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山剩水南明史 君臣文武斗未休

1644年3月19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崇祯帝缢死煤山。明代实行两京制，京师虽陷，南都犹在，并且在南京仍有六部职司，以此为中心，明朝残余势力仍保有半壁江山，是为南明之始。此时，清国在关外虎视眈眈，大顺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南明则保有江淮以南大部分地区。这主要的三股势力走向将决定神器所属。从纸面上看，南明位居正朔，承国家三百年余泽，坐拥天下财赋之半的江南，握有数十万大军，纵使不能恢复中原，但当能如晋、宋一般偏安一隅。但短短一年间，清军入关，随即挥师西进，攻灭大顺政权，接着南渡轻取南京，令弘光政权瓦解。此后近二十年间，明朝宗室在南方先后建政起兵，南北各地也多有抗清斗争，但隆武、永历等以明朝正朔为号召的小朝廷纷纷败亡，明朔遂绝。顾诚的《南明史》是关于南明这二十年曲折历史研究的里程碑，时至今日，依然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权威作品。

顾诚的《南明史》以阶级分析法为底色，在讲述各方势力争斗时，综合分析了南明时期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书中将这一时期的主要势力分为明朝宗室及围绕其的汉族官僚集团、满清统治者及支持满清的汉族官僚、以大顺军、大西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三方表现颇值得玩味。

在甲申年之初，清朝统治者着力扩张自身利益，一度曾希望联合大顺军共同灭明，但在发现明朝不支后，清醒地认识到“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即已着眼于明亡之后，将大顺军视为争夺中原控制权的劲敌。4月，接到吴三桂求援后，清摄政王多尔衮立即与之达成一致，出兵共同进攻大顺军。山海关之战后，清军入关进据北京，多尔衮以为明复仇为号召，一边对南明进行拉拢，一边挥师西进追击大顺军，并南下接受河南、河北等地。同时，清朝统治着着意拉拢汉族地主官僚，只要投靠，即以原有官衔任用，这不仅使得在中央层面延揽到许多汉族官僚，而且在地方层面也有许多汉族文武官员叛离大顺政权，转投清方。而当清军在西线取得优势后，多尔衮立刻改变方针，多路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在内外两方面，清方的举动都充分体现了马基雅维里式的权变。

南明之初，从册立之时，南明朝堂就延续了明末党争。当弘光被江北四镇拥立后，四镇将领益发跋扈，文臣无以节制，这使得南明无法掌握绝对忠于自身的武装力量，因此离清军南下虽有一年之久，但史可法在外督师劳而无功，未能建立有效的江防。这时还发生了合称“南渡三案”的大悲案、伪太子案、“童妃”案，其中都贯串着对朱由崧继位的不满这一政治背景。这进一步加剧了党争，引发中枢内斗，朝野分裂。由于弘光昏庸、朝野分裂、无兵可用，弘光朝廷于是一厢情愿地采取“联虏平寇”方针，希望借清军之力，消灭农民军，而自己坐享江南繁华，纸醉金迷。但内忧外患最终集中爆发，在清军大举南下之际，一些东林-复社人士依附的左良玉以“救太子”“清君侧”为名引兵东下，几乎酿成南明内部的武装冲突。而在同时面对清军和左兵进逼时，南明首辅马士英更是发出了“宁死北，无死逆”的议论，以防御左兵为急务，遂令江北门户洞开。不久，清军攻克扬州后直趋南京，弘光出逃，被执身死。

大顺军进占北京后，李自成对内没有改变政策，继续对明朝地主官僚进行打击，而没有审时度势加以安抚，以稳定政局，也未能及时收编吸纳明朝降将及其军队，对外则未能对清军进犯的可能保持警惕，这些都体现出政治上的幼稚和战略上的目光短浅。山海关之战败北后，在清军追击下，大顺军节节败退，原本降附的明朝文武也纷纷叛变。最终李自成死后，其余部失去统一指挥。随着清军继续南下，明朝宗室及围绕其的汉族官僚集团与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展开合作，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以朱明为旗号，由明朝官僚把持朝廷，而以农民军为作战主力，但双方龃龉不断，各地抗清势力也不能实现合作，于是为清军各个击破。

三方中，清朝有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的较为稳固的统治核心，通过吸纳明朝地主官僚获得了政治支持和后勤保障，并有八旗军事力量和降附的汉军作为攻略四方的暴力机器，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决策-保障-执行机制。南明政权自建立之处就因册立而矛盾重重，朱由崧的资质亦不足以服众。弘光朝灭亡后，最有资格继位的潞王在杭州降清，之后南明的抗清势力就一再爆发争立，而缺乏无可争议的核心。这进而导致汉族官僚阶层各为其主，发生分裂。而朱明集团缺乏可用之兵的问题贯穿南明始终。农民军在失去领袖后即缺乏领导核心，并需要依靠汉族官僚擅长的保障，因此选择加入了朱明阵营，但一则文官对他们多加提防，如何腾蛟对与之合营的大顺军就始终猜忌排挤；二则其内部也不统一，如李定国、孙可望之间就多有矛盾。南明虽然依靠官僚有一定保障能力，但由于君臣文武各个层面上的内斗消耗，导致决策和执行都大打折扣，军力不振也就不足为奇。

顾诚在《南明史》中引用史料丰富，叙事详略得当，完整勾勒了南明二十年间的诸多大事。并且基于人民立场，书中不以南明诸王世系为中心，而是以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这就跳出了一家一姓之兴衰，因此其最终认定南明灭亡也不以永历帝被俘杀为下限，而是以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为下限，即不以帝系断绝为判断标准，而是以抗清势力衰微，兴复无望为判断标准，足以成一家之言。书中论述多有独到见解，如认为李自成进京后并未迅速腐化，东林诸人党争加速了弘光朝败亡，等等。其中尤其详细讲述了汉族抗清势力的重重矛盾，为这段历史定下了的基调是“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十足是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至今读来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