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傅刚：论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174-181页
内容提要 汉末建安时期的诗文写作将基本合于后世文艺学观念的文学独立于经、史、子以外，这也是一般所说的文学的独立，随着文学写作的普及，对作品的评陟自然而然会发生，这就是文学批评，代表这个时期文学批评产生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发生原因的解释，有许多种观察视角，其中，除了总体条件构成且成熟外，有一种看似偶然的外在因素的刺激作用。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是产生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直接诱因。 关键词 建安；文学批评；《典论·论文》；曹丕；瘟疫
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的文学批评为何会在建安时期发生，这当然与两汉以来文学写作的繁盛、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增多、文体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我在《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和《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两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事实上随着汉代文人群体的成熟和作品写作实践的增多，人们对文学与子、史不同的性质有了深刻地理解，同时也对于各文体的区分和掌握有了清楚的认识，这对于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写作的繁荣和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必然的条件，任何一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外，还需要有一些诱因。建安文人在曹氏父子带领下展开的文学写作和批评，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气，其实还是需要一些重要的刺激的。从表面上看来，建安时期具有了文学领袖，也形成了文学集团，这是重要的文学独立自觉的标志，但批评是如何发生的？为何能够在这个时候产生出对文学性质、文体特征、文人间的关系等带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命题探讨？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代表建安文学理论成果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主要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文学的价值问题、批评家态度问题、作家的个性与写作间的关系问题、作品风格的形成以及不同作家具有不同风格的问题、文体的问题等等。这样一些精深的文学理论问题，为什么能够在文学刚刚开始自觉、独立的时候就产生呢？它们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一篇专门讨论诗赋写作的论文，从其讨论的内容看，完全合于后来的文学观念。此文据《文选》所录称为“论文”，又五臣注说：“文帝《典论》二十篇，兼论古者经典，文事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1］明曹丕《典论》有二十篇，篇皆有题，故《文选》所载“论文”实为曹丕所定（文中之“而作论文”，已明示题目）。曹丕以“文”为专论，明确表示文学的自觉和独立，其后才有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论》，这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可是非同一般的。 曹丕《典论·论文》触及到了文学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总结起来有：文人相轻问题、批评应该具有的态度问题、作家写作的优劣问题、文体问题、文章价值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以及曹丕的阐释，见出汉末人对文学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如此深刻而高明，这很令人感到惊讶。对此，我提出几点看法。我认为： 建安文学批评也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始，其发生首先起源于当时的文学写作实践。而文学写作的兴盛，并能在写作中引起争议，则是因为一个相对集中的文学团体的成立，而这个团体需要有一个领袖，这就是曹丕所领导的建安文学集团，时间则是在集团的主要作家如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应玚、徐干、吴质（孔融除外，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这个集团的文学活动）等皆聚于邺下时。此其一。其二，当日的文学写作势必引起争论，如孰高孰低的问题？事实上如何评价孰高孰低？标准是什么？这当引起当时文人尤其是曹丕的思考。在讨论中，每个人的表现代表了批评的态度是否客观的问题，这就是曹丕、曹植所讲的文人相轻（人人自谓抱荆山之玉），由此而有深入的体认。同时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并不一样，每个人的表现，包括写作水平和批评态度，这便是个性问题，而个性问题又由于其禀性不同，亦即气的问题，这也就是曹丕体认的文气问题。