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衙门档案所收《曾水源等禀》文本形成时间及背景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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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在《历史研究》得到披露以来，《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即《曾水源等禀》）就作为探究1852年（清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及萧朝贵战死史事的核心史料而屡为学者征引。同时不乏学者对禀件文本本身进行过细致解读，其中以刘晨的硕士论文《萧朝贵研究》对其考辨最为深入。然而刘晨对文本末尾“不闰八月算”的解读似未达一间，这也影响到了对文本形成时间与形成背景的理解。本文尝试着立足于合理解读“不闰八月算”的基础上，对禀件文本的形成时间及背景作出解释。为方便论述起见，此处先全文引录禀件文本如下（据《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标点件，并参考荣孟源《历史笔记》标点件）：
湘潭县拿获奸细身上搜出书信
△△曾永[水]源林凤祥李升[开]芳谨禀
东北王两翼王下各千岁殿下：敬禀者，△等随西王出师，荷天眷顾，所攻必克，一路福星。本月二十四日寅刻自攸县起程，二十五日子刻至澧[醴]陵，计一百七十里。是城粮谷颇有，已得无数军装、红粉。二十六寅刻自澧［醴］陵起程，二十七申刻到长沙，离城十里驻扎。二十八日辰刻进兵，至巳刻破连营七八里，杀死大小妖官数十馀员，妖兵死者二千有馀，尸堆如山；所得军粮、大小炮甚多，红粉四千馀，骡马不计其数。至午刻在省外铺户停扎，计程三里。卅里城外米谷甚多。目下查得粮有十万馀，油盐足用。廿九日△等欲往进攻，回禀西王带牌刀手往各门进攻。不料妖兵放炮，打着西王胸膛乳上穿身，十分危急，口眼俱呆。△等得此凶信，十分忧愤。幸有天父照顾，效天兄故事。未可料此省十分辽阔，目下圣兵纵能攻破，亦未得托守之人。恳求九千岁览禀，遣上将统带多少圣兵，凡兵各带干粮三斤，前来同进取城，乃万全圣策也。我主天王来不来，听从旨意，△未敢冒渎。幸此城尚未修整得好，比全州无足为虑。惟思西王有难，△守靠无凭，只得具禀各王千岁。
特达太平王。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申刻。冲即速连夜起程。
不闰八月算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份禀件文本并非原件，而是出自清方书手之手；从文本开头的“湘潭县拿获奸细身上搜出书信”可以看出这一点。其次，文本中的纪时和文本末尾的纪时（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使用了两套纪时系统。前者使用的是清朝时宪书所载录的夏历纪时，后者则使用太平天国于该年颁布的天历纪时。这也能够证明文本出自清方书手之手。在明确了这两点以后，我们才能对文本内容乃至接下来要讨论的“不闰八月算”作出正确的理解。
如果按照字面意义解读，“不闰八月算”自应被理解为“不按闰八月纪时”。结合天历不置闰月，似乎也可以作出这个解释。然而就算是按照夏历纪日，这一年也并不存在闰月。刘晨因此推测，文本形成的时间当晚于咸丰二年，因为咸丰元年有一个闰八月。在咸丰三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书手在添加注释时很可能把咸丰元年的闰八月误记为咸丰二年的闰八月。这一推测将“不闰八月算”和文本的形成时间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刘晨论证文本为书手“事后回忆而作”这一观点的重要论据（虽然刘晨在2014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萧朝贵研究》中《曾水源等禀》一节补记部分认为仍存在文本为“事后抄录件”的可能性，但并没有阐明存在这一可能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解读“不闰八月算”），看似成功找到了一把索解《曾水源等禀》形成之谜的钥匙。然而细读刘晨的推论过程后，不难窥见他的推测曲折迂回，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第一，从禀件内容审视。文本内容所透露出的信息主要为太平军北上进攻长沙的军事动向、西王的重伤以及曾水源等人向屯驻郴州的洪、杨求援三点。书手要是在咸丰三年之后才将禀件的内容形诸笔墨，恐怕是一桩毫无意义的举动。因为咸丰二年十月十九日太平军就已撤围北上，长沙所受的军事威胁得以解除。这份禀件已经没有了时效性，自然而然失去了它作为军事情报的价值。反过来考虑，既然要提供这份禀件的内容，那么在太平军仍包围长沙的咸丰二年提供才符合常理，而写于咸丰三年后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
