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法国为何六周即战败

转载自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张明扬

原贴链接：hhttps://mp.weixin.qq.com/s/28NQLM40C5HRwqHuc3xBoQ（发于2022.3.28总第1037期《中国新闻周刊》）

1940年5月15日清晨，丘吉尔被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电话叫醒。雷诺语气凝重地用英文说：“我们战败了。”震惊且没睡醒的丘吉尔还没来得及回应，雷诺又重复了一遍：“我们输了，我们输了这场战斗。”丘吉尔说了一大通鼓励雷诺的话，但雷诺仿佛什么都没听见，又重复了一次“我们战败了”。

这个电话可能是“二战”法国沦陷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雷诺打电话时，德国进攻法国才过了5天（5月10日），丘吉尔当时可能觉得雷诺夸大其辞了，伟大的法兰西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战败呢？这可是一个在“一战”的血与火中支撑了四年之久的坚韧民族啊。

但丘吉尔很快就知道，雷诺并没有夸张。1940年6月22日，法国在贡比涅森林向德国签署了投降协议，这场战争一共只打了短短六周。

70年来，法国的闪电战败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争议话题。英国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在《法兰西的陷落》一书中直面了诸多争议，尤其是以相对更站在法国的角度回顾了战争，为当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洗刷了一些“沉冤”。

对于法国战败的成因，最“权威”的说法是“绥靖论”：“二战”前，英法因为害怕世界大战，没有及时在希特勒羽翼未丰时阻止他的野心，坐视纳粹一路坐大扩张，最终酿成大祸。最近，绥靖这个词在“俄乌战争”中被反复提及，连带着“二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也被再次拉出来“批判”。

绥靖及其恶果是一个历史事实，本无翻盘空间，但《法兰西的陷落》一书却本着“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分析了法国绥靖主义的成因。

朱利安·杰克逊在本书中很少用“绥靖”这个词语，而是用“和平主义”这个中性概念作为替代。作者认为，法国在一战期间损失过于惨重，“很少有（法国）人没有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阴影之下的”，“130万法国人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还有100多万幸存者成为残疾人。有60多万寡妇和75万孤儿”。

并且，与英国和德国不同的是，“一战”主要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法国东北部很多城市战后已成断壁残垣，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就是“那些地方通常没有什么比地面高出几英尺的东西”。

因此，朱利安·杰克逊认为，“从战争中摆脱出来的法国成为一个深刻的和平主义社会，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在这个时代当然可以站在道德高地指责法国在“二战”前的迟疑与懦弱，但刚刚经历过一次血腥战争的法国人难道没有权利厌恶战争么？甚至可以这么说，法兰西全民族“一战”后都陷入了某种战争创伤后遗症当中。

《慕尼黑协定》签订时，法国各大和平主义派别欢欣鼓舞。从慕尼黑回国的法国总理达拉第，一下飞机就受到了一大群人欢呼；一家法国报社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为英国首相张伯伦筹款买一栋法国的乡间别墅。1939年10月，在法国有史以来首次举行的民意调查中，57％的法国人支持《慕尼黑协定》。

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法国在战前的绥靖自然是错误的。但是，我很赞同朱利安·杰克逊冷静分析法国绥靖主义成因的态度，可以批评反思但不要道德批判，更不必将促使“二战”爆发的帽子都扣在“反战”的法国人身上。毕竟，法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且是“一战”和“二战”的双重受害者。

说白了，法国人在“二战”前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而不是一个道德错误。

针对法国的战败，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这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更是一场政治溃败和社会溃败。

1940年7月，法国投降次月，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开始写作《奇怪的战败》一书。作为法军惨败的亲身经历者，马克·布洛赫字里行间充满愤怒，他在第三章“一个法国人的自省”中，将政治家、军方领袖、下层军官、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记者、教师和知识分子批评了个遍，得出的战败结论是：法国社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思想僵化而又顽固的社会。

作为法军一员，马克·布洛赫对法国战败的剖析自然不是纸上谈兵，是极有见地的，但1945年死于德军枪下的他很可能没想到，他的这套年鉴学派式的分析方法日后成为了欧美历史学界解读法国战败的主流模式：淡化单一战争的偶然性，转而追求长时段深层次的结构原因。

威廉·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就是如此。他笔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法国的溃败是全方位的，是“军队、政府以及人民士气的崩溃”。

在21世纪初的法国历史教科书中，法国历史学家塞尔日·贝尔斯坦也写道：“回想起来，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似乎必然导致这个国家1940年的悲剧。”

这种在法国社会寻找战败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方法自然有其道理，可正如朱利安·杰克逊所说：“这场战争的指挥方式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如果不回顾一下就说共和国在1939年‘走向没落’，这真的准确么？”

回到战前的历史现场，法国的境况的确并非那么糟糕。“1938年，达拉第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总理之一；到战争爆发时，他的政府已经是第三共和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府之一，经济迅速复苏，就连保罗·雷诺都无可非议地称之为‘经济奇迹’，重整军备的努力也终于初见成效。”

《法兰西的陷落》一书并没有对法国战败提出一个整体的新分析框架，但坚称“法国战败首先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即使是那些认为法国在1940年已经从根本上出现问题的人，也很难证明这些问题和短短6周的战斗有什么联系”。

截至目前，朱利安·杰克逊的论述都令人信服，反倒是当他谈到“军事上的失败”时，多少有些逻辑不清。比如，他不承认德军成功的原因是“闪电战”，认为“闪电战是从法国战役的经验中以相当偶然的方式出现的，它的成功让德军和法军一样感到意外”；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1940年的真正教训是，法国统帅部上上下下都被这种新型战争搞得措手不及……他们在智力和心理上全都彻底崩溃了”。可究竟什么是新型战争，其和闪电战有何区别？朱利安·杰克逊就有些语焉不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