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转的跑步机，悬浮的价值
注：本文是大二的课程报告，现在想起来，既不可能发表也没必要发表，原样搬运，以待来者。全文的内容浓缩一下无非是：普殊同在价值计算上的讨论，忽视了价值计算本身的物质社会根基，从而走向了某种表象文化的抗争（废除价值计算系统）。但是据（齐泽克）说Moishe Postone乃是（和他同时代的）少有的本格的政治经济学俊杰......
【摘要】在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的《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中，跑步机效应（treadmill effect）是其论述的枢纽。基于抽象劳动和抽象时间的分析，普殊同在第八章《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中，根据社会劳动小时（the social labor hour）基准水平的重构，提出跑步机效应，并且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式的‘价值规律’的话，那这一跑步机式动力正是其首要规定”[1]。由此，本文从价值问题重审普殊同提出的跑步机效应，并且尝试给出批判。
[1]莫伊舍·普殊同著，康凌译：《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37页。下文引用从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批判理论 莫伊舍·普殊同 跑步机效应 价值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一书构成了完整的论述体系，从表面上看，似乎其重点在对抽象劳动和抽象时间的分析；但是究其根本，就能发现，普殊同的问题意识在于克服所谓的“悲观论转向”（资本主义是不可摧毁的总体，解放是不可能的），从而尝试“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为基础，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1]。换言之，普殊同思想的核心，在于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而这个矛盾是位于生产领域自身的（“资本主义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抽象时间的思考是为这个矛盾的构造服务的。
资本主义的矛盾，既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彻底改变的契机。普殊同将之形容为“辩证动力”[2]、“劳动与时间的辩证法”[3]、“明显的悖论”[4]等等。具体而言，这些“动力”、“辩证法”、“悖论”所形容的，都是普殊同所言的“跑步机效应”（treadmill effect）。跑步机效应，简而言之，就是价值层次（包括抽象劳动、抽象时间、价值）的常数性质和使用价值层次（包括具体时间、具体劳动、技术、机器、物质财富等等）的增长趋势的矛盾[5]，使用价值层次的改变，无法使得价值层次的形式发生改变，而只能使得价值层次的内容发生改变。这一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在下文中会详细分析。这里值得注意的，乃是普殊同在第四章（抽象劳动）和第五章（抽象时间）的讨论，实质上都是在阐明跑步机效应的价值层次。而第九章（生产的轨迹）和结论中，普殊同给出的解放之前景，也是沿着跑步机效应所勾勒的矛盾，试图取消价值，呼吁使用价值（“财富”）的独立。由此观之，跑步机效应实乃普殊同全书论述的枢纽。理解和重构跑步机效应，实质上是理解普殊同思想的关键。
[1]《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139页。
[2]《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6页。
[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2页。
[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9页。
[5]《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3页。
一、理解与重构跑步机效应
普殊同提出的跑步机效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个方面：使用价值层面和价值层面的分离现象：
尽管生产力的增长（马克思视之为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的属性）确实带来了产品数量的增长，并因此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它并未改变一定时间单位中产生的价值总量。由此，价值量似乎仅仅来自于抽象劳动时间的耗费，而完全独立于劳动的使用价值维度。[1]
要言之，使用价值层次的要素（具体劳动、具体时间和物质财富）根据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而价值层次的量在单位小时中保持不变。这里的对立就是运动和静止的对立（跑步机的隐喻：使用者运动但是跑步机本身不运动）。更通俗的说，可以参照徐禾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的提法：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只是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发生变化，而不是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发生变化。这应该是不说自明：在8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不管生产出多少产品，这些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永远是8小时，因而永远只具有相当于8小时劳动的价值。”[2]
