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的社会基础
流氓集团
史上夺帝位者不外两种人，一是杨坚、李渊等豪族。二是刘邦、朱重八等流氓。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豪族所凭者土地。但是四民之中，农民最苦。豪族则乘农民的穷苦，兼并土地。豪族多出身于官僚，依政治上的权力，以武断于乡曲。
春秋时代已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以作乱……杀子驷（当国）、子国（司马）、子耳（司空），劫郑伯以如北宫”之事。降至秦代，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汉兴，循而未改，西汉初虽徙郡国豪杰以实园陵，然而强宗大族的势力并不少衰。到东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国时代，北方则“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南方豪族亦“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此种兼并经南北朝而至隋唐，虽然北朝及隋唐均施行公田之制，然田之分配并不平均，而豪族且有封固山泽之事。
这种豪族不必自己耕耘，可将土地借给佃农，按时收租，遨游都市，上结官府，下交游士。一旦天下有变，他们常筑坞以自卫。而有野心者则可率其部曲，做争夺帝位的豪举。
流氓呢？流氓无公权，经济上只有破坏作用，无建设作用。
流氓不曾劳动，也不想劳动，社会并不依靠他们而存在，他们却要依靠社会讨生活。他们完全是一种过剩人口，纵令他们全部灭亡，也不妨害社会的存在，反而他们的灭亡却可使社会的秩序因之安定。他们的地位既然如斯，何以他们竟有势力？
主要是中国农业甚见幼稚。小地耕种令技术不易改良。其结果，农民没有储蓄，再生产只能在同一规模上不断反复。然地力有限，收获递减，生产力如斯低落，而又加之以水旱之灾、赋税之重，百姓遂“弃田流徙为闲民”。闲民增加，贫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贫穷的普遍化暗示社会将乱。
王莽时“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众虽数万，不敢略有城邑，转掠求食，自阕而已”。晋惠帝时“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终而引起流民作乱之事。隋炀帝时，“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唐僖宗时，“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至宋，税重役繁，百姓多弃田不耕，“民罕上著”。而花石纲又复扰民，“方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起为乱，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
因贫穷而乱的，多由流氓发动。他们没有“身家性命”，而生活又不安定，生的快乐既未尝过，死的苦痛也不恐怖。他们最肯冒险，由九死一生之中，突然地置身于云霄之上。他们个人虽然没有势力，而成群结队之后，就可以横行江湖。绅士怕他们捣乱，农民怕他们鱼肉，他们在社会上，乃是化外之民，隐然成为一个势力。
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的黄巾，晋代的许多流寇，隋的窦建德、刘黑闼，唐的王仙芝、黄巢，宋的方腊、宋江，元的刘福通、徐寿辉，明的李自成、张献忠，都使肉食者疲于奔命，朝祚因之断绝，甚者且把整个国家送给异族。
梁山泊所代表的是什么？不消说，它的构成分子，以流氓为主。
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是晁盖等七人，晁盖虽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的富户，但他不喜欢结交文人，“专爱结识天下好汉”（《水浒传》第十三回），其下有吴用为不第秀才，公孙胜为云游道人，刘唐漂泊江湖，没有一定职业，三阮打鱼为生，并做私商勾当，白胜则为闲汉。梁山泊的好汉大率出身于流氓，没有正当的职业，或在山林“剪径”，或在湖里“揩油”，我们虽佩服他们的义气，而对于他们“逼上梁山”的环境，也该予以相当的同情，但不宜因佩服与同情，而讳言他们的出身。
经济生活
“有福同享，有苦同受”，是他们的口号，“大秤分鱼肉，小秤分珠宝”，是他们的生活。由这口号与生活观之，可知梁山泊集团只是帮会，而非政党。帮会依义气而结合，政党依主义而团结。在帮会，既已加入，就不许中途脱离；中途脱离，视为不义之事。
帮会的组织以下层为基础。多无产业，经济方面，常接近于康缪。不过他们的康缪不是生产上的康缪，而是消费上的康缪。然而他们不是生产者，他们的货财从什么地方得到呢？
这乃是用“血”来略掠别人的生活品，以供主人之用。但是他们的生活既然不依靠他们自己的生产，所以“仗义疏财”及“劫富济贫”遂成为他们的最高道德。即通过劫掠富人的货财，把各种消费品另行分配。
这种“劫富济贫”的观念，不但流氓视为最高道德，就是普通人也视为合于天理。然而这种消费品又不是个人所能消费得完，所以把它分散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古人以仗义疏财为最高道德，用此以结交朋友，用此以增加权力，其原因实在于此。
伦理观念
绅士土豪的道德是“忠”“孝”二字。
流氓呢？流氓生在穷人家里，未尝受过祖宗的余荫，对于家庭，没有爱情。反之，他们讨柴、捞鱼、卖油条的时候，为了预防野兽及歹人来袭，则常结伴同行。这个时候，朋友是他们寂寞的安慰者，又是他们生命的扶助者。到了他们长大，流浪江湖，朋友的重要更见增加。他们看重朋友，以义气为最高道德，实是环境使然。朋友愈多，则他们的义气范围愈广。
流氓阶级的道德是“义”字，而发扬光大之后，则成为“仁”。
梁山泊是流氓所组织的团体，所以他们重义而不重孝。孝子王进不上梁山，而最初出现于《水浒传》的好汉便是气死母亲的史进（《水浒传》第一回）。宋江虽有孝义黑三郎的绰号（《水浒传》第十七回），但若研究其生平行为，尚不能称为养志。其他的人更谈不到什么“孝”字。李逵虽然动于孝思，回家取娘，然而半路就送给老虎充饥（《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这个事情可谓世上最悲惨的事，然而李逵回山，诉说杀虎一事，宋江竟然大笑，众好汉也没有安慰的话（《水浒传》第四十三回）。假使李逵所取的非其母，而是其友，则难保梁山泊诸好汉不责李逵谋事不慎。重友而不重亲，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乃是因为他们的伦理观念与绅士的伦理观念不同。
然而他们却极重视义气。鲁智深在菜园舞起铁禅杖，因为林冲一声喝彩，即认为知己（《水浒传》第六回）。后来，林冲受了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鲁智深便一路跟去，暗中保护，走到野猪林之时，董超、薛霸将林冲缚在树上，举起水火棍，望林冲脑袋劈了下去，而树后忽然飞来了铁禅杖，救林冲于将死，鲁智深又直送林冲到沧州（《水浒传》第八回）。这种义气还可以说是林冲是他的知己。“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只唯下层阶级方能做得出来。杨雄吃酒半醉，途中为张保等抢去财物，石秀挑着一担柴来，路见不平，便放下了担，一拳一个，都打得东倒西歪，杨雄方才脱身，而与石秀结拜为兄弟（《水浒传》第四十三回）。此种路见不平，奋不顾身，恐非士大夫能够做到。他如武松为施恩而打蒋门神，施恩亦三人死囚牢去看武松，这都是出于“义”字。吾人以“义”为下层阶级的伦理观念，并不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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