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我是谁”故事

这是截止2022年3月福山被理想国选译的最后一本书，虽然前言部分提到这是对历史终结那本提到的部分概念的追述，但实际上两本书相隔了几乎一代人的时间。不过这也是十分有趣的两个时间节点，前者是苏联解体带来的全世界民主国家大狂欢，后者则是以特朗普上台为诡谲信号的民粹主义抬头。福山称，如果不是特朗普胜选，他大约还不会写这本书。初印象是，作为文化学术界人士，福山或许仅仅是讨厌特朗普生意人和网红的做派，以及他对非盎撒一系美国人的不友好。但读到半程的时候发现，福山真正的忧惧是身为共和党右翼民粹主义种族论者的特朗普，把他送上总统宝座的，恰恰是他不喜欢甚至嫌弃的那些人。这让我想到了自己认识的某个在美华人，她讲她社交圈里的半路美籍华人都把票投给了特朗普，但是特朗普讨厌中国人讨厌中国移民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基础上，福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明明知道某人胜选保护的是自己对立面的利益，还是把票投给了那个人呢？

相同的故事其实还发生在理查德·埃文斯的系列作品里，那本书的名字叫做第三帝国的崛起。恍恍惚惚的部分几乎跟特朗普上台的卖相一模一样——因为全世界大萧条以及慌忙急躁的魏玛系列政府，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德国人民的日子简直没法往下过了。正常的政府被世界经济半衰期弄得毫无办法，非正常的政治投机者则找到了新的支持率密码，是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唯有共同的敌人才能把懵逼的老百姓拉拔到一起，借用了“背后一刀”的概念，纳粹趁势而起。但实际上很神奇的是，纳粹在支持率巅峰时期也未有掌握绝对主动权，为什么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印象里，都觉得希特勒简直就是第三帝国尧舜禹汤似的存在呢？福山在这一本书里换了角度给出了答案，就好像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在美英法抬头一样，当时希特勒和纳粹的上台也是类似的脚本，及社会民主一脉以及左翼的摇摆。

尼莫拉留下的名句“我没有说话”很有典型性，它很准确的描述了当人们被特定的概念区分成小团体的时候，对国家合法性的误读和杀伤力到了怎样的程度。就好像第三帝国前夜想要利用纳粹党来动摇选票结果被各个击破的其他魏玛共和国党派一样，糟糕的经济状态会动摇社会价值认同的根本，因此沮丧的人们会失去包容和允许异见者存在的能力，共情或共鸣的投射范围会越来越狭窄，相对的，不同群组之间彼此的敌意也会越来越大，就此造成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大社群的分裂。纳粹就利用了这种分裂，但是它的办法是圈出另外一拨人成为更大的敌意目标，这就是血与土民族主义和移民/犹太人之间形成差异化的两个圈圈，也正是特朗普胜选的操作。

然而问题来了，纳粹上台是充分的调动了魏玛乡村地区深受经济崩坏之苦的农民，可是特朗普上台则是代表了富人的利益，为什么那些几乎没有机会从特朗普的政策里获得好处的人也会把票投给特朗普呢？作为三代移民的美籍亚裔福山认为，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全球化牺牲品的旧美国中产阶级，作为战后收入显著提升的工人，他们先是成了制造业外流的伤害，而随着东亚地区人力成本上升，制造业渐渐回流，却因为自动化生产线的普及而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报，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全球经济形势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而特朗普的点则是直观可见的提出非法移民的低用工成本挤掉了他们该有的工作岗位和收入机会——换言之，那些被遗忘的人群忽然发现有人想到了自己，就果断行使了自己投票权。

