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爱情·死亡——关于《务虚笔记》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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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务虚笔记》，我感到极度的疲倦与困惑，因为那如花园小径般错综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因为那些充满张力的独白、对话甚至辩论、争吵，更因为以上两者指向的共同目标——那些关于存在、爱情、死亡等等终极的哲学问题。是的，这部小说是哲学的，哪怕它在形式技巧上的特点已经如此突出，我始终觉得若不能深入其哲理内涵，叙事学的阐释的在它面前总显得隔靴搔痒、苍白无力。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评论《务虚笔记》是一个我难以承担的任务。或许切入的角度有很多种，但是在这样一个辽阔而深邃的文本中，哪种都说不尽，哪种都说不深。它虽然没有新小说那么零碎怪异，但确实算得上一个可写的文本，每一个故事都是开放的，它们互相开放互相穿插，全部的故事也向读者开放着，开头追溯到虚无中，结尾永远未完成。它也是 “复调”的，巴赫金认为小说的本质是对话，而这正是《务虚笔记》最鲜明的特色和亮点，每一种声音都是那么响亮、清晰、独特，互相交锋互相辩驳，直到最后在对女教师O死因的猜测中，众声喧哗交织成一部交响。你可能选择认同一种而排斥其他，也可能在这般喧嚣中迷失了方向，但是永远不会有一个统一的旨意。我想，史铁生必定是经过不断自我否定甚至分裂般的思考，才有了这般真正的复调，远不是爱赶时髦的王蒙《杂色》这类“伪复调”比得上的。
但是，这一切的核心仍然是哲学，我实在不敢说我能“评论”。既然是可写的，既然是对话的，那么我所能做的就是进入这个“写作之夜”，参与到这场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写下自己的思考——这是我唯一可以尝试的切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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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之夜”是所有故事的创作起点，也是作者哲学的逻辑起点。
存有与虚无，或者说，有无之辩。
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以“无”作为逻辑起点，叙述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作者）的立场是西方传统中以“有”为开端。“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的存在的，不是吗？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无”也是“有”，正如我们平时说，“有一种缺乏”，而真正的“无”是“非存在”，是逍遥于语言之外的，是不可言说与不可限定的，一旦戴上能指的帽子，哪怕只是空的能指，它也就“有”起来了。语言是存在之家，西方哲人正是发现了语言中一切都可以还原为“有”的基本句式，一切实体的存在都系于那个本身无实意的神秘系词be（德语sein）。而纯粹的“有”又是抽象的，正如海德格尔批判的，“存在”不是“存在物”，“有”不是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一种状态，一个不到“不存在”之时就不能盖棺定论的运动变化。所以，“有”是一个没有所指的能指，完全的透明和敞开，是一个蕴涵着无限可能性的起点。
空的“有”一旦“有起来”，便产生了意义，“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意义是在存在中生成的，是此在的创造和赋予。而存在又是一种时间性的活动，所以作者得出了下面的悖论：
A “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
B “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存在，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即“有”）
C “意义乃是现在的赋予。”
D “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现在岂不是要趋于0？”
A经过B、C、D似乎要得出一个自反的结论E：虚无可以存在。而存在了的虚无又要经过这样一个自反的循环……于是，叙述者必须解决“现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死灭，便是虚空”，“在意义与梦想之间，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