每个人气质禀性不同，并不由于是同一父母所生就可以一样，如他和曹植就不一样，这也是曹丕所要考虑的。每个人由于个人之所好、禀性等，而各有所擅之文体，又各以所擅之体相轻别人所短，此亦在写作和讨论中暴露无遗，而适为曹丕所深思。这些看法曹丕集中在《典论·论文》中进行讨论，显示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这些问题已经很成熟了。而在此之前，在建安二十年他给吴质的信似乎还没有表述过这样的内容［2］。但在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他再给吴质写信时，便很完整成熟地表达了这种意见，与《典论·论文》内容可相参证。如这一部分内容：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3］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4］ 与《典论·论文》中“王粲长于辞赋”一段议论相近，《典论·论文》重点在说文人所擅文体有别，故各有所长，以此阐明不可以己之长度别人之短，讨论的是批评者应有的态度，此文则因系私人通信，主要是对诸子的忆念而简评诸子的写作成绩，这种褒奖则是建立在诸子所擅文体之上的。从这些评论看，曹丕的批评观已经成熟并构成了系统。也就在这个时间，曹丕在给王朗的信中也论到了文学的价值，他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徳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5］这个论述与《典论·论文》似有不同，似乎《典论·论文》宣扬了文章具有经国的价值，文人可以凭之不朽了，但在《与王朗书》中，文章只是立德以下的“其次”。其实，这两个论述并不矛盾，《典论·论文》是对文人而言，立德并不是他们的事业，著篇籍才能使他们不朽，在这之前，文章并不具有这样的价值，是曹丕发现这种功效的。曹丕的功业显然不是在著文章上，他身为太子，“立德”才是符合他的功业。另外，《典论·论文》还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是用来安慰在争夺太子失败中的曹植的，这一点可参考拙作《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6］。 总之，建安时期的热烈而具有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很自然地促进了文学批评的产生。不独曹丕有这样的论述，建安其他作家的书信中也有不少与文学批评有关的内容，如：曹植《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吴质《答东阿王书》［7］、杨修《答临淄侯笺》［8］等。这些书信透露了以下几个问题： 1.曹植《与杨德祖书》，时间与曹丕此信约略同时，曹植文中亦论及批评的态度及文学价值，与曹丕略有不同，二人当有所针对而为。 2.据曹植信，吴质赴朝歌令任，诸贤均有辞赋作品赠送，曹植亦有，此亦当时作品流行及商讨之重要材料。 3.吴质《答东阿王笺》中用《左传》七子赋诗典故，当启曹丕论七子之说。 4.曹植批评陈琳不闲于辞赋，而自谓能与司马相如同风。 5.曹植作书对陈琳有所嘲讽，而陈琳却以为是夸奖，则见当时批评者尚含蓄，而被批评者则因为自信而未能辨识。 6.刘季绪喜好批评文章，是亦当时文学批评风气一斑。 7.人不能见己之短，虽曹植亦然。其在与杨修书中称自己作有辞赋一通，颇自矜，但后人并未多称。其作有《龟赋》一首，赠与陈琳，当亦有自得之意，然亦未见有称赞者。 8.曹植谓“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提到评论者的高度问题。 9.杨修驳曹植之论，而谓文章与建功立业并不相妨害。 以上的问题与《典论·论文》所讨论的问题相当，也都与如何批评有关，虽然是汉末，但文人的个性与自负表现得十分充分，都明显显示出自重和轻视别人的倾向。这当然与建安时期给文人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可以自由写作和评论的环境有关，与这个时期经过大乱的文人都具有慷慨怀抱有关，也与他们因为来自不同地方，大都在地方上获得了极高的声誉有关。所以才如曹植所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9］，要相互相钦服是不可能的。曹植也看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於［10］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意思是只有水平高的人才能批评别人。这当然是曹植的自负，他自比南威之容、龙渊之剑，但显然这不是客观的批评态度，仍然失之主观，的确见解不及曹丕远甚。不过，从这些议论可以见出当日文学活动的景况是何等地有生气，当然，也愈见出曹丕对文学的意义和性质、特征等的理解多么深刻。 建安时期的文学活动，留下不少材料，如应玚《驰猎赋》、曹丕《叙诗》、杨修《节游赋》、《孔雀赋》、刘桢《瓜赋》等，皆反映了当时写作和讨论的情景。应玚《驰猎赋》写道：“于是阳春嘉日，讲肆余暇。将逍遥于郊野，聊娱游于骋射。延宾鞠旅，星言夙驾。”［11］杨修《节游赋》：“尔乃息偃暇豫，携手同征。游乎北阙，以娱以逞。……行中林以彷徨，玩奇树之抽英。……于是迴旋详观，目周意倦。御于方舟，载笑载言。……乃升车而来返。”［12］《孔雀赋序》：“魏王园中有孔雀，久在池沼，与众鸟同列。其初至也，甚见奇伟，而今行者莫眡。临淄侯感世人之待士，亦咸如此，故兴志而作赋。并见命及，遂作赋。”［13］其他建安文人应丕、植兄弟命所作诗、赋材料还有许多，这些材料见出建安文人如何在曹丕、曹植兄弟带领下开展的文学活动，并在文学活动中形成了文学批评的观念，加深了对文学写作和批评问题的思考。因此，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除了与建安文人旺盛的写作有关，更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
