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解的统一中国然后再统一

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五代十国和魏晋南北朝一样，都是大一统盛世的反面，素来被描述成杂乱无章、黑暗无道的时代。比起传统史家，现代史学界对乱世更为重视，更加注重分裂时期的前后承续。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陈寅恪、唐长儒、谷川道雄、田余庆、阎步克等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推到了新的境界。然而，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却缺乏史家足够的重视和重量级的历史论著，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图片 “中国的统一为常态，而分裂时代则为畸态。这就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统治者，并最终成为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中国政治与历史的看法。” “提供统治架构的天下观总是提醒人们，需要有新的天子来担负更大的责任。将9世纪主要的分裂趋势予以终结，已经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是必须的，如果战争永不停止的话。10世纪的文、武系统正是以这个目标来重构的，尤其是在北中国。且在有游牧民族极大入侵之险的边镇地区获得相对成功，最终促使这些北方王朝能够重新统一以前唐朝在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领土。” 正如本书2007年版序言所说的这样，自秦皇汉武之后，统一是一个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追求。 中晚唐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地方基层人民组织生活、基层权力社会形态到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权力的分配运行，与北周、隋、唐前期的中国相比，都已不再相同。 传统的上层建筑不再适应经济基础，安史之乱后，强大的内外压力迫使唐室积极变革。陡然一转的晚唐藩镇体制，宦官、文官分权制衡，还算是勉强维持住了偌大的唐帝国，至少是在国家上层中塑造出新的利益、权利分配格局而维持住了基本统治秩序。 然而随着咸通九年（868年）的“庞勋起义”和乾符二年（875年）的“黄巢起义”爆发，来自底层人民的绝地反抗猛烈地击垮了脆弱的唐帝国统治。旧秩序彻底被打破，国内各种矛盾一齐爆发，再也没有谁能够捏合起全社会。统治在解体、秩序在崩塌、社会在动荡。 图片 中国需要再度统一吗？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即便是南汉、吴越也只是趁着中原动荡苟安，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想的文人、武将、统治者放弃过统一中华的理想。这也不是这本书探究的问题。 那么，中国如何再度统一呢？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截止到周世宗柴荣去世的959年，短短五六十年，天下便从一个支离破碎、交相攻伐的状态，重塑为一个中央强盛，天下人皆知统一只是时间问题的新局面。这一个变化，绝对不是传统的王朝研究范式所能解释的。如本书所言：“五代总是被当作一个道德和政治崩溃的时代。但这样的划分对生活在那艰难岁月的两代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也不会帮助我们理解在王朝更迭中，社会和政治结构如何存续，以及中华民族绵绵不绝的传统如何过渡到一个新的时代。这就需要对此进行一番新的探索。” 本书一个显著特点是打破传统的断代划分，选取了883－847这一个并非唐代结束，也非宋朝建立的时间段进行考察。传统的断代史研究，虽然易于窥视朝代前后的不同面貌，缺陷则是从后看前，由结果倒推原因，往往使人陷入窠臼。“王书要解决的就是唐宋的连续性问题，即唐后期的权力结构如何发生深刻变化，孕育着怎样的新政权的结构性要素，这些要素又如何形塑五代诸政权，并最终抟成宋朝的权力结构。”（李鸿宾：《王朝更替的结构性变化》，《历史研究》2020年第6期。） 本书第一条主线是中枢权力核心的再造：晚唐松散而平衡的权力结构被黄巢起义打破，中央权威扫地，武人崛起——中央王朝解体为遍地藩镇局面——朱温接收残余中枢引入新的皇权因素（藩镇成员）——李存勖名义上恢复唐制实际上仍旧是大号藩镇体制并沿着朱温道路走下去——李嗣源上台藩镇旧僚充任内诸司使——在原有官僚体制下权力集中到皇帝及亲信手中形成内朝体制——内朝与侍卫亲军合流——中枢权力核心成型； 第二条主线是中央再集权：朱温分割藩镇、任命州刺史等基本剥夺河南道节度使军事力量（河南道去藩镇化）——后唐在地方不断反噬中逐步使节度使资源最小化——文官集团在残唐后蛰伏并延续下来逐渐复苏——后晋对抗契丹进行国家动员起码在体制上建立了集权基础——契丹入侵摧毁河北军镇，最顽强的地方抵抗势力被消灭——后汉侍卫亲军主导藩镇，节度使体制的遗存成为朝廷本身的一部分。 图片 从黄巢起义（875－884）的最后几年，到契丹试图入主中原（946－947）的五六十年里，权力结构不断演进，中原的权力分配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节度使体制过时，独立藩镇的权力崩溃，新型王朝政府诞生。 “五代变革所带来的中央政府之延续，并非由于摈弃节度使体制、恢复唐廷旧章，而是吸收了节度使体制本身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首先是因为契丹入侵之前的五代帝王本身都是掌权的节度使，从而把藩镇统治中他们自认为有用的方面带入新的朝廷。并且，帝王们也能够在朝廷中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并把其他藩镇的文、武成员吸收进来，从而形成两个主要特点：节度使的亲随通过‘内诸司使’发挥了重大作用；侍卫亲军效忠皇帝，一如衙兵效忠节度使。” 本书一共七章，除第一章引言外，以下六章依次论述了晚唐的藩镇、藩帅与中央（《第二章·藩帅与冲唐廷（883－904）》）；两次民众反抗运动的冲击下，中央的集权尝试和失败（《第三章·中央权力的发展（883－907）》）；朱温和李存勖各自的塑造权力中心和新权力分配格局的努力（《第四章·梁朝与唐室中兴（907－926）》）；朱温和李存勖各自的中央集权努力和藩镇反扑（《第五章·对藩镇的控制（907－926）》）；面对藩镇反扑和恢复唐制的不成功下，李嗣源妥协和再尝试与石敬瑭被忽略的政治创举和贡献（《第六章·朝廷的政治权利（926－946）》）；契丹崛起，强大的外在压力打碎了顽强的河北藩镇，在对抗这种强大压力的过程中，新的权力结构在血与火中诞生（《第七章·藩镇的衰落与新权力结构的出现（926－947）》）。另外还有附录一章《五代史上河东道与河北道的联盟》，对这一时期重要的两个地方的地缘政治进行考察。 图片 总而言之，本书着眼于五代时期——特别是朱温掌权（904年）到后汉建立（947－950）的这一段时期——的中原政治权力问题，对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演进、政治矛盾的冲突、中央与地方的消长、旧制度和新体制的复杂演进等问题，做出了合理的探讨和不少精彩的论述。 特别是本书原名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是作者王赓武先生为申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而提交的论文，完成于1957年。如此而来，显得更加有价值。 当然，本书的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直接没有关注“中国要不要统一”这个问题，直接研究“中国如何统一”，另外本书局限在中原地域和政治领域，缺少对中原之外的地域，和社会、经济等其他领域的探究，也缺少对后汉、后周的论述。因此，这只能称作是一部非常棒的五代时期政治史著作。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本书问世以后，关于唐宋之交研究的研究成果迭出，晚唐藩镇研究有王寿南、张国刚、李碧姸、仇鹿鸣等；五代史研究有郑学檬、张其凡、方积六、杜文玉等诸多学者。日本学界有日野开三郎、矢野主税、高桥继男、渡边孝等学者。西方学界也有Glen Dudbridge、Huge Clark、Pete Lorge等学者。现如今再回看本书，其超越王朝断代局限，把握历史内在发展逻辑，展开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考察的特点依旧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