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ae】真实世界经济学：行动、权力与公益
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大概是“理性人”或曰“经济人”假设。对于一门理论研究学科，我们可以说这是有益的，它使研究者从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中抽取一隅，获得些许洞见；然而，作为一门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应用学科，经济学常常无意识地将这一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出现的理论假设转化为一种社会规范，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它预设了正确与错误、有价值与无价值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往往是无法达到的，其手段常常隐含着危险的负作用。通过经济思想的宣传、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活动的实践，经济学将它的理论设想覆盖在现实之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一方面被认为符合通过理论推理得出的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却又必须借助各种经济政策来“走上正轨”（总是偏离那些规律）。这不能不说是荒谬的，其结果也很明显：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飞速扩大的不平等程度、日趋撕裂的理论和实践派系。
麻烦的根源在于经济学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割裂，亦在于它自身的反馈循环：当经济学推动着资本主义世界将经济增长与福利公益视同一物的时候，它获得了道德保证，也背上了道德负担；现行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坚持构造经济增长的必要性，而经济增长的困难又要求经济学理论继续寻求增长的方法。主流经济学把自己推到了卡瓦格博峰险峻的山脊之上，随时可能跌下山崖、粉骨碎身。幸运的是，终归有一部分研究者选择回归真实，脚踏实地。他们从经验研究中汲取营养，试着关注与理解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的关系，获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洞察。约翰·科姆洛什（John Komlos）的《重新认识经济学：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基础》（Foundations of Real-World Economics）以相对系统的方式展现了这些成果。它们还不足以被整合起来形成一份完成了的、统一的新经济学纲领，但无疑提供了许多不可忽略的基础材料。我感兴趣的有三个方面：行动、权力、公益。
哈耶克的远见卓识让他意识到人类“理性的自负”，他的肤浅短视却没能看清自己的自负：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种种理性判断只适用于极为狭窄的范围，而绝不可能如他们所推想地那样关涉到人类事务的大部分范畴。
——我，如果你读过《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就会知道那是何等糟糕
一、人的行动
大约没有任何人会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的行动总是出于理性”。当然，每个人都知道人的行动有时经过周密思考、精心设计，有时全靠一腔热血、情绪上涌，有时则浑浑噩噩、失去了主见。只有经济学家装作不知道，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不能从确定的前提有效地引出确定的结论。斩钉截铁的数据装点起来的结论和规划是每一个科层制系统的最爱，不论它是政府、企业还是民间协会。不幸的是，现实世界就是这样，从虚假的前提推理出真实的结论是可能的，但全凭运气。审慎地、经验性地探究人的行动是形成可靠的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条件，否则，它的一切推论都是空中阁楼。现在任何人要仔细思考经济学，都必须（且不限于）考虑这些关键点：
1.人类的欲望并非天生无止境，除了少数基本需求之外，它基本上取决于外部影响，主要由文化或习惯构建。消费需求取决于经济体系内部产生的影响因素，他们在经济体系中是内生的。现在，所有的企业都在“培育”消费者和消费模式，通常作为个体出现的消费者无力对抗企业，无法按照传统经济学设想的那样理性地参与市场活动。社会学对消费主义的讨论也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
2.人类天生就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大脑中并不存在一个名为“理性”的模块可以单独调用，理性决策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着直觉、情感、本能、偏见和条件反射的因素，它们也并不总是对我们有害。人们会试图寻找令人满意而非最佳方案来解决手头问题，因为最佳方案往往难以获得，而且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满意度模型的一个关键推论是，它呈现的选择顺序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最优化模型则不然。同时，现实世界中信息也绝非自由流动的，信息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不对称性普遍存在，对有效消费和生产构成了巨大障碍。基于理性选择的最优化模型显然是不现实的。
因此，理性人假设必须被重塑，以符合真实世界的方式铸成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二、作为权力的货币
在经济学中，货币是什么一直都成问题。经济学家不太乐意接受“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的洞见，更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在微观基础上一步步建立大厦。可惜的是，“哈恩问题”击碎了这种美梦——从理论演绎的角度来理解货币看起来是一条死路。我们不如说说实际的东西，比如：货币是一种权力。把两个很难说明白的东西放在一个句子里很危险，但简单点就好，货币给予持有者社会行动和支配他人的能力。你会觉得这是不证自明的吗？当然不是，稍微回想一下就知道，人类历史中大多数时间里都并非如此，至少不是如此显著。
