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为何选择了战争

继在《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否定“普鲁士是万恶之源”的误解之后，哈夫纳尝试用三次外交转向将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划分为四个阶段，探讨以三场局部战争为序、以两场世界大战收尾的德国是如何走向毁灭之路的。衡量统一德国的发展轨迹，起初是俾斯麦在利用与遏制的平衡中与民族运动合作，建立并仅限于小德意志国，最终由一位奥地利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亢奋民族情绪，扩张出大德意志国。似乎可以说，当普鲁士选择利用民族力量的那一刻，就已注定未来将被民族运动所裹挟，“俾斯麦的最高胜利已经暗藏着失败的根源，德意志国的覆亡已随着建国而萌芽”。而纳粹统治中“对英明领袖人物的渴望”和“对各政党的厌恶”，也可以说是源自俾斯麦时代有意无意的遗产。哈夫纳毫不讳言，即使没有希特勒，也可能会在1933年出现另一形式的“元首国家”，也可能也会爆发二战，区别或许只在于不会有针对犹太人的屠杀（但德国人并非如他所言的那么对屠犹无所知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作同样是一本颠覆传统认知的议论导向性作品，可能会与许多读者观点相左。

首先需要回归德国建立的问题。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民族国家理念被否决，已遭解散的神圣罗马帝国也没有被复建的必要，普鲁士因为领土变动不得不将更多注意力转向西方，奥地利固然无法统一德意志，却也没有弱到需要和普鲁士平分秋色的程度，于是松散的德意志邦联成为最后的折中方案。以1848年革命为分水岭，梅特涅时代的普鲁士积极镇压随着拿破仑战争逐渐兴起的德意志民族运动，而在经历了国民议会和德意志联盟的失败尝试后，双方逐渐靠拢。原因显而易见：敉平革命后，奥地利依然占据优势，且无意放弃任何一种族裔的臣民和领土，普鲁士的德国政策则自然而然的偏向小德意志，甚至是北德意志。两者相较，尽管民族运动更具大德意志色彩，却只好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依赖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俾斯麦也能够容忍、引导矛盾重重的民族运动力量为己所用，为普鲁士涂抹上一层民族统一的表皮。更重要的是，双方“在最大范围内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共识只能通过违逆奥地利和战争形式实现，俾斯麦时期的战争只是为政治服务的、解决问题的非优先级选项，而无论是对丹麦还是奥地利，俾斯麦都表现的相当克制。

随着奥地利的出局和德意志邦联的结束，普鲁士肆无忌惮的吞并了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一部分、拿骚、黑森-卡塞尔、法兰克福，还吸收美因河以北其余诸邦国，另起炉灶建立起普鲁士占据绝对主导的北德意志邦联。取代法国欧陆地位的普法战争最终促成了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再度与一位名为拿破仑的法国皇帝抗衡无疑也唤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仇恨心理，然而容克贵族出身的普鲁士人俾斯麦并非如公认的那样急于挑动统一战争（尽管埃姆斯密电的挑衅激怒了拿破仑三世，并直接导致法国宣战），无意甚至避免将新生德国打造为领导欧洲的强权，也不认为第二帝国与第一帝国有任何关联，但为了预防法国可能的复仇，他仍旧拿下了最终成为德法矛盾焦点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不是民族主义者主张的“自古以来”，且大革命以后当地的国家认同已经是法国了）。尽管俾斯麦已经对小德意志心满意足，并致力于维持普鲁士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可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妥协性目标既已达成，下一步就是大德意志了。

中欧出现统一强权令诸国惴惴不安，尤其是严苛的《法兰克福和约》激起了不愿坐视法国被进一步削弱的英俄反对。俾斯麦对德国的地缘环境和战略定位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反德同盟，他开始推行和平政策，具体包括：放弃扩张欧洲领土、压制大德意志理念、不介入他国海外殖民政策和必要时阻止欧洲强权间的战争，直到1890年去职前，他都在设法避免令德国卷入纷争。为了防止俄土战争和巴尔干问题扩大化，俾斯麦积极在俄国与英奥之间扮演和事佬，固然取得了柏林会议的胜利，却也令俄罗斯大失所望，作为回应的德奥结盟更是为原本亲善紧密的德俄友邦关系投下了可怕的阴影。而后，俾斯麦构建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外交网，比如通过第二次三皇同盟孤立法国、缓和俄奥矛盾，或是组建三国同盟斡旋存在领土纷争的奥意；比如在支持英奥意的地中海联盟（却未直接加入）同时，带着友好的《再保险条约》走向俄罗斯。尽管哈夫纳认为这些同盟矛盾重重（而且强扭的瓜不甜，三皇同盟仅续约一次便宣告破裂），却在实际上达成了对英奥意与俄罗斯的相互制约，令多方都必须争取德国支持，而德国不会完全倾向任何一国，始终站在被攻击的一方，盟约的目的始终是为了预防战争。

