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评《法兰西的陷落》｜巨厦倾颓：二战法国的战败叙事
今日的二战历史圈、军迷圈在为完成“每日乳法”而津津乐道之时，往往选择性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在一战后拥有着欧洲最庞大陆军，占据欧洲大陆地缘政治要害位置，掌控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与英国携手通过国联操纵世界的大国，为何会在短短六个星期的战争里屈膝投降，甚至因此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的历史走向？英国科学院和皇家历史学会院士，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通过书桌与课堂上多年的潜心研究与思维碰撞，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了基于战败方视角的全新解读。克劳塞维茨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2001年写就，并于今年译成出版的这部《法兰西的陷落》则告诉我们：混沌而复杂的战争是如何砸碎一切顺理成章的战略筹谋与自以为是的政治美梦，将世界拖入万劫不复的未知命运之中。2004年历史学殿堂级奖项——沃尔夫森奖的荣光背后，这部著作是浸润了鲜血、泪水与不甘的纪念碑，昭示着一个国度在惨痛失败命运中的猝然转向。
歧路同盟，英法离心
今人论及二战的胜利，1942年1月1日二十六个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不可回避。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其人力、资源、军备等力量远远超越轴心国阵营，同盟国在欧洲、亚洲、北非和太平洋战场的最终胜利由此定局。然而细作思忖，作为巴黎和会东道主，协约国战后仅存的两大欧洲强权之一，国际联盟六大常任理事国的法国，在间战期国际舞台上理应呼风唤雨，却为何在纳粹德国进攻下独木难支，陷入孤立无援的死局？朱利安·杰克逊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个被认为足以震撼欧洲，左右世界的大国，在1939年参战时仅有英国一个盟友——这意味着法国在整个间战期中所做的建立有效同盟体系的外交努力统统付诸流水。如贝当所言：法国之所以战败，在于“孩子太少、武器太少、盟友太少”（70页）。而最后一点直接决定了法国在波谲云诡尔虞我诈的战前时刻落于下风。
作为凡尔赛体系下的欧陆中心强权，法国并未作为和平的捍卫者出现，而始终致力于成为欧陆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驱使他国为维持体系而牺牲，甚至不惜为此对新兴强国绥靖退让。用历史学家罗伯特·杨（Robert Young）的话来说，法国想要“愿意为法国而战的盟友，而不是让法国为他们而战”（72页）。空享霸权又不愿做“欧洲警察”的法国，坐视德军入侵莱茵兰、合并奥地利、吞下苏台德，并进一步染指捷克全境；而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有样学样，在大国眼睁眼闭之下“大鱼吃小鱼”：1938年10月，波兰利用德国吞并捷克占据切欣地区；1939年，苏联与德国齐头并进攻入波兰，以占领的土地建立“东方战线”。而法国领导层窃喜于绥靖政策下“欧洲秩序”的“稳定”，在对德宣战后继续在西线大打“静坐战”“假战争”。第三共和国看似未在盟国身上“分兵”而集中了实力，实则失去了欧陆一切可能的助力，注定了在1940年失道寡助的局面。
而在英国方面，自1919年克列孟梭为向英国示好而放弃要求法国对莱茵兰的主权以来，法国便一直将拉拢英国作为重中之重。毕竟昔日法俄同盟已随十月革命而不复存在，既然强硬如“老虎总理”都不得不对英国曲意逢迎，后来的政府也自然随之效仿。但在英国维持欧陆均势的“大陆政策”传统下，法国的特意示好恰恰引起警惕。一战后与克列孟梭携手巴黎和会的劳合·乔治便认为法国是“一个可怜的赢家”。外交家贝尔福更是宣称：“法国人愚蠢得让人无法忍受……他们非常害怕被老虎吃掉，却还不停去戳它。”（75页）战争前夕的三十年代，英国因法国、比利时出兵鲁尔，把法国视为霸凌德国的“恶棍”，甚至在1935年6月18日——法国滑铁卢战败的纪念日——与德国单独签署海军协定，刺激法国的神经。1939年底1940年初，英国远征军抵达法国，西欧大战在即。