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格非：在中国，乡村并没有消失
【作者：陈娟】载于人民文娱
他是“先锋文学”代表，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也是备受追捧的老师，和学生一起探讨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
按照约定的时间，格非推门而入，午后的咖啡馆有些吵，隔壁桌有学生正在讨论期末论文。他一边寒暄，一边放下黑色双肩包，匆匆落座。这双肩包跟了他好多年，据他在清华的学生讲，每周有一天，他都会背着它，腋下夹着A4大小的本子，从办公室出发，走进文学课的教室。
作家格非在清华大学主要教授两门课：“小说叙事学”和“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前者是研究生课程，后者则是给本科生开的。“每年讲的内容都不一样，不是说一门课我把它背下来，然后讲一辈子。每年都会有变化。”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采访前不久，格非利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间隙，给研究生上了一堂线上课，讲美国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作品。那天，他在饭桌上偶然提起将线上授课，同时参会的几位作家一时兴起，也涌进线上会议室，和学生们一起，认认真真听了一堂“格非的小说课”。
在清华，格非老师的课很受欢迎。“总有一些热爱文学的人，打听课程时间和地点，跑来旁听。无论是大教室还是小教室，座无虚席，还有不少人席地而坐。”格非的博士生、助教张佳对记者说。5年前，在小说《望春风》出版后，格非一度陷入忧虑中，“有关乡村文明的衰落或者城市化的兴起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于是，他和学生商量，以现代文明为主题，开设一门文化专题研讨课。
如今，这门课的讲稿被集结成书出版，名为《文明的边界》。
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
格非写《望春风》，源起于一次回乡之旅。
2004年，格非回了一趟老家，江苏丹徒县的一个村子，离镇江市20多公里。村子刚刚经过拆迁，老房子化为一片废墟，到处都是破碎的瓦砾，一片混乱。细雨中，他在家门口坐了两个小时，四周空无一人，却好像听到邻居在说话，“那么多人都去哪儿了？这对我刺激很大，心中就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这些人写出来，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消散了”。由此，他的心中埋下一颗种子，这种子与故乡有关，与文学有关。
几年后，他再次回故乡，在城里住了几年的母亲与他同行。母子二人回村后，发现了一些变化，老屋周边的芦苇生长茂盛，有一人高，偶尔还有野兔出没。“我当时特别感动，当年看到的废墟，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自身在恢复。”格非回忆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得不写。从起念到田野调查、动笔写作、修改，再到完成23万多字的书稿，耗去格非10多年的时间。2016年，小说《望春风》出版，讲述一个名为儒里赵的村庄从繁盛走向衰亡的故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断折腾、挣扎，命运浮浮沉沉。
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不断反思，思考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慢慢地，他将这些忧虑和困惑带入现代小说史的脉络中，这就有了关于“文明的边界”专题研讨课程。
自2018年开始，格非带着学生，每年讨论一个作家，进行个案研究。课程持续了3年，共研究了19世纪中期以来3位作家：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3位作家有很多共性：本人都是现代隐士或离群索居者；都以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创作主题；都从“不安或危险的现在”出发，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过去与未来。
格非讲穆齐尔，先从作家的生平讲起，后分析其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他发现，穆齐尔在书中时刻不忘对“知识与话语”进行反思，预言“现代世界被分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其中之一由科学、法律、理性、社会道德所主导”。“他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比喻为海洋中的孤岛。孤岛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交流的匮乏与阻碍，而是源于过度的信息交流而导致的无所适从。”格非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并没有走出穆齐尔的视线。
他讲志贺直哉，分析其笔下人物一次次逃离城市、回归自然的行为，得出“志贺对城市生活的虚伪、嘈杂和无意义感到厌倦和不适，是确凿无疑的”；他讲麦尔维尔，分析其名作《白鲸》，细节到主角的口吃，“象征着自然的性格与法则，是他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某种症候，亦有作者对现代言论空间强烈的不信任感”。