第二，从常理方面揣度。要是书手真的在咸丰三年以后还能完整写出禀件的内容，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禀件原件及其副本已湮没无闻，否则没有必要要求书手默录禀件原文。其二，禀件内容具有十分独特的价值，以至于需要全文记忆、写出而非摘出要点。其三，书手的记忆力强大到能够一字不落地记住一份仅仅是经眼过的敌军文件，甚至还能回忆起太平军才会使用的一些特定语辞（如“一路福星”、“红粉”、“圣兵”等。刘晨自己亦认为禀件文本“内容、时间极为精确，不似是相隔很久后再回忆而成）。我们虽然不能证明这三个条件一定无法同时成立，但条件显然十分苛刻，无法率尔论定。
第三，从纪时本身考量。最为根本的是，无论当年有没有闰八月，在把文本中的“不闰八月算”的“闰八月”理解为“闰余的八月”的前提下，这一注释都显得多余。按照夏历纪时，禀件发出的时间是七月二十九日。按照天历纪时，禀件发出的时间是八月初九日。时间都在七、八月之交。如果当年有闰八月，那么禀文纪时应该置于八、九月之交，“不闰八月算”中的“闰”才能够以纪时意义上的“闰余”解释，否则这五个字就成了不可破译的赘文。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思考，我们可以推定，刘晨认为禀件文本为书手事后回忆而作的观点并不能成立，禀件文本最有可能的形成方式恐怕还是事后抄录。至于其形成的时间点应该在咸丰二年八月以后。据八月二十四日驻衡州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报，清方在此之前已经截获长沙太平军汇报“贼伪西王在省身受炮伤”一事及请求“搬取郴州、永兴大伙”的“贼信”（参见《赛尚阿等奏报克复永兴现筹堵剿郴州窜敌等情摺》[咸丰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568页），“贼信”内容当与两广总督衙门所收《曾水源等禀》文本内容一致。考虑到时间稍微滞后的可能性，且洪、杨所率的大队援兵正是在八、九月之交陆续抵达长沙，因此将后者的形成时间置于该年八或九月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想。
另外，根据上述对刘晨论述的解读中第三个方面纪时本身的考量，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按照纪时的“闰余”意义去解读“不闰八月算”是无法得出正确解释的。要想弄清楚这个“不闰八月算”究属何义，还得为“闰”字作一别解。“闰”字除了可以作“闰余”理解之外，还有着政治文化层面的独特含义，也就是相对于“正位”而言的“闰位”。居“正位”者就是正统，居“闰位”者就是非正统（可参见宋人王钦若编修的《册府元龟》闰位部总序对正闰之别的阐发）。对于自居正统的清廷来说，建号太平天国的“粤匪”自然属于闰位。从这个角度对“不闰八月算”进行解读，它的意思就是“不按伪历八月纪时”。这就是书手对将禀件原来的天历纪时换算为夏历纪时这一行为的说明。正如刘晨所发现的那样，禀件文本中的“本月二十四日”就透露出了书手将原件中的“本月初四日”进行转换的蛛丝马迹（夏历七月二十四日合天历八月初四日，“本”字应转换为“七”字方无歧义）。在前辈学者对“不闰八月算”的解读中，惟荣孟源“不按太平历八月计算”的阐释庶几得之（见荣孟源、黄光宇：《一封初次发表的太平军紧急文书》，《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论定，禀件文本末尾的“不闰八月算”的“闰”并非作纪时意义的“闰余”之“闰”解，而是应作政治文化意义的“闰位”之“闰”解。不过要想进一步探索禀件文本的形成背景，恐怕还需要从文本之外入手，将目光转移到收录这份禀件文本的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上面。