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回报，第二个是被遗忘的人群忽然发现有人想到了自己。而这两个重点，正是福山这本书想要提出的知识点，其实也是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提到过的观点，即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并非是贫困线及以下的人，他们忙于温饱没有空理会虚无的意识形态——真正搅弄风云的，是随着某些制度、技术、经济变化，渐渐改善了自有的收入、教育、智识水平，然后认为自己需要得到更多的尊重以及认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性的族群。其中又分为两类，折腾法国大革命的人，是处于上升期但还没有得到承认的人，而把选票投给希特勒跟特朗普（此处并无意把这两个人等同起来，只是在福山的语境里他们的选民相似而已）则是属于另外一类，他们曾经占据国家GDP的产出主力，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地位下滑成为看不见的人。

在福山的描述里，因为一般固见认为这个族群是缺乏“政治爆发力”的，所以并不会给他们关注，这使得他们的实际遭遇，可能比某些大呼小叫自己受到非正常对待的族群更加恶劣。这又应和了他在另外一本书里提到的所谓平权的潮流——很多人着力于政治演说和呼吁，并不关心他们口中“受害者”的实际遭遇。也就是说，多元化和平权被少数政治投机者利用了，而这种过于散乱的空间，不仅仅有害于群体认同感和包容性的建设，而且过于强调某些人的少数派权益，很容易在执行的过程中变成新的特权，而这部分特权的赋予则是以另一部分人的权利伤害为代价的。而另一部分人，恰恰就是被认为日子以稀松平常的方式过的不错但实际上无话可说的看不见的人。

另一部分人的困境，恰恰是有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左翼把注意力从工人群体挪开，转而关注所谓的多元化族群开始的。这种现象，我认为算是冷战结束后左翼刷存在感的政治驱动，而非他们最初的理想主义做派（虽然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盟也未见得是什么真的理想主义做派）。东欧剧变之后，以原来无产阶级为受众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为指针的操作，忽然就失去了靶子，或许回归那些人的生存基本面会是务实的做法，可是却失去了光辉灿烂的聚光灯。反正历史进度条也到了另外一波移民大潮和平权吁求的高发期，就顺带便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移民和少数族裔上，其实也挺好的不是。左翼的这种操作，无形间加剧了“旧爱”的怨愤，尤其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大联盟优先级低于国家认同已经在一战期间被证实的明明白白，左翼改变，妥妥地给右翼腾出了位置，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主张更多权利分享的左翼反而没有得到困境中的底层人民的支持——因为左翼口口声声支援的是新移民和少数族裔，但那些“底层人民”，恰恰就是受到了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冲击。

这本书的导读部分是我偏爱的刘瑜写的，也正是她给另一本写的导读，让我对福山招人厌的理由豁然开朗——这位思想家及教育家写的书，从头到尾都是给已经是或有志于跻身美国决策层的人看的，所以他的主旨就一条，复兴美国的自由民主国家灯塔的荣耀。为了帮助读者找到阅读的切入点，她首先试图用以引发关注的是所谓的伊斯兰国志愿者。按照书里援引的背景资料显示，数千个在欧盟成员国长大的穆斯林后裔成为中东战局的志愿兵。这个左翼失去蓝领工人的情况类似，都导致了福山们信奉的民主制度的割裂。刘瑜概括到，虽然从表面而言，两者风马牛不像极，但实际上讲的都是自己未有得到期待中的“承认”导致的。

而承认，则是多年前福山那本招致无数争议的历史终结里的核心要义，人类最初的阶层分化就是来自于对承认的追求，而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也就承认的概念做了深入的讨论。福山在本书中归纳到，人类文明史的单向性就是“承认”的阈值扩大——从原始时代的靠打败对手来获取承认偏偏被打败对手成了奴隶失去承认资格的纠结的奴隶主，到柏拉图所在的年份可以为了城邦克服生物性惧死本能的战士，从十三个殖民地立国时候极其极其狭窄的仅限于从英国来的讲英文的新教徒，到现在动物保护主义者声称动物的权利基本上应该等同于人类的权利（好吧最后那个是来捣乱的）。