二建安文学批评发生的直接因素 如上所言，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当然是建安文学写作高度发达的结果，作家的写作经验、心得的深厚积累，自然会上升为理论总结，同时文学集团的形成、文学活动的开展，作家间交流互动，谈艺论文，都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生。但是这些只是事件发生的必然条件，一个事件的发生，多是在必然条件下由偶然因素促生的。标志建安文学批评成就的是产生于建安二十二年冬以后曹丕的《典论·论文》以及相关的几篇书信，这些文学批评为什么会集中在这个时间里产生呢？什么动机促成了曹丕写作《典论·论文》？这是解决建安文学批评为什么发生的重要问题。我以为起因和动机源于建安二十二年发生的那场瘟疫，它直接开启了曹丕等人关于文学价值的思考。 这场瘟疫带来的后果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俱死于疾疫中，即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说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加上之前死于建安十七年的阮瑀，加深了曹丕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因为在文学写作中结成的深厚的文缘，曹丕尝试着为死去的人编集，编集正是出于欲其不朽的考虑。由编集而深入思考这么多年的写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即文人写作的价值问题、文学作品自身的价值问题、如何开展批评的问题。曹丕在回忆了昔日与诸子作文学之游的快乐生活后，不由伤感人生短浅：“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故“撰其遗文，都为一集”［14］，可见为诸子编集起因于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对他的刺激。以下从“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开始议论诸子的道德文章，与《典论·论文》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开篇一样，皆从批评立场展开讨论，我以为这一段议论应该就是曹丕为诸子编集序言的内容。 汉末因为大乱，正如曹操《蒿里行》所说“白骨露于野”，故疾疫流行，史书所记汉末以来的瘟疫时有发生，如建安十四年曹操南征东吴，途遇疾疫，烧船自还［15］；建安二十二年除曹丕所述徐、陈、应、刘外，又《魏志·司马朗传》亦记司马朗遇疾卒；建安二十四年，《三国志·吴志》记：“是岁大疫，尽除荆州民租税。”［16］汉末流行的疾疫，时间如此之长，影响如此之广，甚至曹丕登基后的黄初年间，还不时有瘟疫发生，这给汉末人带来了痛彻心骨的伤感。曹植《说疫气》如实反映了当时瘟疫流行的现实：“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原注：《续汉·五行志》五注补作“举族”）而丧。”［17］人命短浅，朝不保夕，昨为诗朋，今为厉鬼，虽王公、士人皆不可免，因此，我们在建安文人的诗文中常能见到他们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美好事物不能长久的哀叹。即如曹丕，他的诗文多有表现这方面的情绪和内容。如《戒盈赋》：“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18］《感物赋》：“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赋曰：“掘中堂而为圃，种诸蔗于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凛秋而将衰。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19］曹丕敏于感物，凡人之离别、物之盛衰、生死祝福，皆有感，故其题颇多“永思”“戒盈”“离居”“感离”“感物”“哀己”。其《柳赋序》说：“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20］此植柳之感，实开东晋桓温之“人何以堪”［21］之叹。建安五年，曹丕14岁，赋中称：“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则其人事倏忽之感，见于文字。下文云：“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迈，忽舋舋以遄征。昔周遊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皆感伤于物事长久，人命斯须。这样的情绪在建安其他的写作中也都多有描写，比如曹丕《与吴质书》有“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又曹植《王仲宣诔》：“予戏夫子，金石难弊，人命靡常，吉凶异制，此驩之人，孰先殒越。”“又论死生，存亡数度，子犹怀疑，求之明据。”［22］这是汉末大乱之后士人普遍的情绪，劫后余生，痛定思痛。这些作品大都写于建安二十二年之前，曹丕、曹植兄弟抒发这种伤感时，与他们感情深厚的几位文人都还健在，但这种感伤却已弥漫在他们的作品中了，可见这是一个时代的情绪。我们不知道曹丕对文学价值的思考开始于什么时候，但他能够在《典论·论文》中明确且成熟地提出他对文学价值和文学批评的诸种看法，应该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也许当其他文人在用诗和文描摹自己的感受时，曹丕却已经开始从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只是这种思考还没有明晰起来，还缺少刺激的偶发因素。因此，当建安二十二年这场瘟疫再次袭来，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时，曹丕产生了震动。