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的着陆点

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在这里祝我们所有人节日快乐。

而说风和日丽的气候这件事本身，在如今显然不会被看作一个主义——对气候的强调才成为一种政治。有趣的是，“聪明绝顶”而“无处不在”的拉图尔非常谨慎地把副标题写为：“政治将何去何从”，而非地球该何去何从。他要我们反转我们的日常认识，即认为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只不过是想要把森林、女性和伊斯兰人纳入政治考量；相反，气候变暖，种族问题，性别歧视作为事实，没有中产阶层及以上的人会怀疑其存在，因此问题的定点从来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政治应该如何容纳这些发生的事情。

拉图尔的目标因此很明显：重新为生态政治寻找一个坐标轴，就需要对“政治”概念进行批判。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说明现状，缘由和解决方案。拉图尔从川普推出巴黎协议拒绝气候变化、贫富不均导致的移民潮和民粹主义再临出发，认为这三者都源自于上流社会承认了如下主张：这个星球上的资源不够所有人一起共享。他们因此选择了一个无法被传统政治光谱区分的神秘方向：同时选择加大各种科技发展，但又拒绝移民和资源共享。前者为←，后者为→，这二者在学理上是不可能相合的，因此，只有否认资源的有限性，也就是否认气候问题他们才能继续坚持，也就是说，他们选择了传统政治分类之外的第三个分类，离地。

正因为这一分类的出现，我们得以看清今日的政治已不能简单从保守/激进，平等/差异还有全球化/本土化等角度来讨论了。←、→之分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川普的举动标志着新二元对子的登场，也就是离地和相对的着陆。传统的政治划分来自18世纪对资源分类的讨论（这我也是首次知道），也就是生产系统，而新的框架不仅提供了新的“生育系统”，而且将生产系统囊括了进来，而非仅仅摧毁：着陆，不仅是回归脚下的土地，它还要让我们同时意识到这片土地上的所有行动者（狼，森林甚至石头）：这片土地既在脚下又无限延展。该主张（和川普一样）既非本土亦非全球，因为本土是局域性的，而全球是离地的。它是一种多样化的全球化。而其具体解决方案，就是细致入微地描述自己需要依凭的那片土地及其上的所有东西；然后让这些东西发表言论，组成一个“数据库”，予以统筹协商。

这一极的发现是“全新”又“陈旧”的，它依附于我们对土地的依恋又要求我们听取这片土地上其他行动者的声音。这实际上使得身份政治走出了当初的尴尬局面，即既不←也不→的话就不会有真正的实际效力。如果我们相信施米特的政治现实主义，那么政治的核心议题就是“划分敌友”（参见《政治的概念》第二章），因此就算在象牙塔的哲学上多么倡导多元或者差异，在实际的运作中，人们也很难逃离二元对立的局面：不管你支持巴特勒、波伏娃、萨义德还是、德里达、德勒兹、拉康，都需要把它简化成敌我关系的模型。和周围的朋友聊天，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你的批评究竟是在针对哪个思想家？”且不论某些大师修炼30年可以把康德注成任何人，这样的讨论实际上也是拿应然来否定实然。我可以承认“ta的本意是好的，是人们把它玩糟了。”但问题从来都更是玩糟了该怎么办，也就是说，对生态可以做无数的阐释，但在这种阐释下如何介入政治才是最重要的。

拉图尔展示了新模型的可能性：离地和着陆。前者轻松但令人不安，后者劳累但使人充实。这一创举实际上源自于对生态政治位置之调整。在以往，生态总把自己放在左派和右派之间，希望提供一个既改善又有所保留的状况以抑制←人天真的革命事业以及过度冷酷的改革-市场神学。然而但丁说过，那些生活于炼狱和地狱之间长廊之上幽魂才最令人厌恶。中间派之恶在于它不提供新的解决途径：传统不行，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这些议题，改革不行，因为它有结构性的问题，但革命也是不切实际的；同时，生态既不是如→人那样应该被人化，也不应该像←人那样被无视。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生态，一如什么是女性和什么是东方吗？这些东西在学术上都可以成为一个长期学科，在实践中，长此以往，（最好的情况也无非是）他们就再也既无法激发人们的批评也无法激发人们的向往了。