很多人会将德国陷入一战前被英法俄孤立境地的矛头指向1890年以后的外交“失控”，但如前所述，德国的地缘环境早已危机重重，俾斯麦走钢丝般的外交技巧并不能完全消除冲突危机，只能避免或延后战争爆发，而他平庸的后继者无力处理这套复杂的外交体系，最终导致了本就微弱的平衡崩溃。在重新衡量英俄奥三国关系后，德国抛弃了《再保险条约》，完全站队奥匈，并尝试用错误的方式拉拢英国，由此导致了两个恶劣结果。一是俄法迅速靠拢——即便德俄、法奥没有直接纷争，德奥同盟也必然促成俄法同盟；二是与英国对立：英国不但不可能轻易放弃光荣孤立路线，更在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下快速走向德国的对立面。德国人在两次摩洛哥危机和波斯尼亚危机中大刷存在，不但敲打了法俄，也激起了英国的警惕，每一次表面胜利的实际都是在将英俄法更进一步推近，最终三国对殖民地问题达成基本妥协，组建协约，而德国唯一的忠实盟友却只有孱弱的奥匈，已经一只脚迈进一战边缘。

在紧锣密鼓的军备竞赛同时，德英也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军备控制尝试，就非洲殖民地和奥斯曼问题达成了颇有成果的妥协，并成功阻止巴尔干战争扩大化，局势似乎有所缓和，但是一战仍然爆发了（尽管哈夫纳认为当时“战争是合法的政治手段”）。贝特曼·霍尔维格对维也纳的承诺事后被认为是“空头支票”，因为他传递出的信息是德国将在可能的俄奥战争中支持奥匈。矛盾之处在于，德国确实在鼓动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但期望的是一场速战速决的局部战争，而担忧俄国介入的奥匈如果没有德国的保证是不敢轻易做出这一决定的（尤其还有匈牙利的掣肘）。同时，根据参谋本部的计划，德国的战争机器一旦启动，目标将首先是法国，而且是以绕道中立国比利时的方式开展进攻，在取得对法胜利前，对东线只会采取守势。这一计划不但误判英国会中立，且完全低估了俄罗斯的参战决心、动员能力和比利时的抵抗程度，奥匈滞后的行动力更是消耗掉了王储被刺的义愤优势和时间窗口，攻击比利时和法国也将必然招致英国参战，等到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也推向协约国阵营时，德国的整体局势已经恶化到了毫无指望的程度。

尽管如此，1918年初却似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曙光”，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退出战争，鲁登道夫计划在美国人大举干预之前移军西线，不但强硬撕毁了对苏协议，一度建立起短暂的“东方帝国”，还凭借西线首度的兵力优势全力备战。可即便春季攻势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也在一开始就陷入了战略失败的窘境，等到夏天时，高层和军方已对即将战败的事实心知肚明，并着手建立代议制政府——为了让停战看起来是受民主改革，而非军事崩溃影响——与美国就改革问题讨价还价，考虑是否要放弃威廉二世来保全君主制。然而西线并未陷入预期中的全面崩溃，鲁道夫改弦更张再次准备决一死战，但再也坚持不下去的保加利亚、奥斯曼和奥匈接连投降，同样厌战的德国人随即发动了十一月革命。威廉二世和各个邦国的世袭君主们都几乎毫不抵抗的放弃了君主统治，德国政府也接受了极为苛刻的、彻底失败的停战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提议改组政体、修改宪法，还是向美国提出停战要求与和谈建议，以及最终在在贡比涅森林签署停战协议，全部由文官政府出面，最高陆军指挥部的角色被鲁登道夫巧妙的隐藏了，而在普通德国人看来，一切失败都成了文官政府的妥协退让：无能政府不但放弃胜利主动认输，还在闹出革命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议。