而所谓真实，只是作者心灵中的真实，只是印象的真实。这里同样有一个悖论：“我是我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一个经典的解释学的循环。作为此在的我并不在存在之外，但是只有此在可以感知存在，存在凭借此在而获得意义。
从“写作之夜”开始，作者要讲他的故事。没有一般意义上真实的故事，因为真实的是只是叙述者的印象；没有完整的人物，因为作者根本不认为他能够塑造人物，他永远不是他们，他只能经过他们；甚至故事和人物都是可以拆分、重合的——这并不是说他们是虚无的，他们恰恰是“有”，是敞开着、生成着的有，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有。这是一部“务虚”的小说，这是一个以“有”为根基的故事，这是一本关于可能性的笔记。
到处是辩驳，诘难，悖论，否定，如果选择中国式的“无”作为起点，倒是可以不这么辛苦，以一种和谐圆融的老小孩心态，最后回到不可证实或证伪、不知是愚昧还是高妙的、无可无不可的混沌中去，典型的中国智慧；而作者选择了“有”，就注定了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向无限的可能世界前进。
“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故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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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开始于童年之门。“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没人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会是什么，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童年之门就是存在之门，从诞生的那一刻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个门，这样，我们从混沌中清晰起来，我们从虚无中存在起来。绝对的虚无不可能有，就像门不可能不存在，而那些存在着的、却没有被我们推开的门，那并不是绝对的虚无，而是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他可能性，它也许被别人推开，也许永远尘封下去，但它总不会被抹杀，它的存在、可能性的存在使生命有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的“虚无”是存在的可能性，正如儿童是成人的可能性。`
另一个比喻是网，一张无边无际的网。每个人从某个结点上出发，经过不同的结点，选择下一段的方向，最终形成一条生命旅途。或许你在某两点之间与某人同行，或许又在下一个点分道扬镳。所以，WR与O在婚礼上的重逢完全像F与N的桥段，而T可能是O与N的混合体，又可以最终变得清晰独立。整部小说就是这样一张大网，每个人有自己的起点，有自己的旅程，在某个阶段重合，又在某个点上错过，抑或经历了种种曲折后又在某个点联系起来，让你惊呼看似不相干的人原来有这样的关系。当然，作者没必要也不可能描绘那无尽的可能性之网，他已经尽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辽阔的区域。
让我来梳理一下。
小说的主线是女教师O分别与政治家WR和画家Z的两段爱情，也包括三人的成长过程，整部小说以O的“死亡序幕”开始，以几乎全体人物对O之死的“猜测”告终。从这条主线可以分离出来医生F与女导演N、诗人L与其恋人的两段爱情，因为F、N、L与O、WR、Z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再次要一些的是残疾人C与女人X、Z的叔叔与叛徒女人的感情，最外围的还有Z的弟弟HJ与T、T（或N）的父母、Z（或WR）的母亲与死去的丈夫三组故事，最后还有叙述者“我”的穿插和独白。这一切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
