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宝庆路3号
现在此地变成了上海交响乐博物馆
2014年12月3日，徐元章先生仙逝。
一时间，关于这位命运多舛的沪上“老克勒”和宝庆路3号那幢神秘兮兮的花园洋房再次成为了热门话题。
上一次成为话题是7年前，宝庆路3号被拍卖了，徐元章必须迁出他住了50多年的祖屋。
再上一次成为话题是本世纪初，这幢花园洋房里经常组织一些舞会，据说是名流荟萃，很让一帮正在迷恋小资的媒体人眼热。
最近，写徐元章和宝庆路3号的文章很多。
上一次比较集中的报道也是在怀旧风很盛的本世纪初。
由于很特殊的原因，几乎所有关于宝庆路3号的报道我都看过。
恕我直言，其中只有程乃珊的文章算是基本准足。
我想这大概是徐元章比较接受程乃珊的缘故。同为沪上“颜料大王”，程乃珊丈夫的外公吴同文以及他在铜仁路上的绿屋一点也不比徐元章的外公周宗良和宝庆路3号逊色，如果不是更胜一筹的话。
都知道徐元章先生为人谦和，但骨子里，他真正瞧得上的人还真不多。
七八年前，我已经在MSN上开了博客，那时我也曾经想来写一写宝庆路3号，为此还做了不少案头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我妹妹的短信：“赶快打开电视，徐元章上了《心灵花园》。”
一个人一下子就不好了。
我很理解，他多半是为了影响舆论，以使这幢百年花园洋房有个好的归宿，不惜抛头露面，到那样的平台去游说。
但我还是很生气。
我当然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指点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我是生我自己的气，他去了《心灵花园》以后，将来我再回忆起他来的时候，从小到大他在我脑子里的形象就变了呀。
一晃七八年过去，他竟然远行了。
我还是来写写徐元章和宝庆路3号吧，再不写，有些细节将永远湮没于无形。
我第一次踏进宝庆路3号是1958年，那年我才6岁。
但我踏进的不是它的正屋和大草坪，而是这个将近5000平方米的大花园的西北角，也就是图中最靠左边的那扇小门，再过去就是变电间。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西北角是他家的辅屋，一个一层的花房（或称暖房、温室），一个两层的储藏室（图中建筑物即是，但那时是有百叶窗的），还有一排三间平房，估计以前是下人住的。
一条斜斜的竹廊把这些辅屋以及一个小花园与园中其他建筑隔开，但竹廊的镂空围栏仅一米高，中间还开有矮门。若要穿过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我之所以那么熟悉，是因为这几间辅屋和小花园就是我的小学，我在那里呆了整整6年。
那个只是一面有窗的花房是我的教室，那个储藏室的底楼是另一个教室，三间下房就是办公室，里面坐三四个老师，一个语文老师，两个数学老师，一个图画老师。音乐老师和体育老师只是上课的时候来，并无专门办公桌。还有一个校工。
这个当年只招了两个班级的小学就是我的母校——上海市徐汇区新乐民办中心小学二分校。
离我家100米还不到。
1950年代初，当局鼓励“光荣妈妈”，即鼓励多生育，算是对百年战争后人口锐减的补偿。这一政策很快形成了一波生育高潮，我们这一代同龄人里，兄弟姐妹平均四五个，弄堂里小六子小七子小九妹比比皆是。
尽管民国时期的上海有全国最充裕的教育资源，还是不敷使用，1958年，当局想出了一个“鸡毛飞上天”的计划，就是利用民间资源，大办民办小学，解决“就学难”问题。
所谓“鸡毛飞上天”，就是把进公立小学的孩子比作泰山，而把像我这样进民办小学的孩子比作鸡毛，但民办小学也可以让孩子成才，像鸡毛一样飞上天去。
民办小学又称“弄堂小学”，就是因为它们的校舍大多是弄堂里大户人家让出来的。
1957年，徐元章的母亲已去香港奔丧，估计这些辅屋是他父亲同意让出的，其间是否动员加胁迫已不得而知，但这件事徐家从未谈起过。
10年后，我告诉徐元章，我的小学就在你家后院读的，他也只是淡淡地一句：“哦，是吗。”
小学天地虽小，却也趣味十足，还有假山和小池塘。
印象最深的是北墙那边，当年是徐汇分局，再早则是法租界常熟警察局，它的看守所正对着我们的操场，每天下午我们可以看到犯人放风的情景。
一进学校，老师就反复告诫我们，千万不要穿过那条竹廊，随便打扰人家的生活。
男孩子总有好奇心，有时候下午老师早离校，我们就趁校工不备，穿过竹廊去探个究竟。现在还能想起来的是，也许在孩子的眼睛里，这花园实在太大了，每次都不敢太深入就跑回来了，连正屋都没正眼瞧过一回。
宝庆路3号的东面连着上方花园的第四条横弄堂，俗称“煤屑路”，因为其他横弄堂都铺了水泥。