问题在于，在徐禾这里“不说自明”的东西（“劳动永远是8小时”），在普殊同看来却成为了极大的悖论[3]。在普殊同这里，一般被忽略的前提问题被重新纳入了考量：为什么使用价值层面增长，价值却不增长？
实质上，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虚假的。普殊同马上指出，并不是价值不增长，而是价值看起来没有增长罢了。或者说，价值的增长，和使用价值的增长，并不依循同一种逻辑。因此，如果我们将判断使用价值的方法，简单的类推到价值上的话，就会误以为价值并没有增长。这里就是跑步机效应的第二个方面：使用价值层面和价值层面看似是分离的，但是实质上仍然是关联的，价值仍然在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并不反映在价值的框架本身之上，而只能不断地填充这一框架。价值别样的增长方式，具体体现在普殊同所举的一个简单例子之上：
如果我们假设，在蒸汽织布机使用之前，手工织布工人平均每小时可以产出20码布，带来x的价值。当蒸汽织布机使用之后，生产力翻番，大多数的织布工作仍旧以手工完成。那么，价值的标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依旧由手工织布规定，维持在20码布每小时。因此，蒸汽织布机每小时所生产的40码布就有了2x的价值。但是，一旦这一新的织布方式普及开来，它就会带来一个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生产40码布的标准劳动时间缩减为一小时。由于价值量的产出来自于（社会平均）时间的耗费，而非货物产出的数量，因此，蒸汽织布机每小时所产出的40码布的价值便从2x降回了x。那些依旧使用旧有方式的落伍的织布工人每小时依旧产出20码布，但他们每小时的劳动只得到l/2x的价值——社会标准劳动小时的价值的一半。[4]
我们看到，每小时劳动对应的价值是恒定的x。当然，文段中也出现了2x和1/2x，但是前者对应于超额利润生产，后者对应于“旧有方式”的生产，严格而言都不对应其生产语境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关键在于，同样的数学形式x所指涉的，是不是同样的内容呢？普殊同指出：
被改变的并非x的价值中所含的时间量，而是确立这一时间量的标准。[5]
x的形式之下，实质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改变。换言之，同样的x，在织布机运用前后的内容是不同的。在织布机运用之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是手工的生产方法；在织布机运用之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是机器的生产方法。这其实是比较直观、朴素的判断。
完整的跑步机效应，应该结合上文谈到的两个方面，这种结合带来了所谓的辩证动力（dialectical dynamic）[6]。简言之，为追逐超额利润，生产者谋求提高生产力，在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内生产；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使用价值层次各项指标的提高，但是不能直接提高价值，而仅仅是重新定义单位小时价值x的内容，这导致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生，接着重复一开始的过程，构成循环。这其实也是经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普殊同的焦点在于，如何在使用价值-价值的矛盾之中解释“生产力水平的无限增长的驱力（drive）”[7]。按照跑步机效应的解释，这种增长的驱力基于一种内在的“价值倒退”现象：无论生产力怎么进步，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和反复重构，单位时间生产的价值实质上只能是在短时间内增长，但是每次稳定下来的时候，又不得不落回原来的x的数值之上。
[1]《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3页。
[2]徐禾著：《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8页。笔者加粗。
[3] 此处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和普殊同在问题式上的区别。
[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4页。
[5]《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5页。
[6]Postone, Moish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89.
[7]《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6页。参见Postone, Moish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290.