现藏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U.K.）的这批两广总督衙门档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后被掳获，后来被送到英国驻华使馆并妥善保存，直到1959年才被送回伦敦。这批档案资料在2012年已经通过影印的形式于国内出版（刘志伟、陈玉环主编：《叶名琛档案——两广总督衙门残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其中包括了将近两千余份与地方行政、中外交往、叛乱与秘密社会、两次鸦片战争等诸多领域相关的资料，对于研究晚清道咸之际的地方政府、对外措置以及太平军与洪兵在华南的活动都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对于《曾水源等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批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中，刘晨作出了如下推测：
……即一直在广东担任封疆大吏的叶名琛为探听前线情报请人做此文件。叶名琛所任职的广东是洪秀全、冯云山的家乡，且多会党起事，影响颇大的有凌十八、陈开、李文茂起义等。1854～1855年，广东红兵正在围困省城，他多方打探重要军情也在情理之中。原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就曾奉叶名琛之命随时将重要军情函告，于是在叶名琛档案中多有镇压太平天国的档案，如被俘太平军的供词（著名的有洪大全供词、李进富供词）。文书创作之时乌兰泰虽已身死，但叶名琛不乏有其他为其探听军情者。此外，太平军此时也已由华南北进至长江流域，对广东的威胁逐渐消除，可见叶名琛是一位政治警惕性较强的官僚，也可从中窥探叶名琛之不同于以往的所谓“六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性格。（见刘晨：《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91、93页）
根据刘晨的解释，在广东担任封疆大吏的叶名琛出于对太平军活动与会党起事的警惕，对重要军情多有探听，因此反映长沙前线军情的禀件文本才会落到叶名琛的手里。不过这一解释虽有道理，却并没有指出叶名琛和当时湖南的战事究竟有何联系。通过查核两广总督衙门所收文件可以发现，除了《曾水源等禀》之外，里面还有一些其它关于长沙战事的史料；其中与本文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分别反映了衡州至长沙交通情况和长沙前线军事态势的两份舆图。由于几经辗转，英国国家档案馆藏的两广总督衙门档案已非昔日全貌（根据威妥玛猜测，这批文件在被英法联军掳获前已经在辗转中丢失了一部分。参见黄宇和：《历史侦探——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8页），因此这两份舆图自然无法完全代表当时两广总督衙门拥有的所有关于湖南战事的文件。但它们还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管窥叶名琛与湖南战事之间关系的窗口。
根据华林甫的研究，第一份舆图即F.O.931/1944号档案（华林甫书中标题为《长沙、衡州二府东部交通地图》，本文沿用之）实为F.O.931/1373号档案《谨将衡州府衡阳县至长沙省城水陆道途里数及各处口岸开列》的附件，而《谨将衡州府衡阳县至长沙省城水陆道途里数及各处口岸开列》这一呈文则是对舆图内容的详细说明。不过华林甫并未详细考究这份舆图绘制的时间起讫。从整体内容来看，呈文主要是向准备调遣（或统领）人马往援长沙省城（“若人夫过多，无处尖宿，亦难前进。唯绕道至宁乡县到省，则诸凡易备”）的上级官员汇报衡州至长沙的道路情形。在呈文的末尾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至前探闻省城南门、北门、大西门、小西门、浏阳门各城外俱有我军分头扎营。惟贼踪往来无定，故我营驻扎亦随时各有调动，难于拘定。且路远探报，类多失实，所以图内未能将官军筑营所在及贼营盘踞地方一一详注，合并声明。