昔日南皮之游诸位好友，不意间一时化为异物，昨日之欢宴还在眼前，今日已物是人非。汉末以来的瘟疫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曹丕尽管有感伤，但都不如这一次对他的影响这样切至。曹丕与建安诸子间所结的文缘深厚，他前后几次的书信中都提到当年在邺下南皮之游。如建安二十年《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说：“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23］建安二十三年《与吴质书》中又说：“追思昔游，犹在心目。”［24］而在延康元年《又与吴质书》中说：“南皮之游，存者三人。” ［25］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是曹丕思考文学写作意义和文学价值的直接因素，因此，《典论·论文》不是偶然的写作，而是曹丕长期思考的结果。这样再来看《典论·论文》，就能够充分认识到这篇论文所有涉及的问题都具有针对性，都有早期文学活动的影子作为背景。
三 《典论·论文》的针对性
《典论·论文》首先从文人相轻开始讨论，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26］值得注意的是，曹丕这里提出的“文人”概念，当是后汉以来出现的，王充《论衡·超奇》专门讨论到文人，可见后汉以来，区别于儒生和文吏的文人身份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文人相轻，曹丕举了班固和傅毅的例子，也都是东汉文人。也可见文学活动中产生的文人相轻现象，主要发生在东汉以后。这种现象在建安时期应该更为突出，曹丕有所见，有所感，故有所针对。这一点在曹植与杨修的信中也得到了证明。比如他嘲讽陈琳而自谓可与司马相如同风，事实上曹植本人已经堕入了文人相轻的窠臼。曹丕总结原因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人善于自见，是人性的通病，文人也有这种通病，但文人的善于自见，却与一般人不同，而是表现在写作上。写作上的孰高孰低，往往难以判断，曹丕却敏锐地发现了文体的问题。他认为文体不一，作家很少有擅长所有文体写作的。往往一个作家在某一个文体上写作带来的声誉，会让大家也包括作家自己误以为自己什么都好，故此便会在批评别人的时候以己之长攻别人之短。这个现象的发现看似简单，其实却不容易，直至今日这个现象仍然会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发生，就说明了能够客观冷静地发现这个道理，是需要超出常人的视野和冷静的观察思考能力的。曹丕无疑具备这个能力，这就是他与曹植之间的重要区别。应该说，就文学写作来说，曹植获得的声誉比曹丕来得容易，也得到当时的公认，相对来说，曹丕在这方面是一个落于下风的人，但正是不得意的人才更能冷静地看到人的长处和短处，也因此具有更客观的观察能力，相反，处于顺境中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之前，较长时期处于舆论不利的环境中，所以他能够看到除了通人以外，人都有局限的问题。表现在写作上，便是因文体的不同而写作的优劣便不同。 理论渊源上，曹丕这种观点应该受到王充《论衡》的影响。《论衡》将当时人分为俗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几个层次，儒生是能通一经者，通人是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闲雅，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文人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鸿儒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可见王充所论诸人还都是就儒学而言，所谓文人，与曹丕所说大不同。王充说的文人是指司马迁、刘向、刘歆父子一类，鸿儒则是陆贾、董仲舒一类。这是就儒学内造诣不同人的区分，事实上，东汉时有文吏和儒生两大阵营，文吏习于政事，儒生娴于典籍，当时世俗皆重文吏而轻儒生，王充谓其实各有长短，所以《论衡》列有“程材”“量知”“谢短”篇，专门讨论文吏与儒生高下问题。至于儒生中，其才能高下又可区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几类，《论衡》列“效力”“别通”“超奇”来讨论。从王充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时人才之间的高下优劣之争已经非常热烈。因此，建安时期文学活动中发生的文人间的相轻，正是从东汉以来人物品评与轩陟之风的表现，只不过这时的品评更多地集中在文学写作上了。 曹丕理论依据来自《论衡》，但事实材料却得自他对当日文学活动的思考。所以他拈出文人相轻命题，范围却局限在写作上，故于东汉所举例为傅毅、班固，是从他们的写作成就上定义文人概念的。于今，则举七子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可见建安七子互相之间并不相服，问题出在他们不能“审己以度人”，所以是他们的病累。“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是曹丕建立的批评立场。 “审己”，五臣注说：“审己之才，以度前人，则无不相服之累也。”谓以度前人是不对的，曹丕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他们不能只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比，也要看到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 七子的长处和短处分别是什么呢？