二、突破X的神秘性
但是问题远远没有结束。在普殊同的论述中，最突出的要素，就是价值=x这一概念。x究竟是什么？x真的如普殊同所言，是“价值的抽象时间的常量”[1]吗？
我们首先要思考，普殊同是否真的把价值=x视为一个常量。表面上看来，根据普殊同对抽象劳动和抽象时间的分析（第四章和第五章），价值本身根本不是一种孤立的“实体”，而是基于劳动的抽象化、时间的抽象化而导出的“结构之效果”。在这两章中的普殊同，无疑是在把价值还原到“劳动的可交换性”上了（劳动的抽象=破碎化，因而变得可交换）。价值不具有实体。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普殊同的两个论点，就能发现他并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价值的非实体的地位。普殊同的第一个论点是，区分价值的数学内容与数学形式：“常量的时间单位本身却显然是一个应变量，它随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重新确立”[2]——时间单位的内容不断被更新，但是形式仍然保持为“常量”；第二个论点是，认为价值逐渐不能反映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价值是个“常量”，便“变得不合时宜”[3]。由此，革命的目的就变成了废除价值。我们在这里，需要重点审视的乃是第一个论点，也就是价值的数学内容变化，但是数学形式不变化，因此价值之数学形式（单位时间的价值）成为了常量=x。用普殊同自己的话总结，就是“抽象时间框架却始终是个常数”[4]。这两个论点都反映了，普殊同实质上倾向于把价值视为字面意义的常量，抑或实体化的固定量。
问题由此转换为：价值的数学形式（抽象时间框架）究竟是不是常量？这里，我们应该返回马克思自身的原文本去思考：
（1）. 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5]
（2）. 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6]
这两段引文，看似都支持普殊同的常量论。尤其是[5]，普殊同在书中的第334页也进行了引用。但是，倘若仔细审视[5]和[6]，就能发现，马克思强调的乃是单个商品的价值量和生产效率的函数关系。马克思行文中的“一半”、“正比”、“反比”，都鲜明的凸显了一种关系而非实体的思维。把单个商品的价值量记为a，把生产效率记为b，那么普殊同所“发现”的，不过是a=x/b这一关系罢了。在这一函数关系中，x确实是某个“常量”。问题在于，脱离这一函数关系，x仍然能够像普殊同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恒定的不变量吗？
实质上，普殊同也意识到，x是否是一个常量，这只有在单个商品的价值量和生产效率的函数关系之中才能被把握。他已经认识到，x作为“抽象时间框架却始终是个常数”[7]的含义，无非是“生产力水平都被‘重新’规定为基准水平”[8]的一种描述罢了。但是，他却略显偏执地坚持，价值的数学形式（“抽象时间框架”）本身具有某种自律性、独立性，以至于做出以下的判断：“价值依旧是资本主义中财富和社会关系的规定形式”[9]、“价值变得不合时宜”[10]……
为了彻底破除价值的形式＝“常数”，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矛盾可以被理解为价值与物质财富间日益增长的矛盾”[11]这样的神秘主义的“矛盾论”，我们必须追问：究竟什么是价值的数学形式？
首先，我们不妨做一个必要的迂回——考察价值的内容。稍微加以思考就能发现，在普殊同的论述体系中，价值的内容完全是空虚的。价值量=x究竟具体是多少呢？普殊同完全无意于探究这一点[12]。这反过来暗示着，价值的具体内容对于普殊同的论证而言，根本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应该敢于指出，在普殊同的论证过程中，价值内容其实已经被划除了。价值之数学形式的恒定，一言以蔽之，乃是x/x=1这样的自身相除永远为1的运算罢了。具体而言，假定t1时刻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条件为A，每小时生产的价值量为x1；假定经过生产力的提高，t2时刻规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条件为B，每小时生产的价值量为x2，那么普殊同所言的“生产力水平都被‘重新’规定为基准水平”[13]，无非是x1/x1=x2/x2=1这一数学运算的事实罢了。生产力基准水平的重新规定，无非是把新的x2视为“单位1”。
因此，普殊同关于“抽象时间框架却始终是个常数”[14]的“哲学”思考，最后的结果只不过阐释了一个关于计算、计数的道理（当然这种计算、计数本身有其物质性的历史背景）。普殊同犯的错误，乃是把规则的不变性误认为“常数”的不变性，而没有意识到这个常数归根到底就是某种单位1，就是根据x/x=1这样的演算规则得来的结果。因此，普殊同草率地认为，只要“废除价值”，就能获得解放，却没有意识到价值之数学形式的恒定性，本质上是一种（有物质社会根基的）规则，而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废除的实体。这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要继续追问的，乃是这一计数规则的源头；只有发现了这一源头，继而切断这一源头，才能回来思考“如何废除价值”。
[1]《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36页。
[2] 同上。
[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230页。
[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59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6] 同上，第53-54页。
[7]《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59页。