当七月二十八日萧朝贵进攻长沙之际，清军不但没有构筑起抵御太平军的防御工事，甚至直到太平军兵临城下才意识到已经陷入窘境。据帮办湖南军务罗绕典几天后的奏报，清方“在城固守已阅数日，兵勇无多，且已疲乏”（参见《罗绕典等奏报敌逼长沙官兵伤亡情形危急亟望救援摺》[咸丰二年八月初三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492页），因此向四方官兵求援。可见在援兵到来之前，城内清军是没有余力再遣部队出城扎营的。直到八月初五日以后清方援军陆续抵达长沙，才会出现呈文所述“各城外俱有我军分头扎营”的情况。在各地援军驰赴长沙以后，清军在长沙前线的实力大为增强。再加上萧朝贵已经战死，使此时出现了清军主动出袭太平军而太平军却“负固不出”的攻守势易之局。十三日和春、江忠源部抵达长沙后，清方为进逼太平军营垒作出了战略部署上的调整：和春部于东门外扎营；王家琳部于西门外东西湖桥扎营；开隆阿部于北门外扎营（参见《赛尚阿等奏报克复永兴现筹堵剿郴州窜敌等情摺》[咸丰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563页）。再加上先前已出屯南门外与太平军正面对垒的邓绍良部（参见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57页），正好可以对应呈文清军各部分屯长沙城外的内容。因此可以推知呈文形成的时间上限当不会早于八月十三日。若要推知呈文形成的时间下限，同样需要根据当时战局的演变才能找到线索。
九月初一日，洪秀全、杨秀清率援军抵达长沙城外，与城外清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却接连受挫。洪、杨决定分兵渡湘而西，因此于初五日派石达开率部渡过湘江，占据了长沙西南的险要龙回潭一带。同时渡过见家河，屯于对岸的阳湖。石达开又在湘江架起沟通东西两岸的浮桥，控制了湘江两岸的要津，长沙战况为之一变。而在呈文叙述由湘潭县北上长沙省城各条道路的内容当中，溯湘江而上一节并没有提及这一情况：
其水路至省亦一百里。若沿西岸舟行，则由湘潭县城观湘门起，过文昌阁、竹铺港、鹞子岩以至炭塘子，皆湘潭县界。下则平塘（离省三十里）、观音港、见家河口（离省十五里）、鱼湾市以至潆湾市，皆善化县界。潆湾市对岸即省城大西门。该处又为往宁乡、益阳、常德驿路，其河边向有渡船数十只。今将渡船移下十五里，在长沙县界土名三叉矶停泊，以通行人。此处与省城北门相对，为目下往来要途。
据光绪二年吴兆熙、冒沅修纂的《善化县志》卷之三十三兵难记载：
（九月初五日）殊贼诡由朱张渡过河，分屯靳江河（即见家河）、市铺屋，并搭造浮桥，往来如织。（时河干水浅，贼用枯饼填塞，上盖木板。[此系原注]）初六日，延扰及象鼻坝、龙回潭等处，而洋湖晚稻渐熟，亦赉寇粮矣。初七日，分扰岳麓、金牛岭，焚劫潆湾市。（转引自杨奕青、唐增烈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军史料》，岳麓书社，2010年，第160页）
盘踞湘江西岸的这股太平军，正好成了北上赴援省城的赛尚阿之心头大患。九月初六日晚，赛尚阿从衡州赶到湘潭，于次日上奏清廷称：
登岸后据探报，贼于本日早由省城上游渡江西岸，于龙回潭等处村庄滋扰。该处路通宝庆、常德，及绕出湘阴等处各州县而亦可达湘潭，相距湘潭县城仅五六十里，县城人心颇为震恐。（见《赛尚阿奏报驰抵湘潭探得长沙之敌分窜渡河确探进剿摺》[咸丰二年九月初七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601页）
虽然清军将阳湖的太平军赶回了见家河北，但无法突破其龙回潭一带的防线。再加上“见家河北直至岳麓山脚村庄，均有贼踞”。赛尚阿只能绕道岳麓山后再进入长沙省城（参见《赛尚阿奏报自湘潭带兵进长沙日期并沿途亲督兵勇于见家河一带堵截获胜摺》[咸丰二年九月初十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610页）。湖南巡抚张亮基曾数次打算派军清剿龙回潭太平军，却未能成功（参见《新宁江公行状》，谭伯牛校点：《江忠源集.王錱集》，岳麓书社，2013年，第119-121页）。太平军是以始终能盘踞龙回潭一带直至十月十九日洪、杨率主力撤围长沙。
如果呈文制作于九月初五日以后，那么在叙及观音港到见家河口一节就应该透露石达开渡湘后阻隔湘潭溯湘江而上通往长沙省城路径的信息。然而呈文反映出的湘潭至长沙的道路上却依然是一副畅通无阻的样貌，没有任何太平军窜扰的痕迹。因此可以推知呈文形成的时间下限当不会晚于九月初五日。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可以推断这份呈文的形成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十三日清军各部出屯长沙城外至九月初五日石达开西渡湘江之间，《长沙、衡州二府东部交通地图》也应该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绘制的。
