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五十八年的一起呈告说起——《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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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八年，安徽布政使司盱眙县的一个生员袁焯，向该县县令杨松渠呈告：本县一个叫宋大椿的武童，祖父曾充皂役，按律应当革去他的应试资格。
杨松渠接到首呈后立刻进行了调查，发现宋大椿的父亲在其祖父充役之前，就出继给了别人。杨县令沉吟一番，认为“与例无碍”，还是批准了宋大椿应试。
然而事情报到时任两江总督的书麟处，却起了波折，书麟不仅认为“究属违例”，不同意宋大椿应试，还将此案送礼部咨参，最终经部议后，宋大椿不得应试，杨松渠因为这一失察的违规操作而“降一级调用”，第二年试图捐复时，还被礼部驳饬在案。
杨松渠或许是接受了宋家的贿赂，或许是真的认为无所妨碍，却为此搭上了仕途前程。针对此案，我们可以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袁焯为什么，以及用什么理由阻止宋大椿应试？
第二，杨松渠凭借什么做出了支持宋大椿的司法解释？
第三，书麟又是依据什么驳回了杨松渠的解释，并使其受到降职惩罚？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正围绕着经先生这本著作的一个中心，即清代社会的七种等级、其法律地位和身份变化。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衙役，属于上表的贱民·隶卒之列，而《大清律例》规定贱民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如有变易姓名蒙混应试报捐者，除斥革外，照违制律杖一百”。（乾隆五十三年定例）
袁焯告发宋大椿，正是根据这一规定，试图阻止一个在他看来是贱民阶层的人上升进入他所在的绅衿阶层。《大清律例》不仅规定贱民及其子孙不能入考捐监，还规定良贱不得通婚，目的就在于固定贱民等级。贱民几乎不可能变为良民，而良民很容易堕为贱民。且贱民的子孙永远只能是贱民，这就是当时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杨松渠不过是个县令，当然没胆子动摇全社会的共识。他之所以批准宋大椿可以应考，乃基于事实产生的变例：宋大椿的父亲在其祖父充役之前，已经过继给了别人，不在宋家的户口上了。何必还要为血缘父祖的不幸买单？
然而在大清，贱民身份不仅仅是在法理上固化于本人及其子孙，还随着血缘流传。嘉庆元年，江西南昌府进贤县发生过类似案例：生员焦模泰已经出继其叔焦茂发为子，然因其血缘上的生身父亲焦清被召募为典史衙门皂役，同样被生员告发。这个案件在都察院、吏部、内阁转了一圈，上达天听，江西学政邹炳泰最终上奏时以“终系下贱嫡派，未便混行收考”为由，拟将焦模泰“照违制例斥革，杖一百”；连焦茂发也要因“听其继子考试，杖八十”；为焦模泰作保的廪生章应星（清制，童生应试必须请一位廪膳生员作保），虽不知其情，也被“斥革，杖八十”；其学训导、教谕，都因失察收考而“勒令休致”；甚至乎案发在任时的前任江西学政吏部左侍郎沈初，也因失察而降二级调用，罚了三年养廉银，还被全国通报批评。此案的前后经过被该县举贡生员刻于碑石，至今还立在文庙碑廊。（碑文参见段锦良主编《阿庐文物》p74-75）
一个皂役过继掉的儿子试图参加童试，引发的风波险些干倒一个正二品的吏部左侍郎。足见书麟的处理正是政治眼光敏锐的表现，实不可目为小题大做。我们也正从如此严肃的处理方式看到，清朝维护等级制度、良贱之分的决心。由此观之，贱民这一身份好像什么脏东西，沾上便永生摆脱不了，子子孙孙都要受其害。无怪大族望门往往规定族中有人成为贱民者，不得入谱（p49）。经先生称贱民等级是清代等级池沼的沉淀层，可谓一语破的。
然而由此案，又可生发出一个问题：即与奴婢、倡优不同的是，衙役身份并不世袭，他们在应募之前都是良民，一旦被召募即由良入贱，影响后世子孙，而衙门又不可缺衙役，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就曾针对这一现象提出质疑：
惟古之隶皆有罪之人，贱之可也。若今之隶，皆良民充当。在官府既不能无此等之人，募以充此役，既任用之而又贱视之，其理安在？ （《历代刑法考》）
不过，虽有矛盾之处和种种代价，应募者仍如过江之鲫。究之当然是有利可图，衙役们城狐社鼠，鱼肉细民且屡禁不止的种种行为此处不表。我们由贱民身份角度可以提出的一个猜想是，或许也正是因身份低贱，代价巨大，致使衙役们滥用权力，通过敲诈勒索，上下其手来寻求补偿；而其可带来的巨大利益，又使许多人宁入贱籍也趋之若鹜。谢肇淛《五杂俎》中言：“人虽极善，然一入公门作胥曹，无不改而为恶。”
如果说衙役的怙势作威使其贱民身份存在的问题不那么明显，那么与之身份问题相似的还有仵作和应役官媒。仵作要求的专业知识极难掌握，却因其役贱而被划归贱民之列，稍有专长之人，谁愿终身自弃操此贱业，甚至影响后世子孙？以至于一些州县仵作长期缺额。退一步说，已为仵作者，也容易因身居下流而不自爱，甚至为牟利而颠倒是非。应役官媒也是如此，奸情案必由官媒检验，而身为良民的稳婆一经地方官传令验奸，就要因“迹类仵作”而隶属贱民。对这些现象，清代屡有所议，然而制度矛盾的根源不解决，终究也只能不了了之。
本文之所以拈出隶卒的材料来讨论，也是因为不仅大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经先生在书中，也未能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而是含糊地表示“恐怕只能解释为习惯形成的传统，难以改变”。（p137）
瑕不掩瑜，是书爬梳史料细致，论述有条不紊，以清代律例为本，熔铸多学科知识——经君健先生毕业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主要研究经济史。是书问题意识的生发，实际上来源于对经济史一大核心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的追问，作者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雇佣劳动性质，由此而转向对于等级问题的探讨，成就了这本有开创范式之功的清代等级制度史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