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卢丹的恶魔》的一点儿思考

《卢丹的恶魔》是赫胥黎的晚年之作，应当是在作者思想和书写风格都较为成熟的时期，所以在本书中赫胥黎的黑色幽默表现地淋漓尽致。本书主要记叙了十七世纪法国神父“附魔”案一事。事件的主人公格兰迪神父是耶稣会的成员，年少有为，擅于雄辩和布道而且仪表堂堂可以说前途不可限量，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卢丹市的教区长，但也因为为人高傲和多情，在卢丹市也树立了不少敌人，不过在前几次的明争暗斗中我们年轻的神父都取得了骄人的胜利，但是却不慎在最后一场斗阵中以极为惨烈的方式输掉了性命。当时，在卢丹市的当地有一座修道院，该院的女院长让娜听闻格兰迪的风流逸事后对其心动不已，写信邀请他担任伟大的精神导师，但遗憾被格兰迪拒绝并由此产生心魔——长期的性欲压抑与对格兰迪的爱慕导致女院长和其他修女集体出现了歇斯底里症状。这些症状被她们宣称是格兰迪神父施展巫术命令恶魔附身在修女身上造成，惊动了法国的君主路易十三，于是君主派特使前来调查此事，恰巧特使所处的政治派系又与格兰迪神父敌对，最终特使假戏真做将天真的格兰迪神父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先折磨后烧死。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本书的名字叫做《卢丹的恶魔》，而且主要也是记叙一桩历史惨案，但不可否认的是本书有相当的篇幅是赫胥黎本人大发议论，主要论及宗教有关的内容，遗憾地是笔者对西方宗教涉猎甚少，所以大部分也只能匆匆略过，因为着实无聊。但是总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仍旧属于历史类小说，那么既然是小说，其人物发展就必定自有内在逻辑，而这也正是本文讨论的角度。本文在小说的语境中主要讨论三个问题，分别为叙事的双重视角、人物形象的分类及探讨和主人公自我蜕变的探讨。本文只是笔者粗读一遍后的粗浅之见，如有不当之处，惟请读者一笑置之。

一、叙事的双重视角

虽然前文提及《卢丹的恶魔》说理性较强，但是当将其纳入小说的视角考察时，就有必要分析其叙事逻辑。赫胥黎在处理法国神父附魔案时，表现出明显的双重视角的叙事特点，即叙述人与人物双重视点，于是便有了出现在叙述人视点（话语层面）与人物视点（故事层面）里的两种事实。在话语层面我们看到：格兰迪神父在附魔案的悲惨结局究其根本是政治斗争的惨剧，他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黎塞留主教对神魔一说的态度是极为摇摆不定的，他并不是一个坚定的神秘学主义者，所谓的“巫术”等说辞不过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格兰迪神父一事正好符合他的政治利益，于是主教便毫不留情地把他送上了火刑架，揭露了十七世纪法国君主专制和教权双重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环境和不择手段的荒诞政治斗争。然而在这样的一种流行意识形态叙事的内部包含着作品故事层面提供的另外一种事实：让娜等修女长期对本能性欲的压抑、神父滑稽可笑的驱魔以及格兰迪最后的人格升华都体现出作者本人对宗教信仰的思考。因此，从这种角度上说该书不是单纯的专制反思的产物，并且也是宗教反思的产物，而这两种叙事视点的相互交织使作品在其思想性和主题性方面更有其丰富而复杂的内涵。赫胥黎显然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主义者，笔者也无意探讨其宗教观，但是从叙事的层面我们不难发现一切正如海德格尔所言：

这种情形就如同那个过程：一颗消失了数个世纪之久的星星仍会在此过程中闪烁光芒，但在这种闪烁中，它只不过是一个‘假相’而已。

我们可以断言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已经不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宗教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沦为了人们物欲上的精神工具，因为从文中的叙述我们发现宗教只是人们犯罪后的自我开脱甚至沦为一种“娱乐活动”，而文中多次提到的苦修，也不过是借宗教对物欲的压制罢了，而这种长期极端的压制必将导向“歇斯底里”的结局。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卢丹的恶魔》不再是简单地对某一特定时期法国社会历史事件的再现，更是对那一时期民众精神世界的实录。

二、人物的三种分类

抛开简单的叙事层面，当我们把视角转向宗教话语下的人物精神层面时，我们可以概括性地将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世俗中的代表，但是这类人物并不是纯粹的世俗性人物，而是宗教外衣下的世俗性人格。在这类人物中，我们可以说早期的格兰迪神父正是其典型形象，而由他衍生的寡妇、情妇等也都可以归为此类。我们可以发现在这类人物的身上存在明显而又强烈的物欲追求，宗教性的超脱并未对其造成太多的障碍。第二类人格介于“此世”与“彼世”之间，在这类人格身上体现出鲜明的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欲”和谋求自我超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类人格中的大部分都未能妥善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如女院长让娜等人。从这种意义上说，绪兰神父无疑也应当归入此类，虽然毫无疑问他是一位虔诚的信仰者，但是他显然未能真正进入“上帝的国”，因此他才会在为让娜驱魔时被魔鬼附身，出现“歇斯底里”的症状，并谋求肉体上的惩罚来使自身灵魂得到净化。第三类人物是达到了“彼世”的超越性人格，这类人物在精神上已经完成了宗教意义上的超脱，亦即文中所言“让你的国降临”、“让我的国离开”，不过遗憾地是只有在面临死亡的格兰迪神父身上我们看到这类人物的一丝重影，或许那时的格兰迪神父也未能完全达到这样的境界，但至少当他坦然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坚定信仰的那一刻，他就成为了耶稣基督在人间的化身，他就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殉教者”。