但“煤屑路”比较宽，我们男孩子放了学就经常在那里玩。
“煤屑路”笃底的那段篱笆里面就是宝庆路3号花园，趴在篱笆上往里看，可以看到一排两层楼的平房，灰不溜丢的。后来才知道，周宗良当年很喜欢德国人做派，对自己的孩子实行军事管理，便特意修了这排兵营式的儿女宿舍。
知道可以通宝庆路，弄堂里的男孩子当然不会放过，很快那段篱笆就有了个洞，我也钻进去过，因为他们说可以直通学校操场。
但每次都是偷偷摸摸，还是一次也没看清过正屋等建筑，园中树木密匝当然是另一个原因了。
我们只知道，这个大花园里没住几个人。经常能够看到的是，放学时分，女仆模样的人牵着一个大孩子的手从大门进来，穿过竹廊，往花园深处走去。那大概就是徐元章了。
但他从来不朝这边看，因为那块地方不再属于他们家。
直到1967年，我才第一次从大门进入宝庆路3号，在徐元章的陪同下，穿过竹廊，往花园深处走去。
那时候，徐元章成了我大哥的同事，他们同在里弄加工组上班。
我大哥因为身体原因从上海中学退学，一直呆在家里；徐元章则是因为读到初二不想读了而退学在家。
文革年代，吃闲饭是可耻的，人人都要劳动，于是他俩都被动员去了里弄加工组，干一天给七毛钱。
我因为是“逍遥派”，哪派也不参加，哪派也不帮，便不大去学校。因从小与大哥走得近，便跟着他去上班。里弄加工组也没啥制度，给个小板凳坐在一旁。
那个加工组在新乐路52号，对面就是襄阳公园，斜对面就是著名的东正教教堂。这也是一个独栋花园洋房，只是花园小些，只有三四十平米。主人可能在文革初期被扫地出门了，空房子就用来做加工组。
这个加工组开始是绕线圈做方棚的，后来很快就改做玩具了。那玩具叫“六面画”，一个正方体的积木六面都贴上彩纸图案，九块积木翻来翻去可以拼出不同的图案，类似后来的魔方。
徐元章真是一个大少爷，连这样剪剪贴贴的简单活也不会干，他做出来的玩具几乎都是次品。他也毫无时间概念，几乎每天“睏失寣”迟到。
但他的人缘真的很不错，加工组的阿姨妈妈们几乎把他的活全包下来，他迟到来不及吃早饭，她们还帮他去买大饼油条。
他上班唯一的任务就是讲故事。他从小博览群书，口才也不错，记性也好，他看过的小说，尤其他喜欢的，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
后来我有机会见识了他家的书架，必须承认，这是少年的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量的私人藏书。而且每本都包皮，都盖自家的藏书章。
他的故事不但阿姨妈妈们爱听，我大哥等一些同龄人也爱听，我也哪儿都不去玩了，每天跟着我大哥上班听故事。
很快，加工组的小青年里，我大哥，还有一对姐弟和徐元章成了比较要好的一群，大家听了故事不算，还缠着问他借书。
他借书很谨慎，而且诸多关照，比如只能摊开看，不要卷，不要折角，哪怕用电车票当书签，当然更不能划划写写了。
那些书是绝对不敢带到加工组来的，怕觉悟高的阿姨妈妈会揭发。
于是十四五岁的我就有事做了，做通讯员，大家轮流看，都由我居中流转，每个人手里最多停留两天，都靠通宵赶着看完。因为他们是大人，我是小孩，所以有的书我也有一两天期限，来不及就把我的时间卡短甚至卡掉，很多书我只能见缝插针地翻翻。
送书还书大多在晚间进行，书也从不拿在手里，怕被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发现。都是用报纸包好后，插在前裤腰或后裤腰，再用上衣遮住。有可疑的人靠近，立即撒腿狂奔。
一开始还书，我只在宝庆路3号大门口说好时间等，徐元章按时出来，见四周无人，便迅速交换。
其他书我没看成，我似乎也不甚懊恼，但那部上中下三册的狄更斯的《大卫·高柏菲尔》因为实在太好看了，他们看了还要议论，弄得我心痒痒的，很不好受。我便鼓起勇气在还书时私下央求徐元章宽限些时。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说，“算了吧，就算我再给你三天，你看完了，哪怕多出半天，你也会借给你同学，我又不好意思老是催，这样的话，这书就得再在外面兜一圈，弄不好就回不来了，我不放心。但你这么想看，我决定成全你。这样，你到我家来看。”
那段时间，他正好微恙在身，请着病假呢。他叫我每天下午两点钟他睡好午觉再来。
于是，就有了我按门铃，他领我穿过竹廊走向花园深处的一幕。
但我还是没有机会见到正屋。
他带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对沙发，长长的百叶窗下有个圆桌，墙根墙角堆着些杂物。
他把书从别的屋拿来，交给我，说：“你就坐在沙发上看，我在窗口画画。”
于是他开始临摹他的静物，我开始看我的《大卫·高柏菲尔》。
