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战败首先是一场军事失败

1940年5月至6月间，法国在六周内就被德军打垮。为了解释这个20世纪最令人费解的事件之一，学界从政治、外交、军备、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众多看似有说服力的理由。英国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在《法兰西的陷落》一书中没有急于给出明确的解释，而是聚焦于法国崩溃的过程本身，从军事、政治、外交、士气的角度依次进行了扎实有力的梳理。杰克逊认为，法国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战场失败及其反映的落后战术思想，然后各方面的长久问题才纷纷暴露，原本的好转苗头也被扼杀，共同促成了法国的全面崩溃。

1940年的法国并非不堪一击

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攻势。13日，德军通过阿登高原（Ardennen），兵锋直指英吉利海峡，让比利时境内的盟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5月26日至6月4日，近40万名英法士兵乘船撤离欧洲大陆。6月14日，德军进驻巴黎。6月22日，法国政府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开战仅仅六周，法国就投降了。

法国刚刚沦陷，国内马上就开始寻找替罪羊，从政治家、军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到个人主义、出生率下降、家庭瓦解、爱国主义的衰退，不一而足。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历史学界开始关注法国沦陷的过程与原因，提出了多种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的解释：法国陆军参谋长甘末林（Maurice Gustave Gamelin）颟顸迟钝、法国军备滞后、英法两国协调不良、法国军事思想陈旧、德国采取了全新的闪电战战术、法国政局分裂动荡、法国国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在《法兰西的陷落》一书中对这些解释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并比较详尽地批驳了其中的一部分。

任何历史解释都是有参照系的，而且难免要从结果回溯原因。就1940年的法国陷落而言，最主要的三个参照系是1914年法国的胜利、1940年英国的成功抵抗、1940年德国的成功攻势。更具体地来说，1940年的法国军备状况、政府团结程度、军民士气是否比1914年的法国更低劣？1940年的法国是否军事思想远比1940年的德国陈旧？1940年的法国是否抵抗意志不如1940年的英国坚决？

对于这些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事实问题，杰克逊大体上给出了否定或待定的答案。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1914年开战时，法国国民群情激奋，士气旺盛，与1940年形成了鲜明对照。然而，1914年法国有36个省爆发了反战游行，最多的一场有3万人参加。“惊恐”、“眼泪”、“悲伤”等词语经常诉诸报端。更重要的是，1914年与1940年拒绝征召的公民比例都是1.5%左右，并无高下之分。

法国在1930年代政府更迭频繁，左右翼尖锐对立，而且直接导致法国政府在军事溃败后陷入瘫痪失灵状态。但是，1938年4月上台的总理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罕见的强势政府首脑。1939年7月，达拉第颁布议会休会的法令，直到1940年3月下台之前俨然是法国的独裁者。正如杰克逊所说，“1939年9月法国宣战时的政府是1918年以来最有效的政府之一，政府首脑也是自克列孟梭以来最受欢迎的领导人。”

同时，重整军备也在加速运转。早在1934年，军费开支占法国政府开支的比例就达到了五分之一，1938年更是超过了三分之一。由于1920年代的军备废弛，重整军备初期的主要工作是更新老旧设备、培养熟练工人、磨合产品设计等，但进入1939年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以坦克一项为例，法国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生产的坦克总数为1913辆，大大超过1934年至1938年的总产量1405辆。当然，法军的装备存在一些缺陷，诸如反坦克炮不足、重型坦克B1型机动性差等，但既然法国军备工作已经走上了正轨，这些缺陷都能够逐渐甚至迅速得到纠正与弥补。

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Karl-Heinz Frieser）对闪电战的研究，“闪电战是从法国战役的经验中以相当偶然的方式出现的，它的成功让德军和法军一样感到意外。”换言之，6周时间内打垮法国并非希特勒或德国统帅部的预期结果。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指挥第19装甲军实行突破期间与之后，上级都处于暂时失控与竭力恢复控制的状态下，尤其是5月24日统帅部命令古德里安停止前进。

人容易从事后诸葛的角度寻找失败者的每一点瑕疵，同时高估胜利者的优势，选择性无视失败者的趋势与潜在可能，尤其是贬低偶然性。《法兰西的陷落》卷首语说道，“我们必须谨记，军事史上那些流畅而简单的叙述与混乱而复杂的战争现实是多么不同。”

因此，“法国战败首先是一场军事失败”（见第五章）并非同义反复，而是在指出：即使1940年的法国确实身染沉疴，那也很难证明这些根本问题与法国6周内失败有直接关联；更何况这些问题本身是否存在就值得怀疑。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朱利安·杰克逊将精力主要用于复盘战斗过程本身，也就是占到全书70%篇幅以上的第一部分“事件回顾”。

