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盛名的大吉岭

在所有的高档酒店的下午茶menu上，一定会有一道价值不菲的大吉岭红茶。在拍卖会上，大吉岭红茶的价格最高可达500美元500g，在中国的购物软件上，我查到最贵的Golden Tips大吉岭红茶价格约为4000元500g。那些能消费得起价格昂贵的大吉岭红茶的中上富裕阶层在品尝香醇的红茶时，可曾想过是谁采摘这些红茶，可曾知道和茶叶高昂的利润相比，采茶工人的工资不过是九牛一毛。

除了盛产茶叶，喜马拉雅山下的大吉岭还是著名的旅游圣地，这里是西方游客心中印度的香格里拉，出尘脱凡，遗世独立，当游客来到大吉岭，坐上了小火车，品尝了红茶，参观了种植园，看到了着传统服饰绽放着美丽微笑的采茶工住在精致漂亮的房子里，肯定也不会认为他们生活贫穷、饱受剥削。

然而，人类学家总会看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如果说游客眼里大吉岭的居民们过着田园诗一般的生活，那在《大吉岭的盛名》一书中人类学家看到的本地居民的生活就没那么美好了。

一幕幕讽刺的场景在种植园上演。在大吉岭茶叶的宣传片中，尼泊尔女工戴上了红色头巾和传统服饰，在种植园里唱起了歌。实际上年轻的尼泊尔女工厌恶这套装扮，传统的装扮代表着“落后”，年长的大婶和搬运工才会着传统服饰，她们平时绝不会如此打扮。当地为了发展旅游业让种植园本身也可消费，抹去了罪恶的历史，把种植园从殖民压迫历史的遗址改造成了值得骄傲的地区传统。

“大吉岭种植园中的茶工，虽然生产着世界上最昂贵的茶叶，却仍旧是世界茶产业中工资最低的工人群体。”

“尼泊尔人的房子里所有家具都包裹着他们能买得起的最好的装饰品，这座房子就是他们长年累月积攒的家庭储蓄，然而他们并不拥有房子所在的土地。”

采茶工人真正的生命历程，掩映在大吉岭的盛名之下。

人类学家Sarah Besky来到大吉岭的茶叶种植园展开了她的田野调查。“三方道义经济”是她研究的核心，这三方是指：采茶工、种植园主和茶树(或广义上的茶叶景观）。道义经济的基础预设并不是平等的共患难，相反，道义经济是指不平等的合作者之间的互惠照料关系。种植园主就像是采茶工的大家长，除了提供工资以外，还提供其他生活福利。采茶工照料茶树就如同照料孩子一般，种植园的人与茶树之间，建立了亲密关系。所以即使外面有工资更高的工作，采茶工业不愿意离开种植园，情感上的依赖让三方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尼泊尔采茶女工时代生活在种植园，生下女儿，女儿长大后继承采茶工的工作，世世代代为种植园主工作。殖民时期，高昂的利润都被英国公司赚走了，1947年以后，钱都进了印度种植园主的口袋里。她们永远是这片土地的外乡人，过着清贫的生活，只喝得起碎茶，永远也买不起自己亲手采摘的顶级大吉岭红茶。这真令人心碎。

尼泊尔人不是没有想过反抗。廓尔喀独立运动兴起。然而，就算有了独立的廓尔喀邦，高昂的利润就会流入尼泊尔人的口袋吗？他们的生活和命运就会改变吗？

作者访谈了廓尔喀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向他提出了无数种植园工人都问过的问题：种植园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这位领导人天真的以为一旦获得领土独立，茶产业的部分经济利益会留在新的廓尔喀邦。

就连女性茶工都明白，就算有了廓尔喀邦，种植园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茶叶公司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地盘让给别人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呢？

种植园的改革才是改善他们生活的首要条件，而独立运动并不能促使种植园主进行改革。以至于作者得出了“聊胜于无”的结论。如今的种植园主，并没有推进改革的内在动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按照规定，种植园主要为日益增加的采茶工人提供房子，不然就要付罚款，但是造一座新房子的价格是罚款的数倍，所以种植园主选择交罚款，采茶工们只能住在拥挤的房子里。植园里没有公平可言，采茶工们不愿意离开这里，尽管他们也知道种植园并不会发生任何好的转变。

巧合的是，我昨天浏览马蜂窝网站的时候，蜂首出现了一篇大吉岭的游记。这是一篇文字清新流畅的游记，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大吉岭的风景，干城章嘉峰壮丽巍峨，茶园里漫山遍野的翠绿，颜色鲜艳的房子星罗棋布，这里神秘美丽，如同世外桃源。当地的姑娘们对着镜头露出迷人的微笑，游客眼中的大吉岭一片幸福祥和。游客们或许永远也难以了解大吉岭的采茶工人们那些令人心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