“一开始设置这样的课程，我踟蹰不决。毕竟当今的学生，对乡村没有那么熟悉。尝试后发现，学生还都挺乐意讨论这些问题。” 格非说。
关于“文明的边界”，从乡村走出的他想到更远。“19世纪中期，英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市文明开始取代乡村文明。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在行进中，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边界并不明晰。而在这一转折中，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和思考。”他认为，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在中国乡村并没有消失。
村庄，世界的中心
在《望春风》的最后，主人公“我”在离开儒里赵村20多年后，和爱人春琴一起重返故乡。那里拆迁后，因资金链问题，没再重建。“我”和春琴在村子的破庙便通庵上建了一座“桃花源”，没有电视、报纸、自来水、煤气、冰箱，也没有邻居，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那里，由此成了“世界的中心”。
“为什么称一个村庄是世界的中心？”记者问格非。
“一个地方是不是世界的中心，取决于：一是那里有我爱的人，比如父母、爱人、兄弟等；二是那里有我所有能够证明我身份的记忆，它浓缩并能够解释我的生命。说它是世界的中心，实际上是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格非说。
对自己现实中的故乡——丹徒，格非也有着复杂的情感。
17岁那年，他考上华东师范大学，自此离开乡村。刚到上海读书时，每到寒暑假都回去。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回去的频率开始减少，从一年一次变成两三年一次，“慢慢地，感觉与故乡隔绝一些”。再后来，2000年后，他调到清华大学任教，与故乡更远了，好几年才回去一次。
刚到北京那几年，格非一想起故乡，脑子里会出现家里的老房子，门前有一条河，他和父亲捕鱼，和弟弟捉黄鳝。“乡村的天地，足够的开阔，不像现在这样拥挤、这样同质化。”格非说。八九岁时，他帮家里放牛，每天起个大早，今天去东边，明天去西边，牛在一个地方吃完，再到更远的地方。有时，他躺在草地上，看天发呆；有时，他在田野上撒了欢儿奔跑。从来都是一个人，但从不觉得孤单。
这些都是城市无法给予他的。“我生命中的很多符号和密码，都是乡村给予我的。比如道德观念、情感方式、处理事情的习惯，等等。”格非说。如今的他，喜欢独处、讲话直接、较真儿、爱发火……几乎都是乡村生活、乡村文明留下的印记。
乡村，也是格非文学启蒙的地方。他至今还记得少年时读的第一本书，是父亲买给他的。父亲识字不多，仅读过三年私塾。有一次，父亲去镇上买化肥，临出门看到他在门口玩，就问他需要带什么，他说“给我买本小说吧”。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父亲到天黑才回来，身上都湿透了，怀里揣着一本书——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的《金银岛》。
读完后，格非被书里的世界吸引，就到处借书看，读《三国演义》，读武侠小说。夏日里，父母下地干活，他和弟弟就躺在凉席上看书，看累了睡觉，睡醒了继续看。遇到喜欢的书，还一字一句抄下来。偶尔，遇到有人从外地来，讲一些见闻，他听得津津有味，“自己慢慢也有了讲故事的渴望”，但并没有真的想过写作。
写作，对生命的肯定
格非最初的写作，源于年轻的激情，以及略带点羞涩的虚荣。
1981年，格非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此前他对写作一无所知。当时的华东师大是文学重镇，各种演讲、报告会、研讨会，也常有校外名人进进出出。格非记得，马原来时动静很大，一来必住上十多天，前后左右围了一群人。余华来上海改稿，也常到华东师大借宿，人一到，程永新、吴亮、孙甘露便来聚谈。
当时，中文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想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生，必须得会一门技艺，书法、画画、音乐、诗歌、小说，他选择了小说。当时，学校还没有刊物，写好后都贴在文史楼楼道两边的布告栏里，格非写了一篇小说：一个人被杀，杀了3次都没死。贴在右边靠上的部分，每次吃饭经过那里，都能看到有人站在下面看，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后来，格非也给文学杂志投稿，但总是“一投就退”。他真正意义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追忆乌攸先生》，写于1985年。当时他读大四，去浙江建德考察方言，回上海时和一位中学女教师同行。14个小时的火车，两人聊天，聊着聊着，女老师问：“听说你是个写小说的，能不能12个小时内写一个故事？”
格非便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写了起来。后来，女老师睡着了，他一直在写，写一个叫乌攸先生的人被杀死的故事。《追忆乌攸先生》发表在当时的文学大刊《中国》上。“从那时候起，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格非回忆说。