综上，走出←→不代表要站在中间，相反，应该建立新的坐标轴，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建立对政治现状的新的理解。重要的绝不是普通人怎么理解生态，而是政治如何解决生态产生的事实，当它几乎必然地选择背弃之时，它背后的道路就是我们的方向。然而，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拉图尔在这里犯下了致命的问题，即认为“演说”这一古老的方式可以邀请各位加入政治，就算他最后反思性地谈到了人们可能只会说：“确实，然后呢？”但他也只希望通过一些修辞解决问题。读过巴特勒的知道我们需要做的是变成一股纯粹的力，但这概念对于大部分正常女性太复杂了；读过福柯的知道我们需要做的是进行微观政治，但这概念对于迫在眉睫的巴勒斯坦太缓慢了；读完了拉图尔的知道我们需要做的是小心地丈量周围各种物件与我们的关系，但全球那么多平民，能够正确理解这一“物件”之为能动的，又有多少呢——尤其是考虑到连科学哲学研究内部都有不少人无法理解拉图尔？

除了显而易见的，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即如何做才算得上是一个生态主义者，这涉及到维特根斯对规则的讨论——没有任何行为方式能够由某个规则所决定，因为任何一个行为方式都能够被做成符合这个规则（《哲学研究》201）。对遵守规则，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规则主义，即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条例（吃饭）来说明我们是否遵守了规则（吃饱），但问题在于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遵守了这些条例（什么是吃饭？）呢？这就导致了规则需要规则来决定的无限倒退。二是解释主义，即只要我们做的行为符合某个对规则的解释即可，但如此说来，杀死一只鹿既可以在一个序列里被当作现代化的邪恶勾当，也可以被当作与森林和睦相处的证据。对于这一行为本身，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有效地判断。当事情涉及利益时，无从判断基本上约等于没有遵守，因此没有人可以享受作为生态主义者的认同感，他们只能不停地批判，仿佛有一个恐怖的父亲在折磨他们。拉图尔提到的丈量问题也爱莫能助：我们如何知道此刻的自己在认真丈量还是随意挑选？难道还需要一个父权的法庭专门来审问吗？

所以，正如政治的内容必须要通过敌我二分，政治内容的传播也只能通过控制（或者说管理，一个温和的父亲）才能带来转变，寄希望于实践主体的莽撞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今天发现了一种新的女性阵地、大洋小岛以及林中空地，把它告诉给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朋友们，他们大多也很难接受，就算这阵地再怎么简单清晰（如拉图尔这般清晰），人们也很可能因为自己的前理解而难以反刍。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个艺术品：一个巨大的氧气罩里面有一台发电自行车，快速骑它就可以增加氧气浓度。艺术家抱怨说很多人来这里对着这个氧气罩指手画脚，说它代表了“氧气既赋予人生命也剥夺人们的自由”，但一个老太太来这里骑着很开心，还说为制造氧气做出了一些贡献。

我当然不是要在此宣传什么反智思想，但知识分子因其知识而展现出愚蠢的事情在此时此刻难道不是人尽皆知吗？今天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智者跑出来说：“女权主义者们，别天天说‘整个世界都厌女，我们没救’了，也别天天说‘男人也可以为女性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找一个←、→之外的领地，比如哈拉维的赛博女性主义（参见《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这是容易的，只要我们努力发展相关的科学技术！”那其命运是人尽皆知的。《着陆何处》也显然可以找到数不清的问题，比如拉图尔对欧洲的偏袒，比如他对协商方法的依赖。换言之，只要诉诸文字，就可以有无数的攻击和辩护，争到你天荒地老，争到你一路拿到科学经费开个研究院争。

因此，一切都应该以稍微偏离的方法，让实践着的人们不知不觉间认同某些东西：放一个包在椅子上，人们就会自动不坐上去，久而久之，人们就默会其为一种隐性规则了。这就是德勒兹所谓控制社会的运行机制（《哲学与权力的谈判》最后一章）。然而，如果真有一群人获得了控制的权力，我也很怀疑他们是否会践行他们的“在地”。毕竟得到这个权力是如此的辛苦，“在地”又是如此的多元化。或许，真的只能期待一个奇迹也说不定？拉图尔或许已经思考到这一层了，所以才会后撤一步，宁愿被人谩骂和讽刺也要呐喊出他的“着陆”方法，期待着另一种奇迹的到来。

或许这已经开始把拉图尔想的太美好了，毕竟只要在这里滑坡，那无论多恶劣的生态主张似乎都可以被接受，甚至杀死所有伊斯兰信徒，放火烧山等等也不是不行。放弃严格的学理追求诉诸感情，就成了情绪资本的博弈，按人数来统计，或许只有后殖民主义能够逃出生天——这还是不考虑科技的情况下。又或者，在控制之外，我们还有一条政治内容传播的道路，它的学理推论是困难的，但它最终的方法论指导是清晰的。如果这样的理论也是一个奇迹，那它和其他的奇迹相比，也肯定会保护那逐渐流逝的沙土、逐渐诉诸疯狂的群众以及逐渐失去安全感的人们。我陈恳地期望它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