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 男女为什么会吵架？

不好意思，我写这篇文章做了一回标题党。但是，这本书确实可以在文化层面回答这一标题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是齐美尔所说的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希望大家有耐心可以看到。那么，比标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齐美尔对社会问题研究的角度和方式，这也决定了他对社会危机的分析方法和解决危机的路径方向。

一

在开始写齐美尔之前，很有必要将他与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做一番比较。这四个人俗称社会学古典四大家。

首先，我试图给他们每个人一个关键词。涂尔干是劳动分工-社会团结，韦伯是理性-理性牢笼，马克思是经济关系-阶级斗争，齐美尔是主体文化-客体文化。之前我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时代关系和所遇社会危机的相似性，在此不赘述。那么，在我看来，这几位大家有一个很大的理论相似处，那就是他们在找对立和矛盾，或是寻找二元结构。

涂尔干的对立点是个体与社会，在宗教领域即世俗与神圣；马克思的对立点是有产者和无产者；韦伯的对立点是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齐美尔的对立点是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在涂尔干的笔下，社会的危机在于社会难以团结个体，因此应该树立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从功能结构主义研究社会；马克思则是区分有产和无产，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来进行阶级斗争，经济与阶级是他的社会驱动动力；韦伯则从人的意义出发，区分其意义-行动间的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以提出两者失衡带来的理性牢笼；齐美尔则从人的关系出发，从人的本体和客体文化研究，是与韦伯意义-行动相不同的本体-客体即呈现隔离关系的二元入手，提出客体文化对主体文化的束缚和压抑。

那么，齐美尔的研究和他们有何差异就显而易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在齐美尔看来只是人类以货币为客观标准在客体文化领域的又一次僭越主体文化，是齐美尔研究的下一步，马克思的研究起点建立于齐美尔基础上。关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齐美尔只举了一个玫瑰的故事。即使玫瑰实现了普遍种植，但也改变不了土壤、空气、日照、雨水带来的不平等。亦就是说，社会平等靠马克思说的经济关系变革永远不会实现，因为这只是对手段和客体文化的追求。

当然，齐美尔所研究的货币也远不及马克思，或者是马克思研究货币的经济属性，齐美尔研究货币的文化属性。齐美尔没有区分货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也没有区分劳动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齐美尔只是将货币视作一种使用价值的中介物，将其视作一种改变文化和社会风格的手段。

涂尔干和韦伯曾多次评价齐美尔，认为其有可取之处，但也不是社会学的范畴，韦伯和涂尔干会认为齐美尔是心理学家而非学院派的社会学家。韦伯和齐美尔都从人的主体研究，但一个切入意义与行动的连接关系，一个切入主体与客体的内在规定和外在规定，一个为行动取向，一个为外在形式取向。这是有很大差别的。或者可以理解为韦伯是一直动态的行动，齐美尔则偏向静态一些。韦伯的野心远大于齐美尔，他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运作规律并指明出路，要本质的东西，而齐美尔不研究事物的本质而只是形式，更无意义告诉人们要怎么做。但有趣的事，他们都陷入了悲观主义。而齐美尔与涂尔干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没有可比性，两者最大的优势都是将宗教视作为社会的整合力量，这在上篇文章已经写到了。

二

在上文的基础上，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齐美尔的主体文化-客体文化以及货币对两者关系的改变。这在《货币哲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

齐美尔认为人与人的交往会产生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之分。通俗来说，主体文化是指人内在的文化，是人类精神的主体，而在人与人社会交往的过程之中，这一主体文化被外在为各种风俗习惯、社会规范、这也就是客体文化。客体文化在长期的形成之后便会成为独立于人主体的事物，从而对人造成反作用。

齐美尔认为，在人类发展早期，无疑是主体文化占优的年代，人有自己的价值和文化生产。然而，随着货币的诞生，货币逐步客观化外在世界和人类本事。货币的可计算性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统一的衡量和计算标准，即货币的多寡。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人际关系不在具体和密切，货币这一媒介放大了人的生存空间和交换空间，人逐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个体性“自由”发展。然而，这一“自由”是货币经济下的自由，是失去主体文化的自由。可以将其理解为工业社会下的单向度人和失去灵韵的艺术品。

货币的哲学本质和社会作用在《货币哲学》中也讲的很清楚。货币的哲学本质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作为一种特殊物质来体现社会关系，作为中介物来促进社会关系。在齐美尔的这里，货币所起到的就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的物质工具，是一种中立的中介，以一种纯粹的符号形式来表达抽象的社会关系。

而货币的社会建构的最终结果就是，手段对目的的僭越。在齐美尔看来，货币只是一种中立的中介，是人通过幸福目的的手段，其只是作为一种交换媒介的社会工具。然而，它逐步成为一种绝对的追求，控制人精神与实践的目的。现代社会的人开始将生活调整为对赚钱的追求，带来的便是我们栖居于通往彼岸的桥梁，而忘了彼岸。