但新的问题产生了，人自己以为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和他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的，是有落差的，而这个落差，仿佛应该就是造成社会原子化的原因。历史终结里曾经为人类世界带来大平等的科学技术，在二十一世纪反而成为了社会割裂的帮凶，本来人们至少还需要维持现实社群的相对和谐，于是表现出某种包容性。但是当互联网把不同地方的少数派拉拢到一起之后，他们反而不需要去迁就所谓的主流价值或者公序良俗，因为虚拟世界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优越感——在那个有限的互联网空间里，他们都是相同的“人”，既不需要受困于原始时代，因为打败了对方，使得对方不再具备承认自己资格的模棱两可，也不用困囿于和周围格格不入的差异性于是委曲求全。看起来并不会有什么恶劣的后果，可是那些从欧洲去中东最后变成人肉炸弹的穆斯林孩子，就是通过这样的路径走向极端。

福山认为，内心期待和被承认的落差，涉及到很多哲学层面的问题，这是黑格尔、卢梭、尼采、托克维尔、马丁路德金无数在大脑使用率上极其优越的人都穷极不得解的问题，所以并不应该把相应的格物致知的要求施加给忙忙碌碌且庸庸碌碌的普通人。正如我在开头地方就提到的，福山的书是写给已经成为或有志于成为美国决策层的人看的，所以他的三叉戟指向的就是有能力建立普适性规则的人。更简单的来讲，就是他们想要维持一个更大的叙事共同体，还是偏爱扶持少数派的话语权。

其实，这两个不应该在对立的位置，本来我是谁和我们是谁，就是可以平行的关系，大致上就是求同存异的关系。很可惜，这不利于争取曝光的各种活动，尤其是政治投机。就好像前面有提到过的，那些被遗忘的美国蓝领工人之所以把票投给了资本界的利益代表特朗普，并不是从他的演讲和政策里抽丝剥茧的找到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是特朗普的民粹倾向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这正是因为他们过于平常所以被左翼放弃而失去的部分，所以他们不介意倒退回美国建国初期对人民的狭隘理解，成为新部落主义的信徒。所以，正是国家和政客鼓励所谓的“我是谁”优先于“我们是谁”，才造成了越来越恶劣的社会原子化。

欧洲则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经历了上世纪中叶的惨绝人寰，尤其是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这种国家，对爱国主义讳莫如深。从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移民潮开始，到中东难民潮，大量的“异教徒”开始在欧洲国家建立自己的“飞地”。那么欧洲国家在做什么？他们出资扶持难民社区，为穆斯林建清真寺和学校，鼓励他们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借以宣扬自己在狭隘民族主义的领域是多么的痛改前非。可是如果他们真的做的那么好，为什么欧洲的穆斯林二代移民会想要去做志愿兵呢？

福山冷静的指出，穆斯林社区如阿拉伯国家飞地一样存在于欧洲大城市的边缘，他们看起来创造了自己的新生活，但实际上不过是把旧的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地方继续。所以，这种意义上的新生活，并不形成他们对移民国家的融入，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年轻人的身上，他们既不喜欢父辈们保守的生活方式，又在欧美浮华世界里像个格格不入的入侵者，最终成为了夹缝里的人——福山没有讲出来的部分是，欧洲国家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施舍感，阻止了新移民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融入，而这种“不被看见”的落落寡欢，在伊斯兰国的宣教中得到了认同。来自中东的声音告诉他们阿拉伯人和伊斯兰信徒的神圣和伟大，他们不应该在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泥沼里挣扎求存，而应该在伟大的真主之地找到自己的荣耀。曾经看到人指责，911那嘎达事情是美国人自己闹出来的，这件事放在欧洲，一样说得通。