但即便如此紧张局面下，英法双方仍在猜疑对方的诚意——1940年5月4日，达拉第还在内阁会上宣称：“我们应该问问英国人到底想干什么：他们一再推动这场战争，可一到要采取可能会对他们有直接影响的措施时，他们就溜之大吉了。”这一说法似乎一语成谶——5月16日，丘吉尔从巴黎回国后迅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法国战败对英国的影响；5月24日，希特勒下令前锋停止进攻，英法联军获得喘息之机；5月25日，当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法军欲尝试执行“魏刚计划”建立防线阻击英军时，英国远征军取消联合行动停止进攻退回敦刻尔克；次日六时四十五分，从敦刻尔克大规模撤退的“发电机计划”启动，三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六名盟军士兵被撤离，其中法军十万余人，另有三至四万法军被俘。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盟军有生力量得以保留。但潜台词之下，整个法国乃至欧洲大陆，以及数十万仍在抵抗的法军就此陷入尽墨之命运。而在6月11日英法两国最高战争委员会的倒数第二次会议上，当魏刚元帅要求英国在“这关键的一点……现在是关键的时刻”给予空中支援时，丘吉尔的回答是“这不是关键的一点，这也不是关键时刻”。而失去英国援助后的法国也找到了“解脱”，“不再为背信弃义的同盟履行继续战斗的义务”成了贝当为首的军方停战投降的借口。1940年的一场军事失败终结了巴黎和会以来的英法合作“蜜月期”，两国关系就此降至冰点，互不信任的坚冰即便到今天也未曾完全化解。
政权更迭，军政阋墙
1917年，法军在凡尔登、索姆河前线伤亡很重，士气低落，欧陆盟友俄国爆发革命退出战争。法国政府内部以前总理卡约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立即议和，实现“没有胜利者的和平”。在这紧急情况下，主战的雷蒙·普恩加莱总统（Raymond Poincaré）决定请克列孟梭组阁。七十六岁高龄的克列孟梭身兼总理与陆军部长重任，于1918年3月8日在众议院演说：“我的对内政策是：我要作战。我的对外政策是：我要作战。……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要作战……而且我将不断作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法国人忆及共和国这一幕军政合作的光荣过往之时，往往会选择性忘却克列孟梭之后就新总统选举提出的另一句惊人话语：“让我们把票投给最愚蠢的人。”（126页）法国的共和制度注定政府对拿破仑式的强权人物充满警惕，也就使得二战前夕的法国历届政府陷入了外忧内患的死循环：战争越迫在眉睫，人们对于整军备战的政权愈加警惕，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便越发寻求让步缓和，法西斯则愈加得寸进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三共和国每届政府平均寿命仅九个月左右；在1932年6月到1934年2月这段时间里，法国就换了六届政府。真正实权掌握在了相对稳定的议会手中。换而言之，议员们紧密团结的政治精英集团操纵了共和国政治，由政客在轮替中应对国家要务，每一次政府更迭便是又一个巨大问题的不了了之。民众对这种政治游戏的厌倦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浪潮下被极端放大，左右翼之间的斗争空前激烈。1936年5月，左翼联合人民阵线赢得历史性胜利，但右翼保守派随即掀起反政府浪潮：在1936年的西班牙，正是同样的局面迎来了一场波及世界的内战，引来了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干涉。动荡的法国社会危机四伏，甚至连得胜的第一任社会党总理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也在竞选活动中遭到暴打住院治疗，“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的右翼发起的政治暴力在共和国甚嚣尘上。
