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视角看《卖油郎独占花魁》叙事策略

第一个空间：青楼，与王九妈的“青楼”

《卖油郎独占花魁》（下文简称《卖油郎》）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下文简称《杜十娘》）一样，可归类到“青楼文学”范畴。

妓女是贱籍，迎娶妓女过门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这是所有青楼文学的底层逻辑，是《杜十娘》一文悲剧发生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卖油郎》喜剧的浪漫之处。在整个社会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还被男性主宰的历史阶段，社会、家族、伦理和人性，都在排除青楼空间进入人伦系统；而且嫖客与名妓之间是存在单方面经济依附关系的，这种权利结构也注定了娼妓职业天然与真爱不能相容。换言之，“青楼”内部本身是一个被排除在社会秩序之外的，颠倒立场、如梦幻泡影般的超现实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发生的爱情，往往在出了青楼大门后就要瓦解。

王九妈开的青楼，其内部情况与普通青楼又不一样——王九妈的青楼空间，其实是借用的齐衙内花园。他们一家能住在该处，本身就是看在女主角的面子上，因此整个娼妓组织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妈妈手中。这座院子除了包容莘瑶琴的昂贵商品属性、私房箱子和独立意识，也承载了“刘四妈”这样帮作者输出价值观的工具人。

它的陈设道具是一流规格，对妓女的教育也肯下血本，但王九妈和花魁之间的关系却相当松弛，简直是做慈善。莘瑶琴幼稚简单，只在存钱一事上聪明，亏得王九妈也是为人简单又心慈手软，才纵得她“做作”“使性”，敢“劈头劈脸”抓花了三百两银子的嫖客“几个血痕”。也正因如此，莘瑶琴没吃过苦，只因后文中吴八公子一些羞辱，甚至都无需上手殴打，莘瑶琴便立即放弃王孙公子阶层，转投善于帮衬的卖油郎怀抱。

第二个空间：两个城市的成全

《卖油郎》凭什么可以大团圆结局？因为男女双方都被自己的家庭抛弃，也终生不进入中层以上的社会评价体系，他们与父权门户保持了绝对的空间距离。若非女方失去父母下落，男方生父出家、养父驱逐他后又病死，整个故事里没有靠谱长辈，卖油郎想迎娶花魁做正妻根本不可能。

与父权的距离在小说中被具体化为几个地理坐标。作者仔细书写了汴京与临安城市空间的所有住所位置，这些位置连在一起，彼此交通往来，成为撑起整个小说空间的骨架、故事情节合理化的必要条件。 两个城市将父权与主人公区隔开，成全了这桩爱情。

需要阐明一个前提：古人对距离的心灵感受与今日读者是不同的，古时候的路况和现在更不能比。据小说中所写：“自汴京至临安，三千馀里” ，约合今日1590公里。但开封和杭州在今天看来距离仅878公里，可知作者成书时，古人对空间距离的体会比今人更远。

是汴京的战乱属性，将女主角与其父母合理地分隔开。小说后半段二人婚后，又是临安城具有的和平安居属性、大城市地标属性，促使她父母合理地汇集到她的身边。女主角的命运暗喻着北宋的命运。

作为娶嫁双方更能掌握主动权的男方，小说男主角秦重也失去了父母。他两次被抛出家门，不但与亲生父亲保持整个临安外城的距离，也和养父隔开了半个临安内城的距离：秦重生父在城外西北方的上天竺出家，二人距离9公里；养父朱十老家则位于临安城清波门外，与搬家到众安桥下的男主角距离3.2公里。再放大一倍来看，两位父亲在男主角需要自主权时自动隐身，又在婚姻事实完成、不再碍事后便重新登场，充当锦上添花的墨彩。

男主角对女主角一见钟情，花一年多的时间攒钱，这个过程里临安城的空间地理位置起到了辅助叙事作用。从男主角居住的众安桥，出钱塘门，到女主角居住的昭庆寺旁做生意，一次往返超过4公里，可算出卖油郎每次去花魁那边做生意都要负重走超过六千步（宋朝男子平均身高164.49cm，身高X0.415=雄性人类无负重步距），对当时人来说这段路的体验感只会更遥远漫长。绝对是一种非日常行为。正是秦重为他的玫瑰所付出的那些努力，使得玫瑰的意义非同一般。

除了充当合理化故事情节的必要舞台以外，城市空间在《卖油郎》中也起到了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例如当秦重在酒馆中听酒保说美娘是由汴京流落到此，竟“触了个乡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只有淳朴厚道的人才会这么想。

第三个空间：街坊邻里的全景敞视空间

《卖油郎》的秦重故事线里，有一个贯穿全程的旁观者，是市井邻里空间。如果说城市坐标是骨骼，这个空间就是填满其间的血肉。

市井邻里是社会集体意识的具体化，通过观望、关注和评价反馈，达到规训、裹挟、舆论监督和压制活力的功能——莘瑶琴幼年会写诗，便开始在市井空间“为人传诵”；当秦重被逐出养父家门时，街坊空间全都第一时间知道了朱家的内斗隐私，赋予卖油郎最高的同情、最低的油价。小酒保、银匠、和尚、金中人、买油的上下家、王九妈的话搭子……这些配角都是邻里空间的化身，用显微镜监督视野所及的每一个人，并将必要消息实时传递。女主角生活的青楼由于是贵价会员制商店，关上大门可以隔绝一部分视线，即便如此，但妓女们口头心中最频繁出现的念头也是“莫要反讨众丫头们批点” “还要被姊妹中笑话”“讨得旁人叫一声可惜”“接了他被人笑话”“死得没个名目”，完全是为他人观测而活。