第二份舆图即F.O.931/1906号档案（华林甫书中标题为《太平军长沙攻守形势图》，本文沿用之）绘制的时间起讫当系咸丰二年十月初二日至十八日之间（详细考证见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反映了太平军围攻长沙后期两军对垒的军事态势。与解释说明第一份舆图的呈文末尾处“且路远探报，类多失实，所以图内未能将官军筑营所在及贼营盘踞地方一一详注”一节文字参看，可以发现第二份舆图将第一份舆图未曾详注的两军驻地以直观的形式开列了出来。既然获取了远比之前更为详细的军事讯息，可以推测叶名琛对长沙前线的军情是持续关注的，并不因太平军主力的北上放松对情报的收集。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时署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是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获得《曾水源等禀》以及上述两份舆图。事实上，虽然叶名琛在长沙战事爆发时身在广州，却有着充足的理由关注湖南太平军的动向。他在太平军尚未袭击长沙前给清廷的奏摺中就透露出了他对太平军盘踞湘粤桂交界的担忧：
窃逆匪自四月二十六日由广西全州窜踞湖南道州，因查该省之江华、永明、蓝山、嘉禾、桂阳、郴州皆系邻境，即两粤各属交界亦多与之相通，是逆匪大股虽在楚境，其牵制两粤各情形，实则与之并重。
惟逆匪由道州分窜，未及一旬，连陷四城，此时犹系东奔西突，飘忽靡常，即使踪迹稍远，仍当加意防维。若再逼处渐近，定当分投迎击。此逆匪窜出道州倍加堵截之情形也。查两粤与湖南交界，犬牙相错，触处堪虞。除广西之贺县、富川早经设防，不致拦入，臣惟有与督臣徐广缙一体筹商，各路知照，总期有备无患，不致顾此遗彼。（俱见《叶名琛奏报湖南道州等处被陷现回省筹防摺》[咸丰二年七月十九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463、464页）
七月二十四日，亦即太平军抵达长沙的前四天。清廷明发上谕，命驻梧州的两广总督徐广缙领兵赴衡州领钦差大臣关防，代替赛尚阿全权负责剿办太平军事宜。其两广总督一职则交由广东巡抚叶名琛暂署。在同一天发给叶名琛的上谕中，咸丰帝要求他“随时侦探，扼要设防”。并允许他在必要情况下越境夹击太平军。八月初六日，咸丰帝再次寄谕徐、叶二人，要求二人通力合作，并重申了必要时叶名琛可越境协剿太平军这一点。初八日，得知太平军进攻长沙省城的咸丰帝“寝馈难安”，连忙寄谕徐广缙，命其迅速动身援剿。同时令他“将楚中剿贼情形与确探贼踪所向随时知会广东、广西。或严守边界，或越境痛剿，妥筹办理为要” （参见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寄谕徐广缙总期迅速援剿万勿稍误事机并将楚中剿捕情形随时知会两广》，《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第516页）。
即使太平军攻打长沙似是意图北进，洪、杨率领的太平军主力依然驻屯在湘南重镇郴州积聚实力，对湘、粤、桂三省都形成了巨大威胁。咸丰帝显然担心太平军不无再度南窜的可能，才会要求徐广缙将湖南的情报知会两广（前述的两份舆图很有可能本是提供给徐广缙的，后来才转到叶名琛的手中）。可以说无论是出于防止太平军南窜的现实需要，还是出于咸丰帝对于越境协剿的首肯，叶名琛都不会坐视太平军的壮大。虽然有着徐广缙这一现成的情报来源，但不能排除他在湖南另外铺设情报网的可能性。同时也要考虑到湘、粤两省之际官员之间互通情报的情况存在（此说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三联书店，1995年，第456页）。两广总督衙门所收《曾水源等禀》文本的来源当不出此三端。《曾水源等禀》无疑是反映咸丰二年七、八月之交长沙前线军情与太平军动向的第一手情报。虽然随着太平军的北上，叶名琛最终并没有参与到对太平军的围剿当中，但将禀件文本和上述两份舆图并观，仍然能够一觇叶名琛对湖南军情的持续关注。需顺带一提的是，刘晨认为赛尚阿销毁了《曾水源等禀》原件。既然两广总督衙门能获得抄件形式的禀件文本，也即说明了原件或其副本在一定范围内有所传播，这一推测仍有待商榷。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认为两广总督衙门档案所收《曾水源等禀》文本系咸丰二年八月或九月叶名琛对湖南太平军动向进行持续关注的背景之下形成的抄件。其来源有徐、叶各自的探报及湖南本地官员三种可能性。而文本末尾的“不闰八月算”的意思是“不按伪历八月纪时”，是清方书手在抄录时，对转换禀中的天历纪时为夏历纪时这一行为的说明，并不能说明禀件文本形成于咸丰三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