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礼堂访谈录｜重考据兴义理 结硕果植桢榦——孙钦善先生访谈录（三）《论语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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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锷：您为什么又要写《论语本解》？

孙钦善先生：《论语本解》是2009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此书承续《论语注译》的成果，并有所开拓和发展。 其内容和撰著宗旨、体例、方法，我在《引言》中作了说明，如：“《论语》是一部思想著作，此书在古文献中看似语言平实，但含义深奥，各条语录的具体语境又多不明确，必须对语言文字、思想内容，乃至历史背景作全面注释、考述，才能有助于真正读懂。”又说：“本书之所以名为‘本解’，旨在参考前人的积极成果，在个人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语言文字的解释与思想义理的辨析相结合，思想义理的辨析与时代背景的考述相结合，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进而对孔子和《论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以避免由于主观附会而‘诬古人，惑来者’（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献校释的戒语）。”又说：“为贯彻上述宗旨，本书分‘注译’和‘附论’两部分。……注解除了注明生僻字词及人物、史实、典制、名物等具体内容之外，还多方取证，据以分析思想内容，力求做到训诂、考证和义理辨析相结合，尤其注意运用材料互证，特别是以《论语》前后互证的方法，以求准确阐明孔子话语和思想的本意。……译文力求做到‘信、达、雅’。坚持准确的直译，避免添枝加叶的解释或拖泥带水加括号说明的做法。在准确、通达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以求译文语言的典雅。本书注译部分以拙著《论语注译》为基础，进一步作了补充、修订。‘附论’属于宏观专题分析论述的部分，对于思想类著作的阐释尤其不可或缺，以达到与注译部分密切配合、互相参照的目的。”“附论”包括五篇论文：《孔子的时代和生平》《〈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论语〉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春秋〉及三传中有关孔子和〈论语〉史料的文献价值》（在《论语本解》修订本中，为压缩篇幅，最后一篇被删除）。

王锷：孙先生，请您举例来谈谈。 孙先生：关于互证法，例子颇多，我在《论语本解·引言》和2015年9月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怎样读〈论语〉》，列举过两个例子以见一斑，现转录如下： 《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本章中的“攻”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治，一是攻击；“异端”也有两种解释，一是异端邪说，一是事物的两端（指两面性）；“已”字也有两种解释，一是实词“止”，终了之意，一是语气虚词。由于几个字词的不同解释，相互搭配，又使整句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攻治异端邪说，这是祸害啊”，一是“攻击异端邪说，则祸害就会终止”，一是“攻治认为事物有两端的学说，则祸害就会终止”，一是“攻击认为事物有两端的学说，这是祸害啊”。 以上几种解释，都符合孔子的思想，究竟哪一种符合孔子这句话的本意？ 关键在于对“已”字意义的确定。通观《论语》，凡“也已”二字连称，均为语气词连用，如《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可谓好学也已。”《雍也》：“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子罕》：“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颜渊》：“可谓明也已矣”，“可谓远也已矣。”《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子张》：“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只有一处似乎为例外，即《阳货》：“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这里“末之也已”，似乎是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已”解释为“止”；但是“已”字作语气词解则为穷途末路之叹，亦通。且此处“末之也已”，与前引《子罕》“末由也已”句结构、意义均同，可以互作语气词连用的内证。如此看来，对上面的四种解释，只有第一、第四两种可以成立，而在这两种中，又以第一种为优，因为通观孔子的思想，他对是否承认事物有两端的学说，还没有放到像不同道势不两立那样的地位（“道不同不相为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故不至于说出第四种那样严厉的话。至于“异端”，杨伯峻《论语译注》说：“孔子之时，自然还没有诸子百家，因之很难译为‘不同的学说’，但和孔子相异的主张、言论未必没有，所以译为‘不正确的议论’。”此说实难成立，所谓“道不同”，显然包括学说的不同。又，春秋时代，异端邪说不是没有，而是相当严重，曾引起孔子的极端忧愤，并不断有所贬斥，《论语》《左传》中不乏其例，事实确如孟子所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王锷：您对“已”字的解释，符合《论语》经文。敬请再举一例。 孙先生：《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一般把两个“与”字解作连词，意思是说孔子很少谈利、命和仁（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并为此说作详细辩解）。而孔子很少谈利是事实，很少谈命则既不符合孔子的天命思想，又不符《论语》“命”字出词率的实际情况，很少谈仁更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论语》讲仁的地方随处可见。所以从义理上判断，这里的“与”字不应该是连词。这里的“与”字不是连词，还可以从句法上得到内证，因为《论语》中连词在几个并列成分之间的用法，跟现代汉语一样，没有在几个成分之间重复连用的情况，总是用一个连词放在最后两个成分之间，如《子罕》“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为政》“使民敬、忠以(连词，同‘与’)劝”，均可证。实际上“与命与仁”的“与”字是一个实词，义为赞同，则整句应标点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字作“赞同”解，《论语》亦有内证，如《述而》“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先进》“吾与点也”等等，皆是。由此例可见，不仅字词互证非常重要，而且文献的字词解释与义理诠释往往是彼此制约、相互为用的。一方面义理诠释离不开字词解释，必须以其为基础；另一方面有时字词的确解，又须参据义理的恰切诠释来判定。 其他例子尚多，详见拙著《论语本解》及《论语校释丛劄》正、续篇（分别刊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二辑、第五辑）。 《论语本解》面世后，得到社会和学界肯定和欢迎。邱鸣皋教授在2010年3月24日《中华读书报》第785期发表了题为《以互注法注疏〈论语〉》的书评。该文开宗明义，一下子就抓住了拙著的写作背景和宗旨：“这几年乘国学之热，关于《论语》的研究，似有百家争鸣之势，各色有关著作，良莠杂出，一般读者，莫辨醇醨。孙钦善先生所著《论语本解》以独特的面貌应时而出，使读书人耳目一新。此书对《论语》原文既有逐篇逐章的注解和今译，又有在此基础上所作的思想内容阐释；既参考、吸收了前人的积极成果，更有其个人的独立研究所得，‘力求做到语言文字的解释与思想义理的辨析相结合。思想义理的辨析与时代背景的考述相结合，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进而对孔子和《论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以避免由于主观附会而“诬古人，惑来者”’（《论语本解·引言》）。故书名为《论语本解》。所谓‘本解’，即求其本义而解说之的意思，揭示了本书的要旨。”接着结合实例对拙著所用的互证法作了精细的分析，并指出：“孙钦善先生从《论语疏证》（杨树达著）得到启发，而在当代新的学术水平上运用互证法，不再像《论语疏证》引证材料那样的宽泛，而是抓住要领，即以《论语》本证为关键，研精覃思，涵泳义理，写成了一部不同于目前通行的各种《论语》译注本的、精确不磨的《论语本解》，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合适的入门书，而对研究者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如郭锡良教授，也曾论及《论语本解》，他在《〈论语〉语法分析词典·序》中说：“半个多世纪以来，注译式的《论语》今注本已有十多种，各有得失、特色，值得称道的有孙钦善的《论语本解》（2013年）和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2016年）。《论语本解》特别重视‘以《论语》前后互证’，也考虑‘从句法上得到内证’（《序》）。因此，注释比较准确、精炼，在今注本中口碑较好，影响较大。”（2017年4月）2013年，《论语本解》又出版了修订版，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