曹丕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27］，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巵》《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儁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曹丕认为王粲和徐干擅长于辞赋，但在其他文体如诗、文上，曹丕说是“未能称是”。事实上，王粲的诗是写得很好的，如《七哀》等，所以钟嵘《诗品》将他列为上品，但是曹丕却说“未能称是”，是曹丕的评价不公平吗？还是建安时期人对王粲诗歌写作评价不高？这个材料给我们提供了很有意思的信息，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诗歌评价有了更多的认识。王、徐以外，曹丕认为陈琳、阮瑀所长在章表书记上，其短未说，可能是公认的事实，不必细说了。以下所论应玚、刘桢、孔融却与对王粲、徐干、阮瑀从文体讨论不同，直接就他们写作形成的风格上的得失谈。比如说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是就他们什么文体写作形成的风格说的呢？对孔融的评价高，但批评也较多。说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曹丕论文倡“文以气为主”，此处专评孔融“体气高妙”，自是极高的评语。这应该是公论，《文心雕龙·风骨》篇说：“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28］可见孔融文章重气有风骨，是有公论的。观孔融《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正所谓“气扬采飞”，世传为名篇。但重气之人，若不能持论，难免杂驳，孔融正是如此，故曹丕说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理不胜辞的表现，便是杂以嘲戏。杂以嘲戏往往是才气高的人难免的通病，但正如《文心雕龙》所说，文章“义贵圆通，辞忌枝碎”，杂以嘲戏便是枝碎，且借文章发牢骚，冷嘲热讽，是不能持论的表现。大概孔融在入曹操之幕后，于时事有所看法，又借他与曹操旧交的关系，便在文章中不时杂以嘲戏，如《与曹操论酒禁书》《啁曹操讨乌桓书》，任性骋才，故以傲诞速诛。文章之失，可不慎哉！ 总上诸子相轻的毛病以及相轻的原因后，曹丕正面提出其理论思考说：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曹丕认为文人之所以相轻，源于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为什么贵远贱今便会导致文人相轻呢？大概是因为一般人都会对前人盲目崇拜，对当代的人则难以服气，又由于闇于自见，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总以为自己最好，其实并不知道人皆有短有长。曹丕以上所述都还是就事论事，是就文学活动中发生的现象有针对性的批评，曹丕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而是由此引出他对文学批评的总体思考。人各有短长是一般性认识，当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也需要非常清醒的认知，表现在建安作家写作上，便是王粲擅辞赋，陈琳、阮瑀擅章表，其所得名，事实上只是在这些写作领域中。我们注意到这个批评其实应该隐喻有曹植。曹植是当时公认的才子，其名声如日中天，光芒四射，无人不夸奖其写作的才能，但从魏晋以后的评价看，曹植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上，文章写作并不比孔融、陈琳、阮瑀好，甚至也不如曹丕好。魏晋以来人对赋的看重远远超过诗歌，所以曹植也很用力于辞赋的写作，他自己编有《前录》，收自己所作赋70余篇，若是有《后录》的话，数量当超过百篇，但是在萧统所编《文选》中，曹植仅有一首《洛神赋》被收录，而且被当作“情赋”编在最末一类，这与他的自我期许相差甚远。曹植的光芒掩盖了他的短处，当时代的人局限于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为曹植光芒所蔽，也都同声赞誉。从个人感情说，曹丕应该是不爽的，在他写作这篇文章中，怀不怀有私怨，我们不得而知，但即使如此，曹丕长期处于舆论下风，掩蔽在曹植光芒之后，恰恰能够让他观察到事实的本质，能够让他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思维，所以他才能就文学写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一系列批评理论。曹丕具有的这种理论思考能力和广阔的眼光，曹丕本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原因所在，倒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分析得十分中肯。《文心雕龙·才略》说：“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競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29］以虑详力缓，不兢于先鸣评曹丕，真可谓是曹丕知音！古往今来，先鸣者才捷敏速，然失之浅薄，后鸣者虑详思远，然长在深厚，曹丕、曹植中兄弟要为典型。曹丕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的简单批评上，而是正面提出了他的观点，即文体问题。文体不同，作家写作表现不一样，曹丕看到了文体本同而末实异，就是说不同文体有不同的风格要求，他在这里举了八种文体：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奏议宜雅，因为是上给天子的文书，必须典雅。书论以说理为主，刘勰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30］论说文章，以条贯理晰，破除疑滞为要，故辞忌枝碎。铭诔尚实，铭诔是根据死去的人生前所为，累其德行而旌之不朽者，故不能虚诞。