德国改变了建立以来的体制，由二元君主联邦制国家变成宪政共和国，并被《凡尔赛和约》的严苛深深震惊。出于对协约国阵营继续敌对行动和占领计划的担忧，在历经了内斗与政府改组之后，德国人还是签了字。意料之外的是，签约也“为德国的强权政治带来了更佳机会”。具体说来，德国固然被套上了解除武装和战败赔款的枷锁，失去了大量领土，但地缘环境反倒比1914年大大好转。随着奥匈的解体，中南欧失去统一强权，化为一堆孱弱小国，并将迟早成为周围强权的势力范围；俄国成为被排斥在西方体系之外的苏联，防卫军偷偷与红军合作，甚至预备在苏波战争中再次瓜分波兰（由于苏联失败未果），德苏还签订了规避条约、外交正常化和建立最惠国待遇的《拉帕洛条约》；出于欧洲均势的传统和爆发革命的担忧，英国不希望德国被过分削弱；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美国希望尽快恢复国际秩序，对条约不满甚至都没有签字。唯一主张对德强硬的列强只有法国，然而法国人将会发现，在经历惨痛的流血牺牲之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口比法国多，保留了核心领土，且充满了不满情绪的德国。

在混乱至极的魏玛共和国初期，政府仅仅支付了第一笔款项便试图摆脱赔款，对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熟视无睹，坐视财政枯竭，希望用失去偿付能力的方式赖账。积极对德强硬的法国联合比利时占领鲁尔区，德国则继续摆烂，消极抵抗政策进一步加剧马克贬值。在1923年通货膨胀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时，大联合政府组建，施特雷泽曼出任总理，在英美斡旋下停止消极抵抗、着手货币改革。尽管内阁很快垮台，但转任外长的施特雷泽曼取得了更多成果，首先是调降了分期赔款金额，促使美国以对德有利的方式涉足欧洲经济，形成了“德国偿还英法战争赔款-英法偿还美国战争债务-美国向德国挹注贷款”的良性循环，快速振兴了经济。接着用堪称超越俾斯麦的手段大大改善了德国的外交环境：先与英、法、意、比、捷、波六国签订《洛迦诺公约》，以放弃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维持莱茵左岸非军事化的承诺，换取英意对德法、德比边界的保证，而德波、德捷之间只约定用和平方式解决纠纷，再与苏联签署《柏林条约》，重申并加强了《拉帕洛条约》，在没有付出实际代价的情况下拆散了反德同盟，不但削弱并防范了法国的军事威胁，还为东部改变现状制造了可能，在英法苏之间重新构筑了相互制约的平衡。随后，施特雷泽曼致力于英法撤出莱茵河左岸，谈妥了降低后的赔款总额并进一步调降年分期，还持续向境外德意志人施加影响力。和纳粹政府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度比起来，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施特雷泽曼显得不太具备侵略性，但在本质上，他所运筹追求的，同样是恢复1914年以前领土和实现大德意志梦想。

尽管施特雷泽曼是大联合政府的灵魂人物，哈夫纳仍用“兴登堡时代”称呼“黄金20年代”。这位保皇派傀儡总统任期的最初五年是魏玛共和国最好的五个年头，在他一战英雄、帝国荣光的余晖下，共和国以一种接近帝国的性质被保皇右派接纳并获得稳定。然而出于对政府改组和兴登堡年龄的担忧，保皇右派预备在老总统剩余任期内修改宪法架空国会，让总统扮演皇帝，并伺机复辟君主制。随着大萧条席卷全球和美国贷款停止流入，德国经济迅速恶化，施特雷泽曼的去世更降低了政府的应对能力，最终大联合政府解体，德国由议会制过度为总统制。新政府在经济危机中再一次看到了故意恶化经济摆脱赔款的机会（甚至优先于政复辟计划），也再次带来灾难性后果：通货紧缩政策令全国资产都化为乌有，虽然最终取得了债权国们暂停赔款的成果，但也把贫穷困顿的、充满民族愤懑情绪的德国人推向了极具吸引力的希特勒。在原本为了推行复辟而进行的解散国会和国会大选中，纳粹跃升为国会第二大党，进而是第一大党，保皇派们则一事无成，并以傲慢无知的态度与他们眼中的政治暴发户结盟。

