For I have but the (art) power

to kill,

Without - the power to die -

有两种“长生”。一种是作为无生命物的枪的喑哑的延留，一种是凡人，也就是有死者(mortals)在生死之间实现的不朽时刻。对于凡人而言，与死相待，才成其为“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枪的每一次“开口”，才是一次次生的表演，枪的言说(I speak/ for Him)，正是被人的时间性所照亮的。它的猎杀能力的实现，需要由人赋予，这显示了枪的被动性。而这种被动性与凡人的处境也有可类比之处。因为人去死的能力，也正是由出生、被造所规定的。在“被造”这个层面，人同样面临无可选择的被动性。然而，当这把枪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去死，一个危险的问题也若隐若现：那么，人是否有权利，选择去死？

狄金森的书写中从未出现“自杀”这个字眼，尽管她留下了大量关于“死亡”的叩问。死亡与自杀是两个不尽相同的问题，自杀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还涉及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提出一个著名论证：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可以允许”[11]。而维特根斯坦曾在日记中似有呼应地写道：“如果自杀是允许的，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了。”[12]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里，自我生命的存在，已然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也许出自上帝的意志，而继续生活，就意味着与这个意志保持一致，意味着去行所要求之事。所以，自杀作为对既成事实的极端的不服从，如果被允许，只能说明神人之间没有限制，“我”可以扮演自己的上帝。狄金森尽管一直挣扎于生命意义的问题，但对生命已然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过多的质疑。相反，她对死亡的好奇，并非出于对生活的逃避，往往是出自对经文所言“死后不朽”内容的迷惘，尽管诗中也出现过疑似渴望死亡的句子：

No Drug for Consciousness -

can be -

Alternative to die

Is Nature's only Pharmacy

For Being's Malady –

(F887A)

生之烦扰在于具有了意识(Consciousness)，而意识却给存在(Being)带来了疾病(Malady)。正如道成肉身的代价是神的纯洁性的消损，肉身给自己带来的是不洁的罪名。她称“存在是被谴责的”(And I -condemned to be, F706A )。罪，就来源于这段被展开的时间性存在中。在一些诗歌中，狄金森常以批判的目光审视人们日常生活的庸俗琐碎，嘲讽对时间的虚掷[13]，并通过其诗歌实践传达着这种严肃的精神诉求。甚至不去教堂，也是出于她的反思天性和对现成答案的怀疑倾向：“不再是他人圈子里的潜在成员，她为自己画出圆周”。[14]这实际上呼应了苏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经审察的人生不值得过。她的书写因而蕴含了一种对罪的清洗意识。与现代以后的虚无主义不同，即使是在看似最不敬的片段中，她与上帝的对抗也执拗地指向了上帝的在场，而不是消解。在她的笔下，成问题的与其说是上帝的存在与否，毋宁说是上帝的可及性、回应性、可靠性与可理解性。[15]所以，她将对上帝的论证代换为对生存状态的拷问，将上升与下降的难题转换为在大地平面的圆周运动。破折号，是意义的无限延宕，却同时是意义的追寻得以可能的中介。经由“爱”，神得以下降为肉身，而与此相对，凡人的肉身虽然是堕落的起点，却也是追寻不朽之可能的开始。

现代人大可以长舒一口气地切断与神的联系，他们是自我的造物，而不是神的子民。现代意味着世俗化，标志着神力向着理性统治的转换，神性“本质”向着世俗“存在”的转换，神的恩赐向着人类中心化的生存谋略的转换。进入了均质化、理性化的现代组织社会，这种被去魅的景象经由理性论证，似乎不证自明地向现代人说着“历史本来如此”。生命的源头首先出自生物学术语而不是神之手，因为这更符合“直觉”，被现代理性说服的直觉。达尔文式的现代范式的科学话语建构取代了曾经的神学话语建构，或者说虚构。上帝仅仅成为了一种文学修辞术。在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原则潜移默化地成为无需论证的集体潜意识之后，面对《圣经》，人们心中绝不可能产生本雅明所说的代表“膜拜价值”的“光晕”(aura)[16]。相反，人们往往会带上一种有距离的笑容，欣赏它的故事和叙事技巧。神秘的迷雾必须首先涤清。经文曾经成为历史，现在历史成了文学。当人们仅仅以文学的方式阅读神学时，当然不会被它困扰。毕竟，“这不过是文学”[17]。