即如曹植，所撰《文帝诔》，也被刘勰批评为“体实繁缓”，其在“咨远臣之渺渺兮，感凶问以怛惊”下，百有余言，皆自陈之辞，所以刘勰说他“其乖甚矣”［31］。诗赋为抒写情志文字，特征是感动人心，故文字靡丽是其特征。是以各体风格不能混杂，而人亦或擅章表书奏，或擅诗赋辞章，能通者鲜矣，这是从建安诸子相轻的现象中观察出来的原因，这种透过现象提炼出来的理论总结，将文人相轻的表象上升到了理论指导的层面，从而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 在此基础上，曹丕进而提出文气问题，他说：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32］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 此论写作贵气，气则人与生俱来，各人气格不同，有清有浊，故表现为文章风格亦各自有异。气之清浊有体，理论渊源亦从王充而来。王充认为人之禀命有二，一是所当触值之命，一是强寿弱夭之命所当触值谓“兵烧压溺”，由不可控制的外因造成，强寿弱夭则与人的禀气有关。王充认为人的禀气有厚有薄，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短命［33］。这是说人禀气而生，但各人的禀气不同，有厚有薄，得自自然（天），故人的运命除去所当触值外，与先天有关。曹丕所说的文气，受到王充观点的影响，人禀先天自然之气，但气并不相同，有清有浊，故表现在文章上，就表现为不同的风格，这不是可以后天的力强可以达到的。曹丕以音乐为例，谓音乐的曲度、节奏可以通过学习、训练，达成一致，但引气不齐，巧拙有自，则虽同为父子兄弟，亦各不同。这个看法，王充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论衡·感虚篇》就称曾子母子不同气，不能互相感动。王充还从人的禀气不同，论到人的禀性有清有浊：“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是人的善恶贪廉亦与人禀性有关，这些观点应该影响了曹丕对于文章写作与气的关系的思考。同时，这种思考也是曹丕的切身体会，比如他与曹植，同父同母，但二人禀气不同，故清浊各异，故文章优劣应该视其不同文体而作评判，这也许是曹丕要表达的意思。
由此曹丕论到了文章的价值：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隠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34］。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35］。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36］。 此论文章之价值，谓文人不必讬飞驰之势，不必立功，亦可借文章而流名声于后世。末段则勉励文人要珍惜时光，生命有限，而文名足可传世。这是《典论·论文》中最为闪光的观点，将文章写作提高到经国的地步，后人因此以之作为建安文学显示了文学自觉的标志。诚然，曹丕的这个口号的提出，与传统“三立”观点相违背，三立的“立言”并非指文章，是曹丕将文人所写的诗赋文章提高到了可以不朽的地位，这固然是因为汉末以来文章写作的刺激和促进，但其实这个话却具有政治上的安抚作用，实际上是针对失势的曹植所说的。这个问题我曾在《论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37］一文中作过分析，主要的意思是说，曹植位为藩王，但心系魏阙，故他与杨修的信中说文章小道：“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丕时已立为太子，故劝慰曹植安心从事写作，文章亦足以经国，达于不朽。曹丕在《论文》中极力推崇徐干的“恬淡寡欲”，又劝文人“不讬飞驰之势”，这其实不应是身为储君的他应该说的话，文人都“恬淡寡欲”了，“不讬飞驰之势”，统治者如何驾驭文人、利用文人呢？所以说这个观点提出是针对政治上失势的曹植的。这是这个观点提出的政治用意，当然，能够提出这个口号，自然与汉末以来的文章写作本身所取得的地位以及所表现出的价值有关，事实上，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已经将辞赋提到了“国家之遗美”的地位了。他并且在《答宾戏》中就详细阐述文章是文人可以凭借留名青史的手段，所以自东汉以来，文章的功用和价值，是得到了文人的认可的。因此，曹丕虽然有政治上的用意，但也是符合文学发展的要求的。时代虽然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但能够拨开迷雾，提炼为鲜明的口号，却是需要这个时代的先鸣者的。曹丕是这个先鸣者，他适时地提出这个口号，既利益其政治地位，也的确有助于文学地位的提高。
注释 ［1］《六臣注文选》，第966页，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四部丛刊》本。 ［2］《文选》载曹丕与吴质书两封，第一封题为《与朝歌令吴质书》，作于建安二十年，第二封题为《与吴质书》，作于建安二十三年。参见傅刚：《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第272—285页，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 ［3］“续”，五臣本《文选》作“独”。 ［4］［7］［8］［9］［14］［22］［23］［24］《文选》，第591—592页，第593—597页，第563—564页，第593页，第591页，第779—780页，第590页，第591页，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刻本。 ［5］《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第8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 ［6］［37］参见傅刚：《论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第272—285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0］“於”，李善注《文选》作“其”，据胡克家《文选考异》改为“於”。