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成瘾：一场人与机器的“合谋”

“一间高级酒店的套房中，灯光闪烁，香槟摇晃，女主角茉莉穿着精致的半身小礼裙游走在牌桌之间......”这是电影《茉莉牌局》中的经典一幕。巧合的是，在《运气的诱饵》这本讲述“赌博奥秘”的书的开头，也写了一个叫莫莉的女性的真实故事。现实中莫莉的赌局远没有电影里那么华丽，作为一名普通的酒店服务员，莫莉将自己的每日生活地图描述成由“工作酒店——7-11加油站（有时在这里赌几把）——宫殿车站赌场（晚上和周末在这里赌博）——超市（购物时赌几把）——诊所（定时领取抗焦虑药品）——匿名戒赌会所”组成的圆形闭环，而她自己则居于这个圆圈的中心，“就像在风暴眼里一样”，莫莉感叹道：“世界上其它一切都围着你转，而你什么也听不见，你进入了机器的世界”。莫莉所提到的“风暴眼”，也正是本书作者对赌博成瘾现象的洞察：赌博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体现了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欲望，赌博，是为了留在迷境之中。赌博者的目标不是赢，而是继续玩下去。

立足于这样的视角，作者在书中逐一解构了机器赌博的每一个环节，从赌场的建筑设计、到机器的交互界面，再到赌博者本身的情绪倾向，一步一步为我们揭开了人与机器间的一场“不对称的合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的老虎机是如何为赌博者设计了一个“迷境”，而赌博者又是如何自愿跳入这个迷境之中无法抽身的。

工具迷思：技术是否真的中立

一位老虎机设计师向作者坦言：“我不能坐在这里说，我只不过是给炸弹上螺丝的，我只不过是组装弹头的。因为我心里清楚，我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摧毁什么人的人生。”这段自省揭示了技术发展带来的困境，它带来的新奇与盈利既令从业者感到着迷，又使他们深陷道德的泥沼。

赌博机在我国并未合法化，赌博机器的设计与运行机制对我们来说或许显得陌生。但其实技术迷雾笼罩在各行各业中，从手机游戏到AI智能，技术的发展总是在创新和滥用的边界线来回摆动。而本书介绍的老虎机则是一窥该迷雾的鲜活视角。

不难看出，书中认为，机器，或者说经过精心设计的赌博机器，是造成赌博成瘾的关键环节。

从外部看，赌博机交互部件作为机器的表层设计，对赌博者的感官起到了最直接的吸引作用。包括按钮和入钞口、声音和视频设计、人体工程学控制台和座位部件等。从最初的拉杆到如今的触屏按钮，赌博者与机器的互动更加快速、流畅，但又可以通过仿真的音效和动画保留甚至强化赌博者的感受。往内部看，不断进步的技术让机器具有了“深入引诱”的功能逻辑。为了让赌博者更容易下注，老虎机把金钱去金钱化，变成一种随时可用的点数；为了让客人们快速进入状态，赌博者需要进行的操作都被设计得尽可能简洁，每个按钮都“有效”和“有用”；为了让赌博者保持耐性，老虎机的转轮上扩大了视窗范围，玩家可以看到中奖线上下两行的图案，从而更有可能产生“近失”的体验，即“差一点点就赢了”的感觉。

但上述设计仍属于想象中赌博游戏会具备的“花招”，而“实时数据追踪”与“伪装成赢的输”这两种技术才是筑造迷境最重要的“能将巧手”。一方面，通过利用游戏卡、会员卡甚至配置数据管理软件套装，可以实时地抓取玩家的游戏数据，在他们连输多把的时候“及时”向他们发送“奖励包”、在玩家亢奋的时候根据他按键的速率加快游戏进行的速度、根据用户画像进行个性化的游戏推送。通过海量的数据收集和即时反馈，现在的老虎机总有办法投赌博者所好，让客人总能“一直玩下去”。

除了通过“量身定制”吸引玩家进入游戏，技术还能实现“伪装成赢的输”，让玩家在输与赢的心理上也感知麻木，从而愿意在“迷境”里呆得更久。例如，通过制造关联着“赢”的氛围和一些感官线索，如灯光、音乐、视觉图像等，让赌博者感受到稳定的部分“胜利”，“正向强化掩盖了输钱的真相。”它不像中头奖那样会扰乱或抑制游戏节奏，相反，它通过不断出现的微小胜利迎合了让客人增加“机上时间”这一目标。

通过这些精巧而先进的技术，赌博机器已经牢牢掌控了“留住”客人的主动权，赌瘾人士在这些“适配”又“智能”的迷境中毫无理性可言。书中介绍的一名赌博者罗丝，为了解决自己的赌瘾，去学习了如何拆卸和组装机器，但她最终意识到自己的赌博机揭秘计划徒劳无益：“拿到学位后，我理解了机器内部的一切。每次开始玩的时候，我都会意识到这些知识，会在脑中画出电脑内部的运作详情。但接着我就会把脑袋里的这些知识关掉。”

