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尚书笔记

总述：唐虞夏商周

唐部：尧，

虞部：舜－皋陶，

夏部：禹，太康，启－有扈氏，仲康－胤

商部：汤－仲虺，太甲－伊尹，盘庚，武丁－傅说，纣－祖伊－微子

西周部：武王－箕子，成王－周公－微子－康叔－召公－蔡叔子胡－君陈，康王－毕公，穆王－君牙－伯冏－吕侯

东周部：襄（平）王－晋文公（侯）－鲁僖公－秦穆公

禹贡：治水之实在治土，治土之实在治人

可见九州原是大禹治水时便于管理而分设的。每州有二至三条主水，记交汇处为重要城市。疏水之法不但合于治患，亦能加强开发，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故禹行水法，其端的在治民。治民的细节藏在土壤中。禹根据水患的严峻程度，及当地开发程度评定土壤等级，又根据与王畿远近关系，控制力关系，综合其他物产的情况，确定了赋税。不由感叹远古就有如此智慧！

誓部：杂霸道

帝舜时三苗叛乱，怒而陈师于彼，却没有用兵，而是听信忠言，班师回朝，反躬自省，转而勤于王政。“七旬，有苗格”；夏桀无道，成汤誓师时用词非常谨慎谦逊，甚至有些笨拙：“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整个誓辞也非常简短，主要内容无非强调自己无奈顺从天命，以顺讨逆。放桀于南巢后“惟有惭德”，实则担忧“以台为口实”。仲虺在政治上仍劝其“缵禹旧服”，但已经开始发表相当肉麻的颂辞：“攸徂之民，室家相庆”。至于周武王三作《泰誓》，篇幅肉眼可见的变长了，甚至高度地格式化。内容也开始向煽动、战术指导等实操层面跟进。《牧誓》作为战地现场的动员，已经是单纯的饯行之语。

诰部：治乱由卜而礼

商制崇尚华美，追求享乐，爱好舌辩，国之大事咸决于卜。盘庚迁殷时嘴皮子就非常利索，既有名为自掊实则倒打一耙：“予乃拙谋作乃逸。”又有转移矛盾的一套说辞“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既有以理劝导：“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又有先王加成：“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既大画其饼：“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又有事先承诺：“无有远迩”；既有威逼：“我乃劓珍灭之，无遗育。”，又有利诱：“承汝俾汝，惟喜康共。”迁殷后赶上洪水，盘庚依然强硬坚持：“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叹其志之余也可想而知其迁都的阻力。

周制克勤克俭，时时惕厉自省，大有深追尧舜之治意。新制礼仪，周而不浮，受到孔子的赞誉。另一方面，《洪范》箕子明确告诉武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可见此时阶级分野已经十分严重。无论是箕子所述的占卜仪式，还是出于自然现象的理解“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或是《周官》对礼仪官制的详察，都使专制不可回头地走上制度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臣子的讽喻逐渐从“面刺”到“作诗训”转化，周代尤甚。

再来看一看臣子们：尧舜之皋陶，汤甲之伊尹，武丁之傅说，直至纣之微子、箕子，如果从后世之见，他们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流派。或许从盘庚半胁迫半欺骗性质的迁都行动，或许从箕子以贵贱之别劝武王，又或许是周公金縢锁书开始，远古从善如流、不拘一格的氏族公社精神已经亡佚殆尽，代之以起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口，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口的恶的启蒙。人对权力的欲望越发丧失节制，“礼”被制作成面具，拿来维持一种大家还生存于远古治世的假象。思想被分为流派，被形容为统治工具，帝王再也不能凭教化维持稳定了，继而必须凭借束缚。春秋，就该凭借杀戮了。

另，君权越是不够强大，天人就越呈现出父母－子女的关系，一种无条件交换关系。《泰誓》将文王之德而非文王比做日月，《诗经》多有咒骂老天的语句。而随君权加强，君王自封为天统人之信使，越发宣扬“天发天杀”之理，人在天的面前地位也越来越低，直至完全成为天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