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它还在动啊——福柯和拉康的分野
我们这里所有的不仅仅是机械装置，还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除非他们自己安排自己，否则你不能随意安排他们。过去我将革命想成蒸汽机，现在我发现它不是。
——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镇》
在福柯那里，具有否定性的抵抗力量是平民（pleb），平民用来指称那些那些“有可能破坏一切普遍化权力结构的特例”，它体现在在社会边缘人——工人、学生、移民、穷困潦倒和毫无价值的人身上，这些人在抵抗的现实中，或许能够跳脱出权力的网络，产生直接的知识（knowledge或connaissance），这种例外也出现在朗西埃“无分者之分”（the part of no part）、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多元民主论、克里奇利的抵抗政治那里，在权力结构、治理和霸权之下，可能的抵抗只能来自于被排除者的边缘链接，从缝隙（interstices）中提出诉求。
这种抵抗方式的最佳例证，可能不在于作为事件（event）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少数族裔的偶然联合或伊朗的灵性革命，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边缘，它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描绘的zomia高原——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高地人群一直以来都设法反抗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由于横断山系的存在，这里曾是全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块生活在国家结构之外的“法外之地”，因而在这绵延不断的山谷里也容纳了多元族群文化和异端。
但是这种逃逸真的跳脱出了权力网络吗？可以说这里自成了一片“无政府”地区，但这并非是“无政府”状态，这种逃逸和例外总是存在，话语历史主义者对这种例外给予厚望，但结果总是失落的，因为它反倒不是结构的反常，而是结构的必然，这就是福柯和拉康的分野——结构不会，也不应该走上街头，它们不应位于构成我们日常现实的关系之中，而是在动的真实。回到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和《超越快乐原则》的经典例证——平等与博爱盛行的社会中，总是存在一个原初父亲（primal father），如果想要建立平等关系，失去了他反而是不可想象的；而快乐原则总是需要与死亡驱力（the death drive）相互斗争而存在。
拉康与福柯都认为表象背后一无所有，但是福柯希望与欲望（deisre）脱钩，拉康则看到了表象本身的不一致性——这就是为什么现实必须以虚构作为增补，来掩盖其虚无（nothing），尽管我们有脱离现实的虚构故事（原初父亲、死亡驱力、俄狄浦斯情结），但更重要的是虚构本身也具有现实性，话语唯物主义的立场忽略了前先验的断裂的维度，在弗洛伊德这里，这就是驱力，例外的抵抗，恰恰是维持权力自身的必要，没有zomia高原异质的、分散的网络，我们甚至无法设想渗入毛细血管的普遍权力，二者相互斗争却又以对方为生。
拉康认为我们要从字面上理解的是欲望而不是话语，欲望必须按字面理解，但同时欲望又是不可言说的，历史决定论或话语唯物主义拒绝相信压抑，并宣称自己对欲望一无所知，试图扫清权力的障碍，但是如果消除了障碍，反而会失去行动的自由，在欲望中读写，聆听死亡驱力显得格外重要。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将列宁视为极端的现代主义者，俄国革命之后，现代性的梦想从萌芽发展到了极致：宏大的计划、无限制的社会工程、巨大的技术、对自然的总体改变。当作为极端现代主义者的列宁，试图用纪律和战术调解群众，反对自发性可能带来的危害时，实际情况完全事与愿违，这不仅仅体现在俄国内战，还体现在1956年匈牙利工委会和1953年东德工人起义事件，这就是理性的诡计，各国各地弥漫的完全混乱和地方自发性才是俄国革命的底色，尽管布尔什维克内战中逐渐掌握了自治力量，而后转向将充满美学愿景的社会工程，以总体性的国家重新压制自发性，但正是布尔什维克无法将其理念付诸实践的时候，俄国革命才具有创造性，而斯科特所谓缅甸高地或印度尼西亚中游走于税法和定居农业之间的艺术，与其说是逃避统治的“非国家空间”，不如说是国家的构成性外部——正是这种所谓“去中心化”的空间才确证了国家的实在，而苏维埃是替代国家的自发性，而布尔什维克只是忠于了这一时刻，列宁的天才不在于他预设了一切，而在于他只是顺从了革命的发生，尽管布尔什维克最终还是现代性的注脚，但一无所有者就是逃逸者，不需要再寻找边缘的母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