后来，因为坐在沙发里光线太暗，我就干脆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
多少年后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又一个长长的好日子。梦幻般的下午，阳光懒懒地透过百叶窗照进来，我们几乎不交谈，静得像在另一个世界里。
直到夕阳西下，再也看不清书上的字了，我才依依不舍地夹上带来的电车票，把书恭恭敬敬地还到他手里，再沿竹廊走出去，回家。
有时候，他会问，“小爱米雷见到了她的舅舅吗？”“他的姑妈还没出现啊？”
后来我知道，他是不希望我错过任何一段精彩的篇章，未到时忍不住要提醒我一声，等过了以后又热烈地向我谈论那些精彩。
这样的导读真是让我终生受益。
也许是看我孺子可教吧，我后来在他家的那个小屋子里读了至少有十多本世界名著。
徐元章也终于放心地把我带到了正屋，就是后来频频举行舞会的那个面朝大草坪的客厅。其实家具很简单，而且都是他外公离开大陆时留下的，但一看就让人觉得整洁、气派。
我当年最关心的就是那几架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像是几十年没被翻乱过。
我曾经为此问过我大哥，覆巢无完卵，何以经历了1966年夏天的狂风暴雨，他家的书能保存下来呢？
大哥说，徐元章的父亲当年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工作，巧在他既是党员，又非当权派，人缘又好，住的又是丈人家，造反派似乎师出无名。
宝庆路3号就这样躲过了看似完全躲不过的一劫，也许它是上海在文革中唯一没有被查抄过的花园洋房呢。
那天，徐元章的兴致似乎很高，他打开落地窗，带我沿着篱笆在大花园里散了一圈步，谈的当然还是小说里的精彩。
花园里也很简朴，好像没有什么名贵树木，记得只是些冬青、黄杨、无花果、夹竹桃等等。
就是那天，我告诉他我在他家后院上了六年小学。
我还告诉他，东边篱笆上的洞是我们弄堂里的小伙伴们扒开来的。
他突然攥住我的胳膊，瞪着眼说：“原来就是你这个‘野蛮小鬼’啊！”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尽管如此，还是吓得我不轻。
徐元章几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我的老相册里，有很多我大哥和那对姐弟的照片，让我想起当年我们经常一起去游园，去拍照，也经常一起去淮海路吃小吃，但就是找不到一张有徐元章的合影。再仔细回想，他确实都没参加。
他是那种严格执行“keep your distance”的英国规矩的绅士作派，永远群而不党。
我还记得他为不想拍照而寻找的一条理由，他说他长得不漂亮，就不要吓人了。
他细眼尖鼻薄唇，确实很独特。当年我们都开玩笑说他像林彪，后来林彪摔死了，我们又说，林彪就是因为眼睛太大，破坏了五官的和谐而死于非命，而他五官皆细，应是大福之相。
徐元章就是这点好，拿他开玩笑，他从来不生气，永远只是笑笑。从认识起，大家相互之间都直呼其名，只有他们叫我的小名健健，因为我比他们小。
由于我们都极其喜欢那部《大卫·高柏菲尔》，我们还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就是书中八面玲珑的管家李德默先生。他不但不生气，还补充说，“什么李德默，应该是徐德默。”
我们大家说他大福之相，其实也是有所指的。
那几年，他正在热恋中呢，他结婚那年，正是“九一三事件”发生那年。
关于他妻子的情况，都是他自己亲口告诉我们的，比如有四分之一日尔曼血统啦，比如漂亮的狮子鼻啦，又比如是跟她学画的学生啦，再比如为什么名字叫“亨义”，其实是英文“honey”的音译。
这音译也真是译得古朴大气，搁现在，准是“哈妮”什么的。
在我们面前，他称她为“阿拉honey”。一口一个“阿拉honey讲的”，“阿拉honey不会的”，加工组的阿姨妈妈们几乎要被肉麻得昏过去了。
我终于有机会见到过两三回“阿拉honey”。
徐元章下班，我和我大哥陪他一起从襄阳路转淮海路朝西，有时“阿拉honey”就会从华亭路斜刺里走出来，然后跟他一起回宝庆路3号。
见了便大方地打一声招呼，然后分道扬镳。
我必须说，“阿拉honey”是真漂亮，身材也惹火。
无需多笔墨，想象一下香港歌星甄妮吧，区别是“阿拉honey”的脸更圆些。
加工组的小伙伴们以及阿姨妈妈自然要他不断地交代“恋爱过程”，他也从不拒绝。
但听得出，多数时候是胡编，比如什么第一次香面孔啦。
当然也有真话。
有一次，徐元章又被问到：“昨日休息，你们两家头在一道做点啥啦？”
“真的没做啥呀，”徐元章不胜委屈，“早上么睡懒觉，吃好中饭么，拿本书，两家头坐在草地上，我一句一句读给她听。”