符号化的“街坊邻居”对角色的观察，犹如现代理论“全景敞视监狱”[4]无孔不入的摄影机一样，它与读者站在一起，对小说角色进行毫无保留的观测与评判，只剩下心灵空间一点隐私。这一空间也在必要时参与到叙事中来，提供信息，施加压力，推动剧情。由于本文父权缺席，也没有政府官员角色，市井空间是本文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为小说世界维持了日常的秩序感。

男主角对市井空间的裹挟是有自觉的，这是他最为人称道的“成熟”之一。他在这种秩序中有条不紊地行事，在他人面前隐藏了真实自我，并善于利用规则行事，留下厚德、帮衬的美名。他表面是温驯的个体，却又凭着从头至尾自给自足、独立成事的执行力，保全了内心的自由，最终成功挑战了“正常”的大众观念。

偶尔也有不被观测的时候。在秦重初见花魁，被爱情冲击到失态，无力掩饰真实内心的那一刻，作者仁慈地赶走了所有旁观者。若是让他的心事提前曝光，流言必定瞬间将这一对男女吞没。

第四个空间：寺庙与神明的馈赠

《卖油郎》的情节中一大陡峭之处，是卖油郎对花魁的一见钟情，或曰“色令智昏”。秦重不是李甲许宣之流，他思想成熟，处理人际关系老道，内心防线很高，本应有足够智慧来应对自己的春心萌动。十两银子睡一夜美女这种冒险行为，不但完全超出他的生活经济舒适区，且超越阶级，超越市井邻里空间允许的范畴，不符合集体意识规训。作者是如何让这一人物性格的违和之处显得合理的？

从小说技法上来说，是寺庙这个具有宗教神秘力量的空间加持的结果。

每一次秦重去过寺庙，转头就可能见到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以宗教力量暗示命运在冯梦龙小说中很常见，参见《崔待诏生死冤家》。宗教场所与道具，通常暗示着不可违抗的命运，是神明的拨弄。

第一次秦重从昭庆寺出来，花魁的美貌在他身上显现出了巨大的支配性威力。作者将去寺庙和见女主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后，“见花魁”的仪式感便等于“朝圣”。此后每到去寺庙做生意的日子，就是秦重朝见心中女菩萨的日子。宗教色彩与女主角妓女身份的情欲气息起到了对冲作用，空色相抵，不垢不净，层次更深。

黑色幽默的是，文中有段细节：秦重去妓院寻花魁不见，王九妈如实相告花魁被长嫖唤走，来日也没空，“还要到灵隐寺，访个棋师赌棋”。虽然男主角“供奉”的寺庙自始至终只有一间，但这时候女主角与他的心情是不对等的，女菩萨显灵的庙宇普度的众生不止一个。而到了二人婚后，女菩萨位格下降为供奉者，所侍奉的寺庙便只有家翁所在的上天竺了。

在男女主角婚后，事业爱情双丰收的秦重为答谢佛祖厚爱，便给一系列寺庙捐香油。在上天竺，他再次获得命运的馈赠：寻回生父。寻父是秦重的人生根本诉求之一，代表着他重建自我、找回身份认同和心理锚点的努力，“三则父子重逢，四则秦小官归宗复姓”，一件事情，两重大喜。此后他的人生圆满无缺。

第五个空间：坟墓与两次死亡的旧我

“坟墓”意象在文中出现也不止一次，每次出现对应着一次莘瑶琴旧自我的“死亡”，与旧命运的告别。

第一次出现坟地，是莘瑶琴逃难与父母失散，“跌了一交，爬起来，不见了爹娘，不敢叫唤，躲在道傍古墓之中过了一夜。”从古墓爬出来后，莘瑶琴遇见了卜乔，千金小姐沦落风尘。

第二次出现坟地，是男女主角分别一年后，女主角“桃花运尽，合当变更”，适逢“清明节届，家家扫墓”，莘瑶琴受人侮辱被扔在清波门外，萌生死志的时刻与秦重重逢。秦重当时正为养父上坟出来，用信徒一般的虔诚、笃定和安详，帮莘瑶琴找回了人生秩序，让莘瑶琴下定决心，告别王孙贵族，“布衣蔬食，死而无怨”。

结语

《卖油郎独占花魁》篇幅虽短，但可玩味处颇多。由于篇幅所限，大喜之日的刘四妈家，秦重独居的小房、齐衙内的花园、上天竺的净室等等叙事空间不再赘述。

运去金失色，时来铁生光。即便学懂“帮衬”，仍需天意成全。

参考文献

A. 图书

[1] 冯梦龙编著，张明高校注，《醒世恒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2] 焦垣生、张蓉，《中国古典小说鉴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B. 杂志文章

[1] 罗玉瑶，<从《卖油郎独占花魁》看明代拟话本小说的市井化倾向——兼与《李娃传》《人宿妓穷鬼诉嫖冤》文本的比较>，《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9第39卷第9期），页53-57。

C. 学位论文

[1]李军锋，<探析《卖油郎独占花魁》刻画人物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