存在可以是一个抽象和虚空的概念，而此在、具体的生存则需要可能性的提供（虚）和现实性的填充（实），再具体化到小说中、故事里，那就是人琐碎而崇高的爱情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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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或许才触及到小说的主体和主题。弗洛伊德主义包含着生本能/死本能、创造/破坏、爱欲/死亡种种二元对立，它们的通俗化就是人们常说的：爱与死是艺术永恒的主题。这句话的适用范围上到经典之作，下到通俗文学的武侠和言情小说。而《务虚笔记》则同时包含了这两大命题，并将其作为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问题，严肃地直面他们，思考他们，表述他们，达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当然，这两个问题是有主有次的。主要问题是爱，我甚至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这里有甜蜜悸动的初恋，有被现实打败的感情，有残疾人的苦恋，有中年甚至老年的追求，还有那个故事的主线——女教师O看似俗套的激情之恋与莫须有的婚外情：你会发现，声称“务虚”的小说却把爱情写的如此现实、广阔、生动。另一方面，小说更关注的是爱的权利、爱的平等、忠诚与背叛、报复与征服：它不仅仅满足于讲述爱情，更是如此尖锐、深邃、细微地思考爱情。而说“死”次要看似又不太公平，小说以死亡序幕始，以猜测死因终，但作者并非意在探讨死亡本身，而是以一个死亡谜题开篇，写遍各个人物的人生，告诉我们大量的故事和丰富的细节后，试图从中寻找并不唯一、但是合理的谜底。写“爱”带动写“死”，只有想清楚O经历的是怎样的爱情，才明白她为什么要选择死亡。确切地说，作者要探讨的是由爱到死的心路历程，是爱与死亡的复杂关系。
正如上文梳理的故事网络，小说中写了许许多多的爱情，但不同的故事共同纠结于相似的主题，不同的故事各自解释着相似的疑问。我把他们归结为“爱情的主体（能力）—权利”和“爱情的对象—选择”。
也许没有人会直接否认爱是一种权利，一种天赋的、自然的权利，但是在爱情与现实的交锋中，人们往往把爱情的失败简单归结为现实的局限，而忘记了爱情主体的权利被剥夺，忘记了自己可能就是剥夺别人爱的权利的帮凶，甚至爱情的主体自己也认同了这种剥夺，他自我剥夺。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提出许许多多对权利的追问：流氓（诗人L）有没有爱的权利？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医生F）有没有爱的权利？被流放的罪人（WR）有没有爱的权利？残疾人（C）有没有爱的权利？诗人L给女孩的情书曾被公开张贴出去，被人看做流氓、无耻，女孩曾天真的相信了那个时代的宣传——这样做是帮助他改好；而他又有什么需要改正呢？改掉性欲和爱欲？还是改掉真诚？爱情不能谈论，不能表达，不能张扬，在那个时代，至少爱的权利被部分的剥夺了，而像诗人这样的“流氓”则被剥夺的更多，这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剥夺，那个女孩也是凶手之一。如果说诗人一度被剥夺了爱的权利，那么医生F则放弃了爱的权利：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害怕损害了N。医生的父母、N的父母都这么说，于是F软弱了，退缩了。残疾人C更加具体了揭示了这个困境，他陷入了一个两难：作为一个残疾人，他不应该耽误她、损害她，那么他就要离开她，否则就是他自私、他害了她。这就是一个“爱，就不能爱；不爱，才是爱”的悖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背谬的法则，甚至C自己都几乎放弃了。问题出在哪里？是爱出了错么？“如果是真的爱就没有错，如果错了它就不是爱”，爱不会出错，而是人们从一开始就不看好两人不平等的地位，说得更苛刻些，人们心里早就默认了一个前提，在X/N面前，C/F没有爱的权利，他们被剥夺了。
而女主角O面对的不是权利是否被剥夺，她需要解决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她是否是真正的爱情主体？主体需要有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主体当然应该有爱的权利，但前提是他本身具有爱的能力，主动的追求爱情、创造爱情的能力。表面上看，O是敢于追求的，她在认定自己爱上画家Z后立刻跟丈夫离婚，但这就够了么？其实，O是并不算一个爱情的主体。她对爱情的理解是幼稚的，对世界的理解都是幼稚的，“在其有生之年，却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无论她死了还是活着……她都是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执拗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她的梦境就是她与WR的初恋，而她从此执拗于寻找WR的模板——“家境贫寒、经历坎坷、勤奋简朴、不入俗流、轻物利重精神”的男人。更致命的是，在爱着这样男人的过程中，她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地位，她把爱情一方面是仍然沉浸在少年时代的青春激情、一种儿童式的纯真，后来更多地是无意识层面中的母性。且不说Z是否有恋母情结，至少O是在“自我女性化”、“自我母性化”的，她像母亲爱护孩子一样无条件地承受Z的任性和和暴躁，甚至沉迷于一种受虐的快感。母爱是无条件的，而成熟的爱情恰恰是以独立人格为条件的，O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平等的爱情，所以她无法反驳Z的价值论、差异论；她对爱情的幼稚理解，更无法超越差异论而回答“这一个”的问题。
