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围困”,考验了人的底线
疫情弥漫已经两年,如今再次爆发,我们都经历了禁足在家不能自由移动,也体验过食材和防疫物资不足的恐惧,一种失落情绪如幽灵般始终跟随着我们。农历新年很快就要到来,人们喜欢说“辞旧迎新”,但《单读》想“反其道而行”,再次面对并回应,这一段困难重重的生活。 这一次,我们制作了特刊——《被围困的人》。
这不是对眼前生活的直接记述,而是重回惨痛的历史中。“二战”期间,苏联的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被德国纳粹包围了整整872天。被困城中的市民,脖子上都套着名为绝望和恐惧的绳索,战争炸毁了房屋,还有粮仓,人们饥饿得走路踉跄,死亡与寒冷一同迫近。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大围困”期间的死亡人数约为60 万至 120 万。
特刊收录了当时被围困的人写作的日记、札记、诗歌和剧本,读者可以借由亲历者的感官,目睹他们在至暗时刻里的具体生活,感受他们在极限状态下真实的痛苦和勇气。 特约编辑、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猛说,想向更多人介绍“大围困”的动机之一,是“理解我们身边的灾难”。在今天读“大围困”,不再纪念一段遥远的过往,而是真正体会历史和当下的共振。我们呼吸过去和今天所有受难者的呼吸,我们都是“被围困的人”。
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都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防守与围困纪念馆”里,现在经由张猛的策划和翻译工作,它们被首次呈现在中文读者面前。在国际旅行受限的当下,这也几乎是我们近距离接触这段历史的唯一方式。
“我暂时还活着。”“房子埋葬自己的主人。”“我们的胃空空如也,心中塞满了痛苦。”……这些句子来自亲历者的日记,写日记的人都是列宁格勒普通的劳动者和学生。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妈妈对我说,现在不是写日记的时候。但我会写下去的。不一定是我读它,其他的人会读到它,会了解到,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在世界上活过——尤拉·利亚宾金。”在日记部分的最后,我们附上了写日记的人的信息,有人失去音信,有人死于“大围困”,也有人幸运存活。尤拉·利亚宾金后来的命运不为人知,日记里最后记录的时间为 1942 年 1 月 6 日,两天后他的妹妹和母亲随疏散队伍离开列宁格勒,他因为没办法自由行走而留在了家中。
创作“大围困”诗歌的诗人,大多是俄罗斯先锋主义诗歌流派“真实艺术协会”的追随者,被困在那样的荒诞处境之时,他们作出了独特的诗歌文本,揭示了不同于一般政治宣传诗所呈现的“大围困真相”。利季娅·金斯堡的《被围困者札记》对整体的“围困文化”展开了研究,她借一个假定的名为“恩”的年轻知识分子,书写了当时普遍生活和单个人的被围困状态,迫使我们思考作为生命个体的底线在哪里。当时列宁格勒市民仍会去剧院听音乐会,看戏剧演出,费心力保护塑像和文物,巴尔斯科娃的“纪实童话剧”剧本《活人静画》是对这一情状的呼应,写出了身体陷入困厄和精神仍追求文艺生活的复杂处境。
《单读》将这份沉重的旧日记忆作为新年礼物,介绍给读者朋友们。记得我们曾这样努力地活过。
为了强调历史档案的概念,设计师选用了牛皮纸文件袋。张猛的导言,以及亲历者的日记、札记、剧本,分别被制作成了不同开本和纸张的小册子;诗歌则印在了一张张的黄色纸页上,像在街头流传的传单;小册子和传单正是民间记忆留存和传播的常见印刷品。它们都会装进文件袋里,一齐被阅读和分享,让历史记忆成为今天我们记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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