参见《文选考异》卷七，第9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本。 ［11］［12］［13］［18］［19］［20］《艺文类聚》，第1177页，第508页，第1574页，第417页，第600页，第15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汪绍楹校本1982年版。 ［15］曹操赤壁之败，阮瑀《为曹公与孙权书》：“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文選》卷第四十二）这当然是自讳之辞。《三國志·武帝纪》：“（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辛未令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又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虽为自辩，但瘟疫流行也是事实。《三國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说：“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此所谓曹操与孙权书，即是指阮瑀代其与孙权书那篇。裴松之于《魏志·贾诩传》注亦谓曹操荆州之败，乃出天祸：“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然则魏武之东下非失算也矣。”看来，赤壁败事，虽主要因曹操失算，而疾疫流行，以致曹操心乱，也应是原因之一。故《三国志·魏志》卷一史臣记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16］《三国志·吴志》，第1121页，中华书局1982年印本。 ［17］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十八引《御览》七四二，第1152—1153页，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 ［21］《世说新语·言语》，第135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25］参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吴质传》裴注引《魏略》曰：“（丕）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亲并受爵封，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据《魏略》所说，此信乃曹丕即王位时所写，曹操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卒于洛阳，曹丕即王位，至十月禅汉建魏，改元黄初，则此信当写于延康元年。又，此以曹休、曹真当“存者三人”，恐非是。曹丕既称“存者”，当包括他自己在内，此外还有曹植，故此三人不应有曹休、曹真，而是指曹丕、曹植和吴质三人。 ［26］以下所引《典论·论文》皆出于《文选》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本，不再出注。 ［27］“齐气”，《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典论》、《初学记》卷二十一、《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日本藏观智院本《文选》古钞残卷均作“逸气”。参见傅刚：《〈典论·论文〉二题》，第267—270页，《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2016年版。 ［28］［29］［30］［3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1060页，第1798页，第674页，第4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32］引：日本古钞本作“孔”。案，《论衡·变虚篇》有：“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大，声音孔气不能达也。” （黄晖：《论衡校释》卷四，第94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是曹丕用“孔气”有所本，《典论·论文》此字当以“孔”字为是。参见傅刚：《〈典论·论文〉二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后收入《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第270—271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3］参《论衡·气寿篇》《命义篇》《无形篇》，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2年版。 ［34］思：日本古钞本作“忽”。高步瀛谓“思”乃“忽”字之误，引《淮南子·原道》“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时难得而易失也”为注（高步瀛：《魏晋文举要》，第16页，中书书局1989年版）。然五臣注此句曰：“隐约，失志皃。康，安也。加，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塞移思也。”是五臣所见作“思”字不误。 ［35］李善本无“亦”，五臣本无“之”。 ［36］古钞本“言”上有“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