在共产党与右翼中摇摆的社会党为了稳定政权，开始大挥“和平”的“政治正确”大旗：即便对面是纳粹德国，和平主义也是共和国不容妥协的原则！达拉第政府正是在这一氛围下上台的，作为一个依靠人脉与声望执政的政客，他曾在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以授权紧急法令“专制统治”七个月；1939年7月27日更是颁布法令直接让议会休会。他曾经夸口称只要随便进一间咖啡馆，就能让里面的人站起来大喊“来吧，我们拥护你！”如此接近独裁的权势，足以让依靠国会纵火案方才通过《授权法》掌握政权的希特勒汗颜。然而这种左右逢源的能力，却使得达拉第在对德问题上成了跟随民意起伏的“立场真空”：“在对德国最终提议采取的态度上，达拉第依然犹豫不决。星期三他支持和平，星期四他支持战争，星期五他从伦敦回来时，又想停止战争。”动摇的态度使得昔日的政治盟友逐渐变为敌手，而反共居然成了这个出身人民阵线的左翼政府保住位置的最后手段：1939年9月26日，法国共产党被宣布非法，共产党主持的地方议会被暂停，10月三十四名共产党代表被捕。到战争开始前的1940年春，共产党领袖多列士被剥夺国籍，三千四百名积极分子被捕。在纳粹德国挑起大战之时，法国政坛唯一毫不犹豫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抵抗德国的力量——法国共产党反而成了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而与众叛亲离的达拉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开战后一直准备取代他，誓要成为第二个“克列孟梭”的财政部长保罗·雷诺（Paul Reynaud）。这位雄心勃勃的实干派“王太子”试图控制法国战争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若达拉第不肯就范，便让政府陷入经济危机。但在取代随波逐流的达拉第后，人们却发现他的刚愎自用同样极端：“与束手无策的达拉第相比，雷诺每五分钟就能做一个决定”。雷诺与达拉第、甘末林元帅针锋相对的分歧，导致社会党政府在5月9日内阁会议上不得不辞职重组，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在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动进攻时，法国理论上并没有一个合法的政府和总司令。目睹了法国的惨败后，雷诺又推出了贝当为副总理，魏刚为总司令，试图亲手点将，消除甘末林与达拉第的影响。两位元帅的介入，使得文职政府与军队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可观的变化。
1916年，因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反应迟缓，1914年的“马恩河英雄”霞飞元帅被解职，在议员的讥笑声中背上了“迟钝将军”的绰号。他的参谋副官——甘末林目睹了这一切，同政客搞好关系从此成为这位将军人生的重中之重，并使他在1918年后迅速成名，并于1935年取代了保守立场的魏刚，成为了法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升任统帅的甘末林直接把自己的指挥部放在了巴黎城郊的万森城堡（Vincennes）——显然，较之于战火纷飞的前线，他更关注巴黎最新的动向。（37页）作为政府最放心的将军，甘末林本身是法国军队的异类。事实上，自1906年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的叛国罪被共和国平反以来，大量右翼军官始终将此事视为对军队的羞辱，并连带着将共和国政治视作闹剧。甘末林自己就回忆称魏刚在接替他时大呼：“全是勾心斗角，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必须和这些政治家断绝关系。他们就没一个有用的。”6月14日，法国政府从巴黎迁到了波尔多，绝望的雷诺提出仿效荷兰，由总司令宣布战场停火，再由自己领导政府前往国外继续抵抗，作为流亡政府存续第三共和国。但魏刚拒绝服从命令，表示荷兰君主固然可以代表一个国家，但雷诺作为区区一届总理无此资格：“一旦法国的政府首脑下台，他很快就会被取代并被遗忘。”第三共和国在政权更迭的政治游戏中，为追求所谓的“稳定”，维护少数精英的统治，绥靖了野心勃勃的纳粹德国，禁止了坚定抵抗的法国共产党，在争权夺利中引入了本就仇视共和制度的军方势力，成功地在战争中将自己架空。1940年6月，当共和国邀请的贝当和魏刚以牺牲共和国的代价来挽救军队声誉，并以此作为建立维希法国苟延残喘的价码时，雷诺作为堂堂共和国总理竟无法应对，“不但没能成为另一个克列孟梭，同时也错过了成为戴高乐的机会”（170页）。
战败偶然，崩溃必然