但在狄金森的时代，死亡一直紧紧与《圣经》相连，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说是一本死亡学教材。当现代人在死亡切实发生于生命中时才对它有所深思，狄金森早已遭遇了以书面描述形式呈现的死亡。这种话语先于体验的非自然的灌输，对于个人的思想无疑造成困扰。对于其师友神父牛顿(B. F. Newton)的去世，她曾在信中急切地呼吁收信人告诉自己，牛顿“是否愿意死去(willing to die)，是否安然(at Home)，今天是否在天堂(Heaven)”(L153: 112)。可见，对于狄金森来说，天堂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视为比喻的单词。往后，天堂便成为她的一根螫针、一根触碰额头的手指(a Finger/ Touches my Forehead, F1072A)。但这并不意味着狄金森就此成为一个宗教诗人，应该说，“她是一位与宗教打交道的诗人，她对宗教的批评恰恰反映了她深度的宗教参与。”[18]她并没有像尼采一般轻易推倒上帝，也没有像爱默生一般将上帝置换为人，甚至也不能轻易说是“悬置”。因为仅从字面来说，人无法悬置神。她没有任何定论，一如她的“栖居于可能性”(dwell in Possibility, F466A)。她像留下多个备选词语一般留下对上帝问题的多声部追问，但在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仍是对“无限”的严肃亲近。其“边缘”(circumference)意识，道出的是诗人自立王国的自为意识，客观上也成为了诗人对人神分界的严格恪守。其罪感意识，与其边界意识，是一体两面。终究，她无法在自身中取消上帝。

对于“非见不信”的怀疑者多马(St. Thomas)，狄金森曾调侃式地质问道：“怀疑者多马！/现在，你还怀疑你的鸟儿不真？”[19]不禁设想，当死亡终于降临，怀疑的艾米莉，在信仰与困惑之间，是否取得和解？但对此，狄金森的诗歌或许已经给出别一番回答：

“怀疑，像信仰一样炽烈。”(That doubts – as/ fervently as it/ believes–, F1449A)

(大三作业)

*误入一段Aleister Crowley：

"This Path is beyond Life and Death;

it is also beyond Love;

but that ye know not, for ye know not Love."

——《The Holy Books of Thelema》

[1]Ferreira, M. Jamie. “Faith and the Kierkegaardian leap”.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ierkegaard. Hannay, Alastair, and, Marino, Gordon,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7.

[2]引自Johnson, Thomas H. ed., Emily Dickinson: Selected Letters.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下同。

[3] Freedman, Linda. Emily Dickinson and the Religious Imagi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11:18-30.

[4] Brantley, Richard. Experienceand Faith: The Late-Romantic Imagination of Emily Dickin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39-49.

[5] Freedman, p.30.

[6]引自Franklin, R.W. ed.,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Variorum Edition. 3 vols.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8. 下同。

[7] White, Fred. D. “Emily Dickinson’sexistential drama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y Dickinson. Martin,Wendy.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98-102.

[8] 王柏华等编译.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200-201.

[9] Moltmann, Jürgen. The Crucified God: The Cross of Christ as the Foundation and Criticism of Christian Theology.London: SCM Press, 1974: 260.

[10] Freedman, p.145.

[1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上)[M],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94.

[12] [奥]维特根斯坦.战时笔记(1914-1917)[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5.

[13]如“A saucerholds a cup”(F1407A)、“From cocoon forth a butterfly”(F610A)。

[14]Eberwein, Jane Donahue. Dickinson: Strategies of Limitation.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5:189.

[15] Ladin, Jay. “Meeting Her Maker: Emily Dickinson’s God”. Emily Dickinson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Bloom, Harold. ed.,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8: 202.

[16]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12-22.

[17] 萨特所引的兰波名言, [法]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学论文集》, 施康强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178.

[18] Wolosky, Shira. “Emily Dickinson: being in the bod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mily Dickinson. Martin,Wendy.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2.

[19] F905A “Sceptic Thomas! / Now, do you doubt/ that your Bird was/ true?” 译文引自齐悦，见王柏华等编译.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