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伤的记忆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帮助理解日本战败文化的客观视角的读物，有赖于社会学的研究与表述使得阅读理解门槛大幅下降，这是使它不会蒙尘的重要原因。我亦从中受益匪浅，不仅仅是帮助理解日本文化，也习得知识以反观中国或它国的历史事件；

也许是已活到足够的年龄，又或者幸或不幸地经历了中国近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如非典、512大地震、武汉新冠疫情～在读此书时常不自觉的使用作者的研究方法看待这些过去的事件。

集体记忆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会性的记忆行为，总是根据回忆过去的情况不同而具有选择性。每个人都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叙事者，也是官方叙事的阅读者之一。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叙事中对于道德框架的态度可能都是不同的主观的。这种束缚并非易于觉察。而使用横断面态度调查成了重要的方法。

官方叙事常会服务于国家统冶工具。对于日本而言，恰如作者所言并无一个统一“集体记忆”，而是分为三大类。这与我印象中的日本基本重合，当然也可能是我对日本的熟悉程度并不深入也会造成局限性。

2015年在日本的半月时间，10天都在和小伙伴一起转辗于各种社会服务机构与企业，大家似乎非常默契的回避了战争创伤，但对于大地震创伤和广岛原子弹的创伤并不回避。这其中的微妙便在于集体记忆的分歧。也正是书中提到的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及群体性记忆中对于战争创伤的隐密处理，基于情感冲突与无法面对的责任。而大地震创伤的却是大自然带来的不可抵抗力，所涉及的创伤并无争议，谈论此类创伤时便是与战争创伤完全不同的坦然。犹记得同行有伙伴感叹“日本民众对于大地震的恐惧是直接呈现的，而中国人却并未达到恐惧的程度。”我当时默然无语，脑中是挥之不去512地震之初看到的一切。对于我和这位同行，我们对于地震创伤便是有完全不同的个人叙事。

另一个关于日本战争创伤的微妙感受来自日本国家博物馆。只有我和另外2位同伴选择了去日本国家博物馆，大部分同行去了那我已经忘掉了。正是由于去国家博物馆的人太少，在博物馆里我和日方的陪同者有了短暂的交流，虽然我们谈论的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但站在日本武士前面的我非常微妙地感受到了这位姐姐对于战争与军国主义的委婉回避，她不想谈论这个话题。

而当在我一个人站在东大寺大殿里看建筑结构时，遇到的陌生日本游客在知道我从中国来时，说到东大寺是参照了中国唐朝建筑修建之后并保存至今之后，突然对我来了句：“我个人对日本曾经对中国人做的事非常羞耻。”就令我万分意外之余只能回报以“相信许多人都不愿意看到战争的发生”来终结对话。

在各种消息中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日本对于战争的各种态度，最常见的便是强调日本也是受害者。广岛原子弹的惨剧照片并不少见，而书中也给出了关于个体在处理战争创伤时的动机。“我们如何向自己和他人呈现我们的无助感，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政冶效能和赋权感。”社会学家尼娜.艾利亚索弗（Nina Eliasoph）提出，在面对艰难的境况时，我们会有意的建立无助感以确保社交关系的平衡运转，利用情绪工作来消除棘手的冲突，“告诉自己我们不在乎，或者只在乎那些我们暗中认为自己能轻易处理的问题，或绝望的双手一摊。”如果不基于个人的情感，冲突及代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理解与研究，是很难理解这种处理方式的。

在我的知识中，日本的这场战争的叙事从来都只有一个视角。即，日本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杀害。终于在读完这本书后，我能全然理解为什么在日本对战争有不同的态度与观点。

我并非要为战争开脱。而是，借鉴于此方法反观自己或是中国对于创伤的处理。对于战争，我这一代也只旁观过对越保卫战。彼时尚在中学，犹记得学校组织了老山前线的英雄校友分享会，在学校的食堂里进行。我不记得当时讲了多少战争的残酷，却记住了是因为保卫国家而战，记得这位学长描述的猫耳洞的生活。多年之后，当看到老宋发的老山烈士陵园和抗战老兵关怀项目时，才对战争有些模糊的疑问。当然，我无从寻找更多的叙事记录。依旧无法跳脱书中写的三种叙事角度。

如果丢开战争，仅谈集体创伤，这个话题可能能延伸出更多。

关于道德。 “一个人直面自己内心的邪恶并为之承担责任，他的道德高度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提升。在自我反省备受推崇的文化氛围中，道歉成了一条超越耻辱的途径，对一个人积累象征资本十分有利。”

首先，我个人认为许多人不是不被自我道德感衡量，而是没有能力处理内心的自我冲突。面子首先是个形象或人设，太多人忘掉了人本身是立体的，人本就是多面的。想起以前工作时做过许多许多访谈，常常会遇到一边干活一边说自己什么都不会，都不行的人，不如你们读过书的人；也许读过书是在某个知识上比这些阿姨叔叔是高明一点，但我很实诚的地说，让我去做他们做的事，我肯定不行。人，都是有局限的。这个局限，不仅在知识和技能，也在道德层面上。我非常钦佩能自我反省勇于承认局限的人，唯有此，才是做到认知真正的自我并超越耻辱，是真勇士。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到。

书中对德国的战败反思文化虽有提及但并不深入。2019年在柏林留居期间一间间博物馆扫过去，对于柏林现代史博物馆中看的东西柏林展印象十分深刻，与当地朋友聊起时，她却说：“是，德国人正视的历史，并未回避那段历史，但那又怎么样？”当时不能完全理解她这个疑问，但后续这个问题不断在我脑海中盘旋。是每个人都热衷谈论这一段历史，并有不同的叙事角度均在警醒着人们不能重演历史。但另一个角度，却又似乎就停在了不回避。仅在柏林，我就去过多个与二战相关的各种纪念馆与博物馆，看到的是各种叙事。也曾与不同的朋友聊起过，但至今，也未找到更好的答案。

“后记忆”(postmemory ），指的是那些没有经历过事件本身，但却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其影响的人，产生的一种对精神创伤的想象式理解。在实际情况中，这种继承自父母和祖父母的文化创伤的经历，后来又成了构建家庭关系和社会身份的事件背景。创伤本身往往很难被完全描述或者表达，甚至可能都无法被完全理解清楚，但是，创伤带来的禁忌、成见和痛苦，却能通过这类亲密关系和情感纽带得到传播，成为共有的文化和认知框架，供几代人来解读那些事件。玛丽安•赫什(Matianne Hirsch）

我们必须清楚，所有的集体创伤，每个人经历的重大巨变事件都将为生活在当下的不同的代际的人们留下潜意识中无法磨灭的痕迹，在每个人的记忆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不论是飞机失事，还是战争，又或是新冠疫情。信息飞速传递与获得的便利与碎片、局限与单一同在，但深植其中的恐惧与传递的道德、价值信息常被感官刺激所掩盖，使得人们更难觉察。这会形成什么创伤文化，留下什么样的叙事，又会得到什么认同？最后本想谈谈现在我们正在经历集体创伤，但恐怕作为一个读后感文章太长了，纵是写出来也多半会消失，于是唯有沉默。

沉默不语也是集体创伤的一种，无叙事也是一种叙事。

现在，你与我都在经历集体创伤之中，我们又写出了什么样的叙事，为历史留下什么样的文化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