爱情，为什么是“这一个”？这就是更困扰人们的“爱情对象—选择”问题。诗人L没法回答恋人的提问，如果不能解决“这一个”为何是她而不是别人、她与别人有何不同、不爱她会不会爱上别人这些问题，那么“永远”、“只爱她一个”这样的承诺都是空谈。诗人找不到答案，于是自杀，于是放纵，不再去寻找“那一个”，只是流连于“随便一个”。而画家Z的答案则是价值，作为主体，价值高的人有更多权利去爱；作为对象，价值高的人更受人青睐、更多被选择。童年的刺激让他一生都活在仇恨和报复中，他对O不是爱，而是在纵欲中体验报复高贵者的快感，他一生都在画一根羽毛，那是他的创伤记忆，是由仇恨和自卑而来的超越的努力。他也不是爱情主体，除了少年寻找的楼房中的女孩和继父带来的姐姐，他已经没有爱，不会爱，只有仇恨，只会报复。
“这一个”的问题是不可由逻辑和理性解决的，而正是因为它的不可解决才是爱情必备的要素和魅力。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是自由的，每个人的自由又以他人的自由为基础。但是作为主体的人总有把他人客体化的倾向，而自己也有被他人客体化的危险，彼此存在与这样一种互相依赖而互相排斥的紧张之中，所以人与他人、人与环境发生一种贴不上、甩不脱的“恶心”。而在爱情中，人们感到的是客体化的另一种结果——自由带来的危机感和失落感：作为主体，我爱他/她是我的自由选择；但是正因为他/她也同样有选择的自由，所以作为对象，受偶然性的支配，我是被选择的，我被客体化了。既然是自由，他/她有爱我的自由，也有不爱的自由，没有什么原则、原因、规律能解释我为什么是“这一个”，正如我也不能向对方解释，爱情没有这样的保票。所以爱情的双方永远处于一种焦虑中、一种不确定的可能性之中，爱情中交织着付出与获取、幸福与苦痛，爱情是互相不断的了解和试探，是永远的追求和创造。如果谁有了确凿的证据使自己或对方成为“这一个”，那么爱情就成了一潭腐臭的死水，换而言之，如果有了确定的“这一个”，那么至少有一方彻底被客体化而丧失自由，爱情也不再成为爱情。
可是O不懂得这些，她无法反驳Z的事业至上、人的差异和不平等、价值理论，而且自己都陷入了Z的逻辑，她彻底绝望了。爱与死可以有多种复杂的关系，有人说爱欲本身包含着死亡，也有人说爱欲的顶点与死相通，在我看来，O的故事则是把死亡当作爱的另一种可能。C说的对，O已经不爱Z了，她甚至不爱自己了，如果有爱她就不会死。但是她的“不爱”并不是厌倦、憎恶或者仇恨，而是她没有能力去爱、没有力量去爱。作为客体，她想不明白自己为何是“这一个”； 作为主体，她也不能解释为何画家是“这一个”，她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没有创造爱的能力，只有一个受虐者的承担。画家冰冷的言论让她发现，她所期望的儿童式的纯真和温暖统统落空，画家不可爱了，自己不能爱了，她终于无法继续自欺了。
“在这世界上我只爱你，要是我有力量再爱一回，我还是选择你。”把语义重点集中在“力量”上，我们可以找到她自杀的原因；而集中在“在这世界”和“还是选择”上，则是她对死亡的态度。
O死于绝望、死于无爱，但她又不是简单的厌世、软弱。她是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就像她一爱上画家就不能与丈夫同房，她一旦失去爱的力量就不会苟活在“这个世界”上。小说的开头就借孩子之口提出“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对于O来说，死亡是现实生命的结束，却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是那些我们错过了、没有推开的门，是网络上我们看不到、不曾经过的线和点，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虚无的（存在的）世界。O要回到童年之门，回到那幢漂亮的楼房里，回到她魂牵梦萦的南方，回到她夕阳西下、荒草凄迷的梦境。她要回到更丰富的可能世界，看看故事有没有其他的版本，弄清她到底如何、为何成为“这一个”。其实，爱情原本就是可能，存在也是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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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务虚笔记》还有很多可以探讨，比如叙述视角、叙述方式，比如叛徒的生存困境、两难选择这一哲学和伦理的命题，比如羽毛、白色鸟、南方这些反复出现的意象，比如爱情与性。但是我只写下了以上文字，选择了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