由货币统治的世界并不比血统或巫术要好，应该说更糟。毕竟，血统和巫术在传承中可能意外中断，而现代社会中积累大量货币的人可以用货币驱使更多的人帮助他收集更多的货币并保存起来，因为这种权力是全方位的，比血统和巫术更为强力。今天的市场大部分是由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所主导的，他们具有先发优势，持续不断地攫取高额利润。在民主制度里，货币权力使企业能够介入制度博弈。孤立的劳动者不仅没办法向议会派出游说集团，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处于弱势地位。总统大选和议员选举又不可能只考虑经济因素，宗教信仰、对外关系等等都分裂了劳动者，而集中起来的货币没有这种顾虑。
对生产要素的货币回报包括劳动报酬、对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支出以及土地租金。公司把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生产商品和服务。然而，基础设施、创新、社会资本、制度、知识、人力资本、文化、法制和自然资源等重要因素在生产中经常被忽略。此外，企业还嵌入到所在社区提供的框架中，包括公共物品、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没有这些，企业就无法发展壮大。可惜的是，企业在管理人员的控制下把所有这些因素集于一身转化为货币利润，却只愿意对投资者和管理者示好。
事实正是如此：尽管美国的GNP一直在增长，工人的工资却几乎没有变化。收入分配的趋势表明，1980年代以来，美国只有超级富豪（最高的5%）和富人（在80%~95%区间）在总收入中的份额增加了。更进一步说，根据参照依赖的效用函数来看，只有富人和超级富豪的福利增长为正，全社会80%（以上）人则越过越差。除了钱能生钱的古老见解之外，我想金钱的在经济世界之外的权力同样不容小觑。
我们不妨再次回头，思考一下自由市场的要求和前程。每个人都知道，货币是一种一般等价物。通过价值计算和转换，各种不同的事物都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现代自由市场交换的基础，是人（劳动+时间）、土地（空间）和各种自然与社会资源。将更多的事物放进市场，生产效率通常不见提高，投资回报倒是不断增大。这头怪兽自我增殖，不断扩大。于是，人类感情开始用货币来计量，社会地位、生活水平、身心健康、性（成为）资源，都进入市场，逐步地、越来越大地受货币统治——这本身就是最显著的权力集中，也是最显著的单一化、同质化（全都化为货币来衡量）。它在超国家的层面运行，深入全球人类的日常生活，难道不是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政府，比任何一种专门的管理规划、设计，更能够起作用，更加难以阻挡吗？继续不加节制地放任这种无可匹敌的力量，才能真正走向令人畏惧的美丽新世界，才是真正的、现实的通往奴役之路。 ——我，《谁才是乌托邦？》
三、目标：公益
自由市场泛滥成灾和货币权力无限扩张已经严重损害了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尽管小部分人从中赚取了难以计量的财富。如果我们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经济学思想、理论及其实践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福祉，而非满足人类无止境的贪欲，那么，以人为本的、以公益为导向的经济学就是题中应有之意。
当前美国经济问题重重。受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影响，高管们想要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而非股东的福利。其决定可能会有损他人利益，但他们却不必承担责任。这样的经济体摩擦丛生，效率低下。机会主义行为往往意味着欺骗或操纵，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美国企业界充斥着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欺诈会在破坏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交易成本，迫使人们在业务中采取额外的止损措施，从而对市场产生恶劣影响。考虑到收入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对公共利益的监管很难简单进行，因为又说团体花了大价钱怂恿政治家。当游说者以牺牲社会为代价为其成员谋取利益时，民众的共同利益就会收到损害。更糟糕的是，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自由市场就无法良性运作，因为法律不足以维持有序的交易。竞争并不是经济学家所设想的市场有效的充分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效率比想象中的低得多。
如果没有精心设计的制度和激励结构，实际市场就会效率低下且不稳定，还会积累并扩大社会的不平等。如果没有足够的监督和监管结构，真实市场可能会变得危险、不稳定甚至混乱。真实市场不稳定发展的可能性太多，包括不完全信息、机会主义行为、异质认知能力、外部性、安全性、不存在的市场、交易成本、不确定性、可持续性、“大而不能倒”的寡头垄断、对儿童的保护、权力失衡、不合理性的判断以及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等。政府的职责是调动公共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确保市场在管制约束之下高效运行，通过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利益的方式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设法增进全体公民的福祉——如果没有这些，市场便与沙滩城堡无异。
只有意识到理性人是一项过度简化的假设，资本集中带来的严重不平等已经对人类幸福造成了严峻的威胁，而自由市场不过是一种在小范围内有用的实现人类福祉的手段，尊重真实世界的实际情况，方能取得有价值、有意义的经济学突破。
书中提到的一些有益进展：
赫伯特·西蒙（你知道的，必须有他）《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不平等的代价》
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资源、价值与发展》
乔治·阿克洛夫《动物精神 : 人类心理如何驱动经济、影响全球资本市场》《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
丹尼尔·卡尼曼《选择、价值与决策》《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 : 启发式和偏差》
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奥利弗·威廉姆森《企业的性质 : 起源、演变与发展》
罗伯特·席勒《非理性繁荣与金融危机》
理查德·塞勒《 “错误”的行为 : 行为经济学的形成》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托马斯·谢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