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伏地魔战争双方的支持者，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自从那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在这里不能提名字（以下简称伏地魔）的战争开战以来，可能会令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感到疑惑，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我们可以在网络上更直观地目击战争，但是我们却比以往的任何一场战争更难以看到战争的真相。
就拿前几天占据了西方媒体头版头条的受伤的U国妇女的照片来说：
（照片不能放，大家应该都见过）
现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证伪，一种是说这个妇女是职业演员，这张照片是刻意摆拍用来攻击大毛的；另一种是说这张照片是真实的，但这并非是发生在本次伏地魔战争中的，而是之前U国某次瓦斯爆炸受伤者的照片。
总之，当我们有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假消息的几率反而更高了，在庞大的信息流里想要打捞到真实信息，连我这样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基本英语阅读能力的人，都觉得非常非常难。
也许有人说，你怎么不看可靠的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呢？谁让你去看自媒体瞎编乱造的十八手消息呢？
那么请大家打开你手机里各种名为“xx新闻”的APP，那你会发现，里面依然是各种标题党和自相矛盾的所谓新闻报道的天下。
以至于很多人到现在都无法判断，谁才是战争中正义的那一方。
各方势力，包括给喜剧演员递刀拱火的，只运送致命性武器却不给平民援助的，都声称自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这也就导致，在战争呈现胶着状态的时候，在双方都大打舆论攻势的时候，双方的支持者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对战争态势的判断也截然不同。
比如我长期关注的两位自媒体人，和菜头和雷斯林，在战争进入到第四天的时候，两个人看到的外界舆论变化是完全不同的。
和菜头说，四天时间里他朋友圈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从咒骂U国，到肯定U国勇气和决心。
而雷斯林说，西方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到U国近年来是怎么纵容新纳粹主义屠杀平民的情况之后，对U国失去了同情。
他们两个人应该都没有撒谎，只不过在失去了权威媒体统一信源的报道之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渠道，获取到能够支撑自己论据的消息。
这就是所谓的“孕妇效应”。
换而言之，我们被自己的信息茧房困住了。
这几天我正好在看牛津大学知名的科普专家大卫·罗伯特·格兰姆斯的《非理性决策》一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信息焦虑的时代如何掌握真相，书中的很多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当下的种种乱象。
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我们自己所认为的程度。
格兰姆斯认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很多是通过社交媒体，而不是书本来塑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因此，网络媒体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杀伤力最强的武器。
在此前西方某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社交媒体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无数年轻人被上面具有诱导性的视频和文章所煽动走上街头，还自以为是在为民主和自由而战。
而社交媒体网站背后的资本和国家，也在有意识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潜移默化地向使用者灌输有偏向性的言论，去展现它们所定义的真相。
格兰姆斯在《非理性决策》一书中将社交媒体称为“愤怒制造机”，实在是太过贴切。
《科学》杂志在2014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表示，相比在电视或者报纸上看到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人们在网络上看到同类行为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
因此，为了得到更多的转发和关注，就算是传统媒体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倾向于通过耸动的标题、带有强烈到的情感的用词去引发用户强烈的感情，以达到制造爆款的目的。
格兰姆斯说，据研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传播的文章中，59%是由那些根本没读过文章的人转发的。
阅读需要花费精力，相比之下，随手转发一些符合自己预想的、标题抢眼的文章，可以轻松获得点赞，也不需要花费什么脑力。
用电影《毕业生》主题曲的主唱保罗·西蒙的话来说：“人们只听自己想听的话，对其他意见则不予理睬。”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而社交媒体的流行和大数据算法放大了这一效应。
而我们下意识地将屁股坐向哪里，其实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是长期被强势文化的主流观点言论洗脑的产物。
这也是为什么在此前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很多人，包括美国以外的公民，甚至包括我，都相信它是在为了打击恐怖分子，维护世界和平而战。
可能经由这次伏地魔战争，人们才意识到，就算每个人都拿着智能手机，可以拍摄第一手的真相，但这依然没有让我们更接近真实，没有了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幕后的掌控者依然可以轻易地篡改真相，将民众的情绪引导到他们希望引导的方向。
格兰姆斯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在二战期间对希特勒所做的心理学画像，竟与当下社交媒体的运营宗旨出奇的相似：
他的主要原则是：永远不要让公众的热情冷却；永远不要承认错误；永远不要承认敌人也有可取之处；永远不要留下回旋余地；永远不接受指责；每次对付一个敌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说成是他的错；相比起小谎言，人们更容易相信大谎言；只要你不断重复，人们迟早会相信。
希特勒天生深谙心理学理论中所谓的“虚幻的真相效应”，即通过种种有偏向性的观念，摧毁人们的判断能力，追踪和捕捉人们内心的偏见，并充分利用人们思维中的各种失误，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希特勒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据说拿破仑就说过类似的话：“最重要的修辞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
研究表明，仅仅多次重复错误信息会让我们对不确定的信息更加迷惑，甚至有时候会误导我们，即便知道了正确答案也会接受错误的观点。
格兰姆斯说，上述种种问题的核心，表面上都在于信息来源的偏向性，但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自身固守的偏见。
互联网在理论上本应有助于我们接触到多种多样的不同思想，但人性深处的“确认偏误”却让我们更愿意去选择与自己观念一致的说法，听不进那些刺耳的对立意见。
因此，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擅长春秋笔法的人会利用这种偏听偏信的倾向，投其所好地将筛选过的信息投喂给受众，从中谋取私利。
正如伟大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人类真正的麻烦是我们有着“旧石器时代的情绪，中世纪的体制，以及天神般的科技”。
格兰姆斯写《非理性决策》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我们为什么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屡屡上当受骗，然后探讨如何让我们学会运用分析思维和科学的方法，以尽量避免愤怒和仇恨对我们带来的影响，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还能让整个世界变得好一点。
无论在哪个时代，保持理性总是难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件事很难，我们就不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