其实理论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后来者都有适应其既存秩序的默认义务，毕竟，他们总归是因为在某些限制条件下选择了自己认同感最强烈的地方不是吗。所以，对于新移民，政府也应该鼓励他们更好更快的融入，至于保有自己的传统，也应该通过更软着陆的方式来鼓励求同存异，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为了政治作秀而故意建立看不见的柏林墙。福山特别提到了现在美国学校广泛的扶持小语种教学，变相的鼓励不会讲英文的人也可以成为美国公民——而这一诡谲的现象之所以未能得到纠正，仅仅是因为学校的既得利益者不愿做出改变——这正是他在政治衰败里提到过的制度惰性，明明知道有毛病就是不想调整，最后变成了更大的社会裂隙最终让整个国家分崩离析。

仅仅是为了政治作秀吗？福山挖掘了其后更深刻的心理动机。简单来说，就是承认的平等性和优越性。前者很好理解，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究极理想。而后者更好理解，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存在高人一等。换言之，欧洲国家对东欧中东移民的某些态度，并不是觉得对方的文化传统有什么渡渡鸟属性，更多的是用他们来证明自己对于多元文化的尊重跟爱护，大体上跟我们走在路上看到流浪的毛孩子嘟着嘴嘀咕一句卡哇伊大差不差。吃多了这种恶心巴拉的嗟来之食，孩子们不翻脸那还真是奇了怪了不是吗？

同样的，美国在推动多元文化的时候，那些因为缺乏政治戏剧化而放弃蓝领工人的左翼，也是因为自己掌握了主流舆论的话语权，所以用道德伦理伪装了自己的居高临下，以为少数派和弱势群体提供了发声的平台而沾沾自喜。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另一个段落出现在福山名为大断裂的那本书里，他提到某些民权运动者只在乎自己在社会活动中累积的政治资本，而对自己假装代言的弱势群体到底过的怎么样，并不关心。换言之，曾经西方人嘲笑前苏联“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我们工资”的桥段，成为了现在民主国家“他们假装看到了我们，我们假装被看到”的新段子。

有的救吗？福山给出的建议有点模棱两可。

首先他举了欧盟的例子，大意是说，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共同体标签，有助于淡化民族性宗教性和个体差异性带来的割裂感。很可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被拉拔起来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盟已经被证明在国家民族的面前不堪一击，否则威尔逊总统也未见得会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什么民族自决的主张——要知道，通过把原住民“清理干净”成为新大陆主人的美利坚，是顶顶没有资格标榜自己尊重民族差异化的。随着东欧、中东以及非洲移民的涌入，造成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彼此不满，尤其是那些并没有背负历史包袱的国家，显然觉得自己被所谓的人道主义和队友黑历史连累的，这种态势下导致的民粹主义抬头，又合理且又好理解。

那么加强新移民的融入性呢？福山长叹一口气，现在的世界，是被政治正确绑架的世界。这意味着你不能提出跟大部分人相左的意见，你不能站在被群喷的立场为“人民公敌”辩解，你甚至不能说出不合时宜或许仅仅是不够严密的话，后果不仅仅是网曝，还会被杀掉——或许那个公开出柜的荷兰政客皮姆·富图恩，他主张叫停穆斯林移民，因为穆斯林对同性恋不宽容，然后他就被杀掉了。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少数派意见高于多数派生存保障的时代了。然而实际上，应该是占据权益高地的精英派，利用少数派限制多数派的时代，所谓的赢家通吃，就是最好的例证。

于是他又兜兜转转回到了和保罗·科利尔相似的莫比乌斯环上来——资本主义的未来，依赖自律和道德品质优秀的中产阶级，而优秀的中产阶级则来源于健康的资本主义社会，健康的资本主义社会则依赖优秀的中产阶级……但是，暨无产阶级渐渐不见而导致马列主义式微之后，在零和游戏、赢者通吃、马太效应一系列组合拳下，中产阶级也快没力气了，福山给出的数据是，从1970年后，西方民主国家的中产，收入就没有实质性增长了，而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界过于庞大的问题，在之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失控。

所以，在几本书里变着法儿夸中国国家强大效率优越老百姓听话的福山，其悲观主义并不是因为全世界大分裂，而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用以强调合法性的优越渐渐消失的关系吗？不知道哦，我胡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