很显然，赌博机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设计出一些“诡计”程序而另赌博者在不知情、以为自己有可能中大奖的情况下不断赌博，而是为赌博者提供了一套引导他们进入“迷境”并沉浸其中的交互体系，即便赌博者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获胜，但是通过程序设计及体验，他们仍然享受置身其中的过程并无法自拔。与其说赌博机器是在设定概率中赚钱（与赌博者建立了博弈、竞争关系），不如说它们是在引诱赌博者心甘情愿地输钱（制造赌博者的依赖与投降）。

情绪迷思：逃避、自损和“向死而生”

绝大部分的赌博业从业人员都会大声疾呼：“成瘾是你对自己人生的管理出了问题”，一如美国赌博业协会坚称的那样：“问题不在于被滥用的产品，而在于滥用产品的人”。那么在赌博成瘾这场“狂欢”中,赌博者需要负起责任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人人都有可能成瘾。作者在本书中发现，甚至填写治疗成瘾的每日量表这个行为都会令人上瘾。可为何这么多人却偏偏选择赌博机这个危险的对象呢？

在分析了赌博机器背后的奇招险路之后，作者将视野转向机器面前的“人”，开始剖析“问题赌博者”的情绪倾向，通过访谈、观察、参与会议以及加入戒赌组织的方式，探究社会条件和行为理念如何塑造了他们的“机器人生”。她发现遁逃赌博机最重要的心态体现为“逃避”。社会发展的高速性、复杂性让身处其中的主体不断地经受冒险和选择，个体必须极为自主、高度理性、永远清醒。成功的人，应当对生活享有掌控权。而被这套“正确人生”诱惑又被它伤害之后，人们就急需一个出口、一个容器、一个离岛，来短暂地逃离真实世界的暗淡。

而赌博机器就是对现实感受的完美简化。赌博机器降低了自我管理的难度，将风险与选择转化成数字化的游戏，在这里，赌博者可以悬置自己一团乱麻的社交关系、入不敷出的金钱状况以及焦虑不安的时间感，即使他们清晰地知道自己“一定会输”，但机器赌博技术提供的迷境，可以让他们从“社会、财务和个人生活的波动性中获得片刻喘息。”这与连玲玲在《打造消费天堂》一书中描述消费的社会学十分相似：人们留恋于商店美丽的橱窗，在消费带来的新奇、兴奋里，人们就不再注意“流浪儿童丑态”“脚尖边的倒路尸”以及这大都市中还有无数愁苦的脸。

但仅仅是逃避可能还不足以造成如此深入的沉迷。作者发现了赌博者的另一种更深层的情绪倾向，她称之为“自愿损失”。书中的伊莎贝拉觉得，在玩游戏时：“是我在伤害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在伤害我）。拥有控制权的是我。”生活中充满了不可测的偶发事件：痛失所爱、处境恶化、意外事件、人心变幻，赌博者在这样的现实世界不断失控，转而借赌博机不断地下注再下注，以此来“控制”或者“重演”自己的损失。在这里，赌博者们清晰地意识损失却甘愿损失，因为主动地自我破坏，会带来一种被扭曲的掌控感和痛快感。

最后，还有一类赌博者，作者认为已经接近于弗洛伊德提出的“向死而生”的状态。在赌博过程中，一个人试图绕过生命的迂回挣扎，从而“借某种短路帮自己速速实现那个目标”。他们可以通过赌博机器进入接近于死亡的“归零状态”。

虽然赌博机器的世界光怪陆离、充满诱惑，但按下那个开始按钮的，仍然是主动走到机器面前的“我们”。

人机交互：一场不对等的合谋

在这本书里，作者最终将数字时代的赌博成瘾视为一场人与机器的“不对称合谋”:“你越好地调整优化机器适应玩家，他们就越会晚到熄火，这会转化为利润的大幅增长”，但当玩家钱财耗尽，“机器就不会继续响应玩家的需求了，双方这场合谋的不对称性就浮出水面。”而在这场合谋中，仅凭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如此具有“杀伤力”的后果，任何一个阵营试图推脱责任，赌博从业者高喊的“技术无罪”或赌博者抱怨的“引诱沉迷”，都是不负责任且模糊重点的。

其实，无论是赌博机、手机还是任何技术手段，最终需要探讨的仍然是技术与人的关系。所有试图解决赌博成瘾、甚至于任何一种技术成瘾的方案，都应该着眼于调整两者的共同平衡。在人与技术的不断缠绕之中，出路只能、也必然是二者的共同克制，退回到各自共生却不会互相蚕食的微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