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危机》：历史与现实

(原文是在2022年春季读书小组第一次讨论班上的讲稿)

大家读完这本书之后可能会有一种感受，从内容上讲，相比于主标题“二十年危机”，本书可能更加接近于副标题：“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当然这个副标题是译成中文版的时候加的。它并不是一个关于“二十年危机”的实证研究，而更多地是一部关于国际关系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讲义。对“二十年危机”更加实证化的讨论在卡尔的另一本书《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当中。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怀疑，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探讨二十年间国际上流行的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来提供一个用于解释一战后和平体系崩溃的历史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熟知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范式的历史分析框架是被应用于本书的研究中的，当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卡尔在刻意地运用这一范式；但是书中对马克思理论的评介、对工人运动历史与现实的回顾，尤其是贯穿全书的道德-权力、理想-体制辩证调和的重建国际秩序药方，很难不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

《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福煦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这不是和平，是二十年休战”。结果一语成谶。当然，福煦的意思不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压制过于严厉，而是相反：莱茵兰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这意味着和约不能确保法国的安全，德国再度崛起的可能并没有完全消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而言究竟是太过苛刻还是无伤大体不是我们要深究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的是，和约签订不到二十年后的1936年，莱茵兰再度武装；1938年，德奥合并；紧接着，德国又得到了苏台德。终于，整整二十年后的1939年，战争全面爆发。这二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何种剧变，使得被束缚于一个完整的、正常运转的和平体系中的德国成功逃逸，将世界再度拖入战争的深渊？

《二十年危机》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回应，首先是对历史的梳理。卡尔回顾乌托邦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缘起、它们各自范式下关于权力与道德的讨论，将问题的核心引向历史情景与现实的差异，这种差异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曾经在19世纪主导了国际和平体系构建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代已经成为了一种虚妄。

首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双元革命造就的那种充满了无限信心，不断追求经济成长与全球扩张的自由放任生产制度，以及在古典政治经济和功利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都发生了重要转向。在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下，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为强大的社会力量，策动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包括妇女在内的群众普遍要求政治权利，作为精英曾经统摄整个政权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只能步步退守。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可以深刻感受到身份危机而且必须转型的时代。股东共有并且以科层制模式管理的大企业机构或法人，开始取代了拥有和管理其自己企业的真正个人和家族；保护主义与垄断取代了自由竞争；最终，革命和战争取代了稳定与和平。自此以后，被19世纪的资产阶级视作普世价值的整个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实际上就已经随着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一同崩溃了。

其次，一战带来了国际力量对比分布的深刻改变。欧洲作为传统的世界中心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在它的东方和西方，两个侧翼大国悄然崛起。然而和平体系的设计却存在着严重的反应延迟，它极力回避这个问题，试图对权力天平的倾斜做粉饰。在《凡尔赛和约》安排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原则上最关键的居然是已经难以保证自身安全的法国和英国；美国孤立主义抬头，退出欧洲政治，拒绝加入国联；苏联被孤立。如果这样来审视战后的国际体系，我们其实也不难猜到其结局。

乌托邦主义的最显著的实践是国际联盟，这也是一战后国际和平体系运转的重要标志。国联的核心原则，是一种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理论。按照威尔逊和他着力引导的舆论的安排，国联的基本功能包括：讨论国际社会广泛关心的问题，按照战后形势演化“自然地产生的和解及平等需要”修改和约，依靠调解和仲裁等手段和平地解决国际争端等等。它被期望的主要作用在于保障国际集体安全，即依靠一种设想中的国联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国在国际和平上的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和共同行动，制裁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支持“防御性”战争，捍卫国际和平。

但是，正如卡尔的表述，威尔逊的集体安全观在当时的现实下只能是乌托邦思想。实际上，他所设想的集体安全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够有效地运转：第一，各国认可和平和现有的国际秩序，接受和履行集体安全义务；第二，国际力量格局可以保证集体安全的有效运行，换句话说，均势仍然是和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只要进行简单的讨论，就会发现这两个条件其实全都不具备。

首先，在国联那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被化约为世界现状的道义合法性，而“维持现状”的主导者只能是既得利益者。乌托邦主义者有一种“利益和谐论”的幻想：各国或者将本国利益完全等同于有世界普遍和平定义的人类共同利益，或者完全漠视自己的特殊利益，时刻乐意将此利益从属于维持普遍和平的需要。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内政治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样一种状况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上，任何一种秩序安排都不可能调和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一切利益，因此也不存在一个所有国家都愿意承认并积极维护的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英法等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不是像德国一样怀有推翻现状的强烈动机，就是对现状持有各种抱怨；更致命的是，即便是英法自己都缺乏维护现状的道义自信。

第二个前提，均势。具体来说，就是可以随时被用以维护现存秩序的国际力量占有压倒性优势，足以威慑潜在的侵略国，或者在侵略发生之后可以迅速将其挫败。这个前提在国联建立之初就不存在，因为战败后的德国仍然拥有潜在的战略优势，在欧洲的权力地图上，德国很快重新压过了英法以及愿意在国联的框架下解决国际问题的一众国家。不仅如此，英美对这种情况没有充分的估计，以致于它们一厢情愿地信赖国联的协调程序，放弃了建立权力均势的努力。在创建国联时，英美排斥了法国关于着重以军事打击制裁侵略的主张，结果盟约规定的集体制裁义务差不多仅限于经济性的。此后，虽然法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争取加强国联的制裁能力，但都因英国的反对而失败。总而言之，国联的运作忽视了两个基本现实：国家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权力分布在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这两个现实意味着，现阶段任何取消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努力最终可能都将面临失败的结局。

在这里应该指出一点，从经验上讲，国联的制度设计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维也纳体系的历史都说明了，实现某种“欧洲协调”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协调的前提至少有一点，那就是国际力量的均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年危机的根源，在于当时所流行的低于历史水平的思想，在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与现实脱节的实践。而这或许对我们会有所启发，历史不会是孤单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我们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益，那我们就很难避免历史的再度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