三、格兰迪的蜕变及其双重身份

该部分是本文想要探讨的核心，而且是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此部分笔者主要想讨论两个问题：格兰迪神父如何完成蜕变及其意义和格兰迪神父身份的双重矛盾性。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笔者相信任何人物性格的发展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格兰迪神父前后如此之大的转变和作者对其前后差异如此明显的塑造，必定有其深意所在。在前面大部分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赫胥黎将格兰迪塑造成了一个有情有爱、有血有肉的真实个体，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性爱需求甚至用宗教理论为自己可以娶妻进行辩护，而且在他与“反格兰迪小组”的明争暗斗中都表现出其突出的世俗性特征。然而在格兰迪得知自己将要被送上火刑架的那前几天中，他却完成了由“人”向“神”的转变，这不得不说一次惊人的蜕变，从作者的描写中我们看到格兰迪在被火焚烧的时候还在说着“愿上帝原谅这些人”，那一刻我们仿佛真的是在面对一位伟大的圣徒，我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位之前私生活有多么不堪，我们真要以为这是一位一直悲天悯人的上帝的代行者。那么是什么带来了格兰迪最终的蜕变？笔者认为原因有三。首先，从格兰迪本身而言，他出身耶稣会，多年来的宗教文化学习已经将他改造为一个形式上的基督徒或者说这种纯粹的宗教特质被掩盖在他的灵魂深处，平时不得显现罢了；其次，格兰迪临死前遇到的老神父是格兰迪完成“人”向“神”转变的关键，老神父告诫格兰迪“上帝就在此处，耶稣就在此处”，格兰迪明白了原来所谓的“上帝”一直就在自己的身边或者说一直就在自己的身上，于是格兰迪身上隐藏的神性被唤醒，直到迎接死亡前的一刻他仍时刻想着“耶稣就在众多观刑人之中”；最后，我们不得不感叹“死亡”真是一场伟大的洗礼，而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格兰迪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进入“上帝的国”了。当格兰迪得知自己要被烧死下定决心不能让敌人得意，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坦然待之的时候他就已经踏上了一条蜕变之路。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格兰迪面对死亡的时候坚定的信仰让他相信这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延续，甚至是他痛苦的终结，因此他的内心再无畏惧，能以“神”的视角对待每一个迫害他的人，正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可悲命运，他说“神父，马上您也会迎来最终的审判”，而这审判其实就是人的良知，于是在格兰迪被烧死后不久，这些迫害过他的神父也相继死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可以从这三方面归纳格兰迪蜕变的原因，但是赫胥黎并没有在文本中表现出一条令人满意的逻辑线，反而格兰迪的人物的蜕变更像是一蹴而就的，而最终的纯粹的宗教性质的形象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笔者以为最终的格兰迪形象更像是作者捏造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化人格，也许正是作者心中“耶稣”俗世化的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说“最后的格兰迪”形象并不真实存在于世俗中，所以他才不得不被毁灭，只有以神话的方式才得以永存。

作者在文中写到众人蜂拥而上抢夺格兰迪的骨骸时说，如果他真是被冤枉的，那么他就是殉教的圣徒；如果他不是被冤枉的，巫师的骨骸中依旧保存着某种魔力。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格兰迪具有双重身份：巫师和圣徒。当然，笔者意指的巫师并非是说格兰迪神父真正通晓巫术，而是说格兰迪神父身上存在的物欲追求。在这种语境下，我们看到格兰迪神父确实拥有神奇的巫术——他几乎能让每一个接近他的女性都为他神魂颠倒，甚至包括只是听说过他而未曾谋面的有夫之妇们，而这都要归根与他身上体现出的另一种双重性：英俊多情的男性和庄严神圣的神父，这种“人性”和“神性”双重身份的交织或者简单地说这两者身份的反差正是格兰迪神父的“魔力”所在，而不得不说格兰迪神父本身也深陷这种“魔力”的苦恼，他为了年轻的肉体而背叛了支持他的朋友并始乱终弃。从这个意义上说格兰迪悲惨的命运自有其合理性，教会指认的正是他作为“巫师”的这一部分。

从整故事发展的大体叙述来看，我们或许认为格兰迪只不过是个可悲的政治斗争的牺牲物，就算是被冤枉的，也远称不上是圣徒，更不可能是因为他被绑起来烧死这一仪式使他成为圣徒，但是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却在书中称格兰迪是圣徒，这其实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上文中讨论的格兰迪的蜕变，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格兰迪在最终时刻选择了坦然面对自己的性欲：他说他的过错在于像男人一样喜爱过几个女人。现在读起来不免带有些讽刺意味，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从上文“巫师”身份的角度出发这诚然是一种原罪，笔者不否认人原初的“动物欲”，但是格兰迪在早期却拒绝正视它，为了一己私欲毁了不少良家女子的清誉。此刻上帝和耶稣不在人群中了，格兰迪成为了他们的化身，因为他选择了宽恕，他选择了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那一瞬间格兰迪完全地放开自己的灵魂拥抱了信仰，而这一切都是在火刑这一带有受难性质的仪式中得到了升华。

总而言之，不可否认本书以其辛辣讽刺的笔触揭示出了十七世纪法国政治和宗教环境的荒诞，并表现出作者对宗教思想的超然视角，但是如果从发文学的话语出发，当我们探讨故事人物本身的发展逻辑时我们或许能看到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正是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