朱利安·杰克逊在书中以详实的记录、地图及年表再现了二战德国击败法国的全程。传统的二战军事史叙事着眼于德国的战争史视角，习惯于渲染德军“闪电战”的高歌猛进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一溃千里。但作者的笔触却隐隐展现出这样一个疑问：这场战争，法国是否注定失败？
美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在其《奇怪的胜利》（Strange Victory，2001）一书中指出：根据计算机模拟的量化数据比较结果，1940年的法国在军事上全方位强于纳粹德国，完全有可能在战争中获胜。1934至1938年的第三共和国尽管局势动荡，但毕竟成功平息了法西斯风潮，也开启了军备重整计划：其军费开支占比从1934的五分之一上升到了1938年的三分之一。达拉第政府作为第三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政府之一，其所实现的经济复苏连觊觎其位置的雷诺都承认为“经济奇迹”。
1940年时法国的军备工业生产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德国。从一战视角看，法军一万一千二百门火炮的火力优势远超德军的七千七百一十门，且重炮占比更高。就闪电战所依仗的机械化装备而言，1940年的法军约有两千九百辆坦克，德军即便加上缴获的捷克斯洛伐克坦克也难以与之抗衡。且战争初期，德军坦克大多还是轻型的一号坦克和二号坦克，其中很多在波兰战役中就已损坏，而对面的法军有着当时最好的中型与重型坦克。早在1930年，法军就将七个步兵师摩托化，并于1933年10月开始在骑兵部队中组建装甲师，早于德国两年拥有了世界上第一个常备装甲师。相形之下，1940年的德军在运输上更依靠驮马。德军的一百零三个师中只有十六个师实现了完全机动化；每个步兵师需要四千到六千匹马来将补给从铁路终点运送到部队，第三帝国堪称“神圣骡马帝国”。法国空军建设速度虽远远落后，但二战初期的空中打击仍限于空军和地面部队之间的战术支援配合，大规模的远程战略轰炸战法尚未成型。虽然德军有斯图卡轰炸机来执行战术任务，但事实上当时有能力进行精确俯冲轰炸的仅有德国空军的一个飞行小队而已。更遑论法国拥有德国难以匹敌的强大海军，以及庞大殖民帝国的全球战略支援。宣战前夕的1939年8月23日，法军统帅甘末林便向政府明确表示军队已“做好了开战准备”；1940年5月10日德军入侵开始之际，人们看到的是平日沉默寡言的甘末林“迈着大步，哼着小曲，在要塞的走廊上走来走去”。今天的我们强调纳粹德国的处心积虑，却忽视了第三共和国的战前准备。
相对于德国的冒险，本就占据优势的法国军队只求一个“稳”字：只要尽力避免存在变数的遭遇战，法军就能按照既定的计划与沉稳的指挥一步步迟滞德军的进攻，最终凭借既有的优势将德国碾为齑粉。这种“循序渐进战法”无疑与德国的“闪电战”大相径庭，但又在历史溯源上惺惺相惜：如果说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是将施里芬计划重兵集团逆时针冲击巴黎变为机械化陆军顺时针绕后包围，那甘末林的“循序渐进战法”正是霞飞1914年第十七号计划的升级版。我们今日所诟病的所谓让法军坐困愁城的“马奇诺防线”，实质上是为了让法国解除在边境后顾之忧的“保险”。有了先进稳固的要塞堡垒，法军才能够以强大的机动兵力突入比利时，在德军无法触及法国巴黎及北部核心工业区的情况下，一步步积累资源优势击败敌人。
换而言之，第三共和国准备充分，其没有预料到的，是法西斯对于战争的极度渴求，以及为此甘冒的军事风险。即使曼施坦因自己也承认，在步兵主力行进缓慢的情况下，以所谓“闪电战”贸然让坦克装甲部队强渡默兹河，在侧翼毫无掩护之时冲击英吉利海峡，根本是在赌博——1914年时，正是冯·克鲁克第一集团军的突前贸进，导致了马恩河的失利与施里芬计划的破灭。但整个纳粹德国，上至大本营的希特勒，下到前线突进的隆美尔，都愿意为此孤注一掷。恰如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所言：“即使这次行动只有10%的胜算，我也会坚持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敌人。”（33页）而在荷兰、比利时，德国的闪电战与英法的绥靖让这里的政权要么迅速被击败，要么立即举起了双手。准备施施然在比利时决战的法军发现根本无法按照既定的境外防线阻击德军，只有集中兵力与德军拉锯以争夺优势地形。这样一来，力求避免的“遭遇战”发生了，而法军在比利时的战术胜利变成了战略灾难——在法国向比利时增兵同时，德军突破阿登山区，渡过默兹河。法军的步步为营、小心谨慎与德军的鲁莽大胆、冲动冒险，让1940年这场在计算机模拟中已有定局的战争发生了逆转，甚至连执行计划的古德里安本人事后也表示1940年的战争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奇迹”。
