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遗嘱

卡夫卡并没有要求他的好友把他的所有作品都销毁，他甚至已经列出一张名单，告诉他的朋友哪些作品应该被发表，并且已什么样的形式发表。卡夫卡并没有看轻自己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厌世感，他知道自己作品的价值，他只是想销毁那些未完成的作品，或者是绝对私人的信件。但是，他的好友，背叛了他的遗嘱。他将一个完完整整的卡夫卡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秘密。

普鲁斯特说：“一本书是另一个我的成果，而不是我们平时的习惯中，在社会中，在我们的恶习中表现出来的那一个我的成果。”

海明威学者把他的所有影子都硬套进了书里，他们强调说你能在海明威的书中看到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

可是即使你能看到那一星半点，也不要凸显他的存在，因为海明威想做的，不是把自己的私生活公之于众，他是一个小说家。几乎所有成名的小说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他们竭尽全力想要呈现给读者一个他们努力勾画出来的世界，却遭到了反驳。越到后来，读者关心的就越不是约瑟夫K会怎么样，他们只关心卡夫卡，童年有什么阴影，或者感情生活如何。

Felice Bauer (1887-1960)，卡夫卡的未婚妻，于1914年6月1日与卡夫卡订婚。订婚后，卡夫卡给费丽采的委托人格蕾特小姐写了许多情意绵绵的书信，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格蕾特可能由于内疚，也可能出于嫉妒便向费丽采发出警告。于是卡夫卡在同年的7月12日被传唤到柏林阿斯坎宁饭店的“法庭”。代表“法庭” 的是格蕾特，费丽采和她的妹妹艾尔娜是“原告”，“被告”是卡夫卡和他的朋友恩斯特.魏斯。“审判”的结局是解除婚约。

这段经历似乎又给了卡夫卡学者一个接近卡夫卡的机会，或者是更加接近卡夫卡的作品的机会。似乎这段审判能映射什么，似乎约瑟夫K就是卡夫卡本人，但是卡夫卡知道，他自己根本不重要。

德彪西说：“在贝多芬之后，交响乐已成了‘勤奋而固定的训练’，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争夺着厌烦的垄断’。”

哲学家总是试图将自己的言论体系化，结果就像许多无聊乏味的蜘蛛结成的网，上面只缚着一只雄鹰而已。

昆德拉认为如今的艺术形式几乎都能归纳成乏味的二分法，他认为艺术已经走向死亡。所谓二分法，就比如一段音乐，它会只有几个精彩的章节，而其他的时间都充斥着无聊地把这些精彩章节串联起来的桥。又比如绘画，前景总是被突出的，而后景则模糊不清。他认为抽象派或是印象派值得称赞，因为那些流派只把重要的东西留在画布上。而如今的小说家，都趋向于这种二分法，他们会事先规定好一些情节，一些精彩的出人意料的包袱，然后把它们串联起来，并且加上几乎毫无价值的，但是读者却普遍认同的人物背景介绍。这种东西，不是昆德拉眼中的小说。

昆德拉的小说几乎可以以任何一种形式往下发展，几乎可以在任何人物和空间之间跳转，他只是讲述着一个或者几个主题，而除此之外的人物背景，甚至名字，都毫无价值。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人越是有自我改变的力量、奇念、智慧，他就越是他自己，他就越是一个个体。就像安娜.卡列宁娜到最后一刻才躺在轨道上，她不是一开始就想着要去火车站自杀，如果是那样，还是流于一种计划好的套路。她只是到了那里，才感觉到自己应该躺上轨道，这才是人的力量。

没有人感觉到别人在看他，每个人都想写一本书，以便说出他那无以模仿的，独一无二的抠鼻子的自我；任何人都不听任何人，所有人都写，每个人都写，就像人们跳摇滚舞。独自一人，为自己跳，心思只在自己身上，而做的动作却和所有其他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