阿姨妈妈们哄笑起来，都说他俩有“神经病”。
但我和几位他的同龄人听得无比艳羡，我甚至当即暗暗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谈一回这样的恋爱。
那一年，我18岁，徐元章他们也不过二十五六岁。
可惜好花不常开。
认得徐元章两年后我去外地插队，再三年我大哥病故，那对姐弟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我回沪探亲，也只是与那对姐弟见几面聊聊天，间接听到一些关于徐元章的消息，比如他生了一个女儿，像妈妈。
如此而已。
我最后一次见到徐元章也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1984年，我考进电台当新闻记者。
当时我们新闻部和文艺部都在北京东路2号的三楼。
有一次我去找文艺部的同事聊天，没想到徐元章正好也在那间办公室。
后来我知道，他与《立体声之友》节目有联系，经常给节目组推荐一些外国最新的曲目和卡带之类的。
我当然要跟他打招呼的了。
“哎，这不是徐元章嘛，你怎么也到电台来了。”
没想到他很矜持，只是欠了欠身，说了声，“哎，你好呀”。
我看得出他眼睛里的意思是别张扬我们之间的关系。
当年我跟他那么熟，我当然是不会看错的。
于是我就很识相地借故走开了。
大家都称徐元章为画家，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文学鉴赏家和音乐鉴赏家。他对文学和音乐的感觉和看法都是一流的。
至于绘画，这是他从小习得并终生练习的。在我的记忆里，他的绘画才艺好像只出过一次风头。
那好像是1967年初吧。
那时的淮海中路汾阳路口，有三四块宽四五米高十来米的特大广告牌。音乐学院围墙外有一块，面朝东北；教育学院的墙外好像有三块，面朝西北，它们的对面就是那家著名的意大利餐馆天鹅阁。
文革来了，广告牌上当然要画宣传画，而且必须是领袖像。
为此，徐汇区会画画的几乎都被找来挑选，哈定来了，徐元章也被挑中，负责画音乐学院墙外的那块，是个侧面招手像。我记得我还在长长的梯子下为他递过家什呢。
前些年，陈丹青的哪本书里好像也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和陈逸飞都参加了当年汾阳路口的作画。但当时我只认得哈定和徐元章。
我至今还记得的一个细节是，在画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对我说：“这颧骨上的一点是最后一笔，也最难，因为它是全画最亮的地方，几乎要用白色颜料。但点在哪里要精准，最好离画一米多，端详良久，然后‘啪’一下点上去。可惜这里太高了，站在梯子上不可能离那么远，只好凭感觉了。”
当年圈内是怎么评价这几幅画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总觉得他对文学和音乐的感觉比对绘画的感觉还要好。
我大哥告诉过我一件事。有一次他们几个一起偷偷地听老唱片，好像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放贝五《命运》的时候，只见徐元章突然站了起来，跟音乐一起律动，并对他们说：“你们哪能坐得住的啦，听这种音乐么要站着听的呀。”众人愧甚。
改革开放了，他来电台为音乐节目帮忙，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我们在北京路大楼里好像又见到过几回，相互就点点头。
我了解他的苦衷，他多少有点担心我的口风不够紧，我毕竟知道他太多。
其实，直到今天之前，我都没怎么说起过他。
本世纪初，怀旧风最甚，因而宝庆路3号也貌似最红火的时候，我也没讲什么。
我只是对少数挚友提起过，徐元章无论如何算个人物。写写他拍拍他对自己有好处。而且，徐元章是有恩于我的，他教会我读书，我会一直记得他，但我再也不会去打扰他了。
我一直希望他的日子能过得好，尤其是听说“阿拉honey”带着女儿去了美国之后。
我妹妹其实跟他没有过任何交集，只是当年听我和大哥老是说起他，竟也一直关注着他。
前不久，我又接到她的短信：“徐元章走了。”
现在大家都说徐元章是上海滩上的“老克勒”。我想，徐元章内心深处恐怕是不会认同的，我也觉得他还不能算是。
他们这一代，目睹了上海滩大户人家的逐步被赶尽灭绝，上流社会的垮塌，贵族气息的消亡，徐元章心里很清楚，早在他认识我之前，上海的“老克勒”群已经日薄西山，复兴无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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