希特勒在被任命为总理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便攫取了绝对的权力。他首先通过恐怖迫害、修改宪法、解散政党等方式，顺利肃清了原有的政治生态，令身为总理的自己和其政党成为唯一当政者；随后在纳粹冲锋队预备取代魏玛防卫军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以换取军队（在兴登堡去世以后）对自己兼任总统总理的支持。希特勒没有创造出固定的国家秩序，而是让一切都保持在运动状态（也是二战中无法按下停止键的原因），德意志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建立一个新权力架构的起步点”，这个“无政府状态的专制独裁”通过恐怖主义（希姆莱和他的党卫军）与垄断宣传（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进行统治，毫不留情的迫害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采取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内政方针，而德国“可以非常迅速地向世人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虽然希特勒从未在自由选举中获得过半数选票，但人们容忍了他所有的可怕手段，“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创造了（不可持续的）繁荣经济和（有水分的）充分就业（哈夫纳对希特勒经济建设成效的肯定显然是片面的），防卫军被改组扩大为国防军，强硬外交不但撕毁了《凡尔赛和约》，放弃了《洛迦诺公约》，还成功的合并奥地利、吞并苏德台，实现了民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愿景，以上“光荣与梦想”足以令大多数德国人站在希特勒背后自豪：“德国又重新站了起来”。

第三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第二帝国因一战战败而被迫中断的脉络，希特勒“接受了帝国时代后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二择一选项——‘世界霸权或沦亡’——并把它推向极致”。希特勒希望向东扩张获取“生存空间”，并吸取了一战的经验教训，寻求与英国结盟。英国虽然拒绝结盟，但出于欧洲均势和维持稳定的目的对德采取绥靖政策，希望用中东欧小国“喂饱”希特勒，直到后者违反《慕尼黑协定》占领分离捷克斯洛伐克，才开始在诱导让利之外作出象征性的威胁，并给了波兰虚伪的保证。哈夫纳认为波兰是德国攻击苏联前的准备工作，波兰拒绝成为马前卒的态度而非但泽才是希特勒的目标。但无论如何，英国的改变令希特勒决定暂时放下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先与苏联取得谅解达成协议，转而按照防卫军二十年代的计划与苏联携手瓜分了波兰——也意味着德国从此将在战争的路上骑虎难下。斯大林完全明白德国的动向和英法的目的，但他也不无投机的期待借此避开战争，甚至向西引导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同时还可以拿回苏波战争以来失去的波兰领土和掌控波罗的海三国。最终，正是英苏各自的小算盘令希特勒能够以惊人的速度横扫丹麦、挪威、低地三国和法国，并尝试攻击英国本土。在海狮计划受挫后，希特勒并非顺理成章而是经过犹豫和比较了一些其他的战略可能，才决定按照一开始的计划攻打苏联——尽管在为意大利善后的同时已经无法“集中全力”了。这是个严重错误的决定，拥有广袤国土、大量人口和“冬将军”，且已初步达成工业化建设的苏联绝非可以速战速决的对手，向美国宣战更是成了希特勒二战期间“最令人费解”的决定，只能认为希特勒对美国的经济能力和军事潜力存在巨大误判。当德国在开展对英国和苏联战争的同时，再主动为自己增加一个实力最为强大的敌人后，失败已在所难免。希特勒在“完全失败和毫无指望的处境下”的孤注一掷更是将德国人拖入了“沦亡”的地狱。

哈夫纳无比悲观的认为，在1945年以后，至多在被分解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全新国家以后，德意志国便已不复存在了（而非他在分析如果拒绝《凡尔赛和约》时表述的以另外一种形式保存下来），并认为在两德相互承认对方主权和领土，在政治上形成正常关系与和平状态，事实放弃统一主张的情况下，看不到一点恢复或重建统一新德意志国的前景，甚至连理论上的想象都很困难。尽管仅仅三年以后德国便迎来了统一，但哈夫纳的判断在此之前是相当普遍和合乎逻辑的，毕竟当科尔第一次拿出统一计划时几乎遭到了整个欧洲的反对。英法都反应强烈的表示两德合并是多么的敏感和危险，并理所当然的认为苏联也绝不会接受，进而威胁将出现1913年那样由英法俄包围统一德国的可能，“传统盟友”意大利甚至表示将支持由苏联进行的镇压，即使是最不反对的美国也表示应该谨慎行事，且更关注驻军和北约问题。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时苏联已经没有了维持分裂德国的意愿（甚至连维持统一苏联的意愿都将很快丧失），而西方并不准备独自充当“恶人”，最终德国得以在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完成了统一，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被惊喜的德国视为“朋友”。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原东西德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异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弥合，但分裂后遗症犹在，哈夫纳提出的新德国问题——西德如何接纳融合1990年以后经济残破、政治毁坏的东德——至今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