一种毫无准备的战争

就理论而言，1940年的法军仍然崇尚进攻。1936年出台的修订版《军团战术运用的临时命令》中规定“进攻是最明智的战斗方式”，但法军在实践中又强调进攻是一项需要大量调集物资的复杂行动，以至于连军级单位都几乎不可能相机进攻。正如杰克逊所说，“在势不可挡地进攻和凭借固有优势进行防御之间，法军的作战思想有些摇摆不定。”法军事实上的方针是“循序渐进战法”。前线由步兵组成连续正面，装甲师则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堵截前线出现的缺口，接着由步兵和炮兵协同反击。

5月10日，古德里安率领第19装甲军开始穿越阿登山地。5月13日，法军默兹河（Meuse）防线被全线突破。这四天通常被描述为法国失败的关键节点。法军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不如人意，一个主要原因是甘末林与法国统帅部的误判。法军将主力布置在北线的比利时中北部，摩托化师和轻型机械化师基本都布置在那里，而南线阿登山地当面的法军实力相对薄弱，尤其是第9军以要塞师和B级预备役师为主。

在记述13日德军德军突破的过程中，杰克逊采用了克制的事实性描述，同时强调了偶然因素与限定因素。德国空军从上午7时开始轰炸色当（Sedan）的法军阵地，“虽然空袭并未对法军的掩体和炮位造成多大破坏，但对法军士气而言却是毁灭性的打击”。下午3点左右，德军开始发起进攻。左路第10装甲师“能成功地渡河并在对岸站稳脚跟，首先要归因于少数人的主动”，成功渡河后才迅速占领了对面的制高点。中路第1装甲师比较顺利，到晚上11点已经架起了可以通过坦克的桥梁。左路第2装甲师的任务则“最为艰难”，直到14日上午9点才开始架桥，花了20个小时候架设完成。无论如何，到了13日结束时，德军已经在色当建立了桥头堡，在北侧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当晚，法国东北战区司令乔治（Alphonse Joseph Georges）“猛地站起来……‘色当失守！我们的战线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大哭起来。”

但考虑到法军的循序渐进战法，法军战斗力的真正考验与其说是德军能否突破法军，不如说是德军突破后，法军能否及时堵截。色当附近的法军第55师率先于14日黎明时分发起反攻，但随即节节败退，并严重影响了附近的第71师。两师在14日结束时都失去了战斗力。初步在色当建立桥头堡后，古德里安不顾上司克莱斯特（Paul Ludwig Ewald von Kleist）的反对，命令手中3个装甲师中的两个急速西进，深入法国腹地，只留下第10装甲师巩固阵地。按照法军的预定战术，这本应是反击的最佳时机。用丘吉尔的话说，“这只乌龟的头已经危险地远远伸出了壳外。”但是，法军的3个装甲师预备队的表现令人失望。以扼守德军南下通道的斯通尼（Storne）战斗为例。15日，法军第3装甲师与德军第10装甲师发生激战，之后数日互有胜负。但这场战斗很快失去了意义，因为德军主力早已离开。15日至18日，尽管有戴高乐指挥的第4装甲师发起的反攻，但并未阻挡德军前进的步伐。到了20日，德军抵达海岸，法国北部与比利时境内的英法军队主力遭到合围。法军新任总参谋长魏刚（Maxime Weygand）竭力维持战线，但无奈大势已去。

基于对战斗过程的梳理，杰克逊提出，“法军面对的是一种他们毫无准备的战斗……战争局势在5月15日至6月4日变得很不稳定，这正是法军最不愿应对的战争。”这不是个别指挥官的问题，而是上至总参谋长甘末林，法国最有经验的装甲指挥官第21军军长弗拉维尼将军（Jean Adolphe Louis Robert Flavigny），下至指挥斯通尼战斗的装甲营营长“在智力和心理上全都彻底崩溃了”。若是一味指责个别法军将帅，便是低估了德军新战法的创新性与危险性。

杰克逊并未忽略法国在外交、政治、士气方面的困境，而是分别用一章的篇幅来专门论述。他强调的是，这些因素是在军事溃败之后才来得及发挥作用，而军事溃败本身有着独立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法兰西的陷落》中引用了大量参战士兵与法国平民的日记，对宏观层面的军政局势起到了补充和丰富的作用。

《法兰西的陷落》出版于2004年，荣获该年度沃尔夫森历史奖。英国历史学家，第三帝国研究专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称赞本书是“一本才华横溢、具有权威性的书，对20世纪最令人费解的事件之一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朱利安·杰克逊是英国科学院与皇家历史学会院士，20世纪法国史权威，著有《戴高乐将军》、《法国人民阵线》、《68年5月：反思法国的最后一场革命》等作。

（发表于《凤凰周刊》第7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