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世琳：“实用主义”如何成为一种“国家哲学”——论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
本文原载于《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3期
内容摘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收录的是1915年2月杜威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设的三场系列讲座的讲稿。杜威在这本小册子中处理了德国古典哲学与德国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此书虽然篇幅较短，但它却是印证杜威在一战期间思想转型的重要作品，也是将杜威思想和现实政治联系最为紧密的作品之一。《德国的哲学与政治》的论述起点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看似处理的是“德国问题”，但其落点却远远超出了“德国问题”的范围，而是指向了美国的现实和未来。
关键词：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实用主义；国家哲学
“自这场战争开始以来，一个迷失了方向的世界试图用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影响，或者用尼采的权力哲学的影响来解释种种表现。这些表现的根源都在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而这种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在黑格尔手上达到了巅峰。”
——《德国的哲学与政治》[1]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同时，赫伯特·克罗利[2]与一批作家一道创办了一份提倡思想自由的周刊杂志《新共和》（New Republic），杜威也是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在1915年至1935年间共为《新共和》贡献了150余篇文章。《新共和》杂志创办之初主要关注的是国内的政策问题，并逐渐成为东部进步主义者的宣传平台。“一战”爆发后，《新共和》杂志逐渐开始关注国际局势，杜威也开始将目光从国内政治转移到国际事务上来。1916年至1917年间，杜威相继发表了《力量、暴力和法律》、《力量和强迫》、《国家犹豫不决的时刻》等一系列讨论“一战”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抨击了美国国内盛行的“和平主义”[3]，认为和平主义者对“武力”（force）有一种非理性和情绪性的敌意，从而曲解了“武力”的真实含义。在杜威看来，“武力”（force）广义上应等同于“能量”（energy）和“力量”（power）。目的需要通过手段来实现，而手段本身就意味着要运用某种形式的“力”。因此，如果这种“力”是为了实现善的目的，它便不能被称作为“暴力”。[4]杜威支持参与战争的言论引起了其众多追随者的不满，人们一改往日对“实用主义”思潮的乐观期待，开始反驳起实用主义目的论来。[5]其实，杜威1916年至1917年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并非他第一次展示自己对战争和德国的态度，早在1915年初，他便通过一本小册子《德国的哲学与政治》暗示了他的立场。
《德国的哲学与政治》收录的是1915年2月杜威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设的三场系列讲座，于1915年5月28日出版，1942年5月再版。杜威在这本小册子中处理了德国古典哲学与德国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杜威在《德国的哲学与政治》对康德、黑格尔的解析后来引起了许多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者的质疑和不满。杜威全集的编撰者在本卷附录中指出，《德国的哲学与政治》后来在学界常被认为是“杜威思想中价值最低的作品”[6]，即便他亲近的学生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7]，也在中期著作卷8导言中对老师的“误判”直言不讳。虽然在后人看来，《德国的哲学与政治》是“杜威思想中价值最低的作品”，但它在出版时却得到了同时代学人的大力褒奖。乔治·桑塔亚纳在《哲学