这一年，是中国当代小说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以格非、马原、余华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作家，开辟出了自己的路，他们区别于传统，现代主义特点浓厚，形成了后来为人所知的“先锋文学”。也是在这一年，格非大学毕业，留在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
1986年，格非的第一个中篇小说《没有人看见草生长》在《关东文学》上发表。作家李洱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当时的情形：那一天，他正坐在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楼前面的草坪上，仰望天上的流云，格非突然从栅栏上跳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告诉他，自己的小说发表了。他一直清晰记得格非的表情，羞涩而坚毅，“好像一种新的道路开始了”。不久，格非又在《收获》上发表了《迷舟》，讲述北伐战事告急，将领在进入村庄7天之后消失的故事。一时间声名鹊起。
就这样，格非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偶尔接待一些从各地归来的好友，乐在其中。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文学从主流加速退位，很多作家从跨界到更受资本青睐的商界、影视界。格非也一度很失落，开始怀疑写作的意义，“曾经令作家们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已经不复存在”。
1994年，在写完《欲望的旗帜》后，格非决定停笔，不再写作。他每日上课、读书、听古典乐、看电影，儿子出生后带孩子，其间还读了个博士。转到清华教书后，也没有强烈的愿望再去写作。只是在那几年，他的阅读趣味发生了转向，开始回归中国古典，细细地读了《左传》《史记》等。
2003年，受法国邀请，格非到一个修道院写作。也许是因为语言问题，待的时间长了，格非心里有些发慌，害怕“会丧失语言能力”。
突然有一天，格非觉得又可以写了，于是重新思考，开始写《人面桃花》。刚写了个开头，就回到北京，之后又很快被学校派到韩国，在庆州一个山里教汉语。教书之余，他继续写作，“写作能解释我的欲望、我的愿望、我的生命、我的记忆，它跟我是同构的，写完之后，它对我生命是一种肯定”。2004年9月，《人面桃花》出版。之后的7年，他又写《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完成了“江南三部曲”，描绘了中国近100年里普通人在时代面前的命运和精神嬗变。
2015年，凭借这三部小说，格非获得茅盾文学奖。
生活的真知
回望自己的作品，格非觉得耗费心力最多、比较满意的是《望春风》。
“写的时候用情最深，与人物之间的情感浓度最强，切实感受到那种共鸣和震动。”他说。那次写作，他几次落泪，不能继续，写完之后，还生了一场大病，做了手术，心脏中被放入两个小小的支架。
“这让我开始思考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一个作家，仅靠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做一些调研，是写不好小说的。要写好，你一定要被深深地卷入生活，卷入情感。”格非说。今天的人们，每天都在工作，生活被规划，感动也渐趋消失。“小时候，我父亲早晨起来，突然看到艳阳高照，‘哎呀出太阳了’。他会看半天。我只不过打一个比方，风景也好，文学艺术也好，让我们重现一个我们早已忘掉的瞬间。”
格非曾说，《望春风》是 “对故乡的最后一次回望”。之后，他果真不再写乡村，开始用小说呈现“生活那带有一点点光芒的真知”，“所谓生活的真知，指在写一个人物时，作家应该调动真正的经验，让人能从小说里看到作家自身的精神内涵、追求，作家自己的痛感和对生活的理解。”他写《隐身衣》，讲述了“我”通过买卖音箱器材设备，意外闯入了黑社会头目的家庭生活，思考人与当代社会的距离感；写《月落荒寺》，以北京一所理工大学的哲学系教师林宜生为中心，展现他周围知识分子圈的人生百态。
如今格非已经58岁了，顶着一头白发，穿梭于书斋和讲台之间。
他自言是一个严肃的人，不喜热闹。他喜欢读书，但凡一天不读书，总觉得缺点什么；此外，他还喜欢古典乐，家中有一整面墙的唱片；喜欢电影，喜欢围棋，喜欢喝茶，有时沏上茶独自静坐，什么事都不想，什么事也不干。
有年轻后辈请格非指导写作，无论是相识还是陌生，他都给予诚恳意见，有时还相约见面畅谈。在课堂上，学生讨论问题时，他则边听边记笔记，一节课下来能写上好几页，“这种讨论和碰撞，总能对我有所启发，甚至激发我的创作”。
张佳记得，有一次，格非在课堂上讲了一个故事，源自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其中一章，托尔斯泰讲了一个东方寓言：一位路人在草原上赶路，突然被野兽追逐，拔腿就跑，跑至无路时，准备躲入一口深井中。井中有血盆大口的巨龙，他只能牢牢抓住枯井内长出的灌木枝。就在此时，他环顾四周，看到有一黑一白两只老鼠，正在咬噬树枝，一旦咬断，他就会掉下去。悬于半空之时，他发现灌木叶子上有一些蜂蜜，于是伸出舌头去舔蜜。蜂蜜太甜了，路人竟完全忘记自己正处于危险境地。
“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啊。”格非说，两只老鼠代表白天和黑夜，夜以继日啃噬“人生”这棵树，使人接近死亡，蜂蜜则是带来慰藉的东西，“对我来说，这蜂蜜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是家庭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