[8]《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40页。
[9]《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230页。
[10] 同上。
[11] 同上。
[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著名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研究者森岛通夫（もりしま みちお）曾发展过一套计算（估算）价值量的方法（通过非负矩阵理论），试图探究价值量的内容加总问题等等。参见森岛通夫著，张衔译：《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1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40页。
[1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359页。
三、余论：对普殊同论证的反思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普殊同所犯的错误，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在《存在与事件》（L'être et l'évènement）中，就针对普殊同这类错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巴迪欧指出：
一——它不存在——只能是一种运算（opération）。换句话说：没有一，只有计数为一。一，作为一种运算，从来就不是呈现……一是一种运算，这让我们可以说，运算的范围（domain）不是一【因为一不存在】，因此，这个范围就是多……说一不存在和说一是多的规则（loi）是一样的”[1]。
简言之，就是“一”不能视为实体性的存在者，否则就会犯神学-形而上学的错误（存在一个彼岸，存在脱离于“多”的太一），而应该把“一”视为一种运算过程（“计数为一”），一种针对“多”的规则。巴迪欧用富有双关色彩的语言总结道：“一不存在”。这就是说，“一”不可能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构想的是一种实体，而只可能是一种规则。具体而言，当我们指出，存在“一个苹果”、“一只鸟”、“一本书”的时候，“一”本身并不具有实体，而只是一种计数过程罢了。这个立场，实质上是一切可能本体论的“首要条件”。而相反的立场，也就是神学-形而上学的立场，错误在于混淆了计数规则（一）和计数对象（多），认为“一”以“多”的形式存在，从而设置了超越性的，恒久的“太一”。
回到普殊同的“常量”上，巧合的是，普殊同的错误，正是巴迪欧所批判的神学-形而上学立场。普殊同论证的价值的数学形式=x的不变性，被我们还原到x/x=1的算术过程之中；而这个作为商的1，恰恰正是“计数为1”的过程（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进行调整，锚定新的“单位1”）。这个“单位1”，实质上作为规则，规定了各种其他的偶然的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小时，比如“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2]。根本的不变性并不在于作为实体的价值，而在于计数为1的规则，这是在普殊同的论证内部进行批判的最终结论。
但是，这个哲学领域的“计数为1”，如何落实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实际上，这关系到普殊同给出的解放方案。普殊同认为，直接劳动仍然有某种特别的地位：
直接劳动时间的消耗……就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而言，这一基础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和狭隘，但它却依旧是价值的必然源泉……[3]
换言之，普殊同把直接劳动和价值挂钩，而和使用价值脱钩。在此基础上，他认为，直接劳动+价值和其他生产要素（普殊同所谓的生产力，而这一生产力逐渐剥离了直接劳动）+使用价值（物质财富）构成资本主义越来越割裂的对立，倘若废除价值，就能获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4]，并且物质财富也能挣脱跑步机效应的强迫，不再需要“为了生产而生产”。换言之，我们划除了价值，最后只剩下直接劳动、其他生产要素和使用价值三个项。
问题恰恰在于，直接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直接劳动恰恰要经过“计数为1”的抽象化操作，才能形成价值。并且，正如普殊同自己分析的那样，不断锚定新的标准小时的力量不是直接劳动，而是（他所谓的）生产力。因此，实际上四个项的关系为：
实际上，这正是普殊同所描述的跑步机效应。需要废除的，不是价值实体，而是生产力锚定的标准小时。普殊同给出的解放前景，因为忽视了直接劳动和价值之间的中介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是他自己在前文强调的），从而错失了这一关键。这无疑给我们最后的启示：需要接着进一步思考的，是普殊同语境下的生产力，也就是技术、机器等等具有物质性的要素。但是这并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了。
[1]阿兰·巴迪欧著，蓝江译：《存在与事件》，<第一沉思· 一与多：所有可能的本体论的首要条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3]《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443页。
[4]《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4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