但也要指出的是，完成了曼施坦因计划的德军并未达成“秋风扫落叶”的场面。据朱利安·杰克逊统计，在5月10日到6月3日的战争开始与包围圈构筑期间，德军伤亡每天两千五百人；但在敦刻尔克撤退，欧陆法军陷入绝望之后的6月4日至18日，德军伤亡率却攀升到每天近五千人。一百五十万法军战俘中，一半人数都是在6月17日贝当政府宣布寻求停战后才放下武器的。纵然政客逃跑、将军投降，第三共和国的士兵仍战斗到了国家的最后一刻。
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在研究普法战争史（The Franco-Prussian War: The German Invasion of France, 1870-1871, 1961）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独立部分，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战争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兵员、装备比较大赛。朱利安·杰克逊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例子，展示了政治与战争联动关系的复杂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政治家们推动了战争的到来，第三共和国在整军备战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政治制度对战争的适应与预先的计划也筹谋到位——二战前的法国统治精英为战争考虑到了一切不利因素，但唯独没有考虑自己。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Étrange Défaite）在敌后抵抗之余痛心疾首地认为战败是知识分子堕落，法国社会僵化带来的必然失败；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史学家则将战败形容为政治军事上的偶然，对此讳莫如深；而威廉·夏伊勒则在《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中领衔了“无可救药论”，认定法国的失败是“军队、政府以及人民士气”的“全面崩溃”，延续了托克维尔的论调，暗示法国必须遵循美式民主才能摆脱如此境地。而今天的我们，似乎可以从朱利安·杰克逊的书中看到更多：这场战争确实存在诸多变数，纳粹的军事冒险注定了“闪电战”的成功是偶然的——一年后纳粹德国在苏联开启的完备版“闪电战”便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真正的问题在于其1930年代的一系列政策。这些决策虽不见得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但无疑为战败的产生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更是葬送了共和国自身。绥靖下盟国的相继灭亡、反目，英法间丛生的龃龉，精英政客捍卫统治的政治游戏与军政两界水火不容的潜在矛盾，都注定了开战后的共和国举步维艰。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哪怕纳粹德国在军事冒险中失手，法国在1940年按照战前设想取得可胜之机，在战争中取得了权势的军头，如贝当、魏刚、甘末林之流，又怎会服从于颠覆前任上台，意图成为“克列孟梭第二”的雷诺政府？真正坚持抵抗始终如一的法国无产阶级，又会怎样对付背弃了劳苦大众，严酷镇压了兄弟同胞的反动政权？二战后，“第三共和国”成为了被法国人抛弃的记忆。曾为第三共和国服务的戴高乐重返巴黎后，直接建立了第四共和国政权，不顾自己海外归来根基不稳，也要跟前共和国断袍分席。曾作为士兵为第三共和国而战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论述颇具代表性：“我是一名战败了的士兵，我们的军队也蒙受了耻辱，我恨那些让这一切成为现实的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巨厦倾颓之下，战争只是断裂的柱石之一；战争的结果可能是偶然，但第三共和国的绝路至此已然铺就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