这便是齐美尔的社会分析视角，一种基于人主观文化和感受而带来的主体文化-客体文化的二元性，是一种形式主义哲学。我们如何看待这一形式主义哲学自有标准，可以用唯物主义来批评，但齐美尔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寻求生命直上的震撼性。

三

终于，我们可以将主体文化-客体文化来具体说明，通过一些例子，这里我主要取女性主义和性别差异佐证。也是对标题党问题的回应。

首先，货币与卖淫的关系，之前已经分享了一篇相关文章。首先，货币的客观化使得卖淫这一脱离于婚姻的现象更加贬低人的尊严。在古代，所谓的卖淫与彩礼问题（两者完全不同，我没有等同的意思，只是从货币来看相似之处）也是存在的，当时的彩礼、卖淫（也可称为集体乱交，如宗教仪式）只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即家族以彩礼和女性交换进行社会生存的一种模式，这在古代是常见。但随着社会发展和货币的作用，卖淫逐步成为一种个人行为，是个体性的表现。那么，卖淫就成了一种不耻的行为。

在这里，卖淫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卖淫是社会发展延迟男性的教育、就业、社会化后的婚姻延期性与男性性早熟之间的对立产物。在齐美尔看来，卖淫的存在不会随一夫一妻而结束，因为在结婚之间，男性存在性早熟和婚姻间的时间空荡。那么，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唯有提前结婚年龄或是抑制性早熟两种方法，另外就是女性也卷入社会化，实现一种两性一致性。从这个角度看，是可以解释今天的生育率低问题的。

那么，在卖淫中，或男女出轨中，为什么女性更被遭指责。这就引出了男性在主体文化-客体文化的差异。我们步入了正题。

在齐美尔看来，男性和女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应该追求两者的一致性，而是要尊重差异。在齐美尔看来，女性的生存更为具体和本土，也就是女性是一种主体文化-客体文化相统一的生物，女性更重视的是灵魂由内而外的感触，所以女性更为具体和心灵生活。而男性的主体文化-客体文化则是分离的，男性更会涉入客体的外在形式，以获得外在的自我。由此，男性是一种主客体分明的生物，而女性则是一种统一之下的主客体生物。

所以，在性关系上，男性会区分主体和客体，投入的只是客体，只会把女性当作是一般化的客体，是一类人。而女性则视作是主体的投入，会把男性当作是唯一的人。男性只是投入了生命的客体一面，而女性则投入了全部。所以，男性要的是一类人，女性要的是一个人。这就是两者的差异。因此，在评价卖淫和出轨中的男女时，男性只是投入了部分可被原谅，而女性则是不可饶恕的地投入了全部。

我再重申一次，这是齐美尔的观点。

因此，在性别上，男女的差异就很明显。男性是二元的生物，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女性则是一元的生物，是可以是，也可以是不是。我们以追求异性为例，女性会很好地处理勾搭和拒绝的关系，即“卖弄风情”，可以在接受和拒绝间徘徊，会忽冷忽热，因为在她们眼里，这是一元的。而在男性眼里，接受就是接受，拒绝就是拒绝，这是二元的。所以，这便是男女会吵架的原因，对待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再引出下一个话题，即性别主义，这个在上文也已经讲过了。简单来说，齐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客体文化是男性的文化，是男性生产的文化，是男性的一般化，所以男性更适应其中而无察觉其中的差异。而女性主义要做的不是在男性客体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获得“像男人一样优秀”的评价。而是要从女性自己的主体文化出发，创造属于自己性别的客体文化，创造一种新文化。

尊重差异，人类自诞生起就是性别差异的，有着不同的主客文化形态。

四

最后，读到这里，大家或许会发现，齐美尔的主客体文化怎么这么与符号互动论的“自我”与“客我”相似。是的，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就是齐美尔。

这也就是说，美国早起的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理论源头或很大一部分受到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影响。注重社会外在形式，而忽略社会本质和批判。

在齐美尔这里，女性虽是一元的，但也存在一元之下的主体文化区分，男性更是。因此，人就是二元性的生物，其生活和思维以两极对立的形式运动．每一种存在内容都首先在自己的对立面上找到自己，并由对立面来规定自己，这些或许源于人类这一物种的终极性分裂。这一物种的要素永远相互寻找，相互补充，决不会克服它们的对立面。带着自己最狂热要求的人，渴望或许被最深的形而上学鸿沟与自己分隔开的存在。这也是人类孤独最纯粹的形象，或许甚至还是对孤独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始形式。带着这种孤独，人最终不过是一个陌生人，不仅在世界万事万物的关系中如此，而且在与最亲密的人的关系中也如此。

这才是齐美尔陌生人的真正意义，我之前错误将它视为是一般与个性的差异，如今才明白其实主体和客体的差异。由这一孤独和客观对主体的越出发，齐美尔陷入了悲观，成为了一名静寂的社会学家。

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批判他，忽视社会结构，忽视客观实际，过于强调人的感觉、形式主义。但他的研究问题是如此地与今天相似........

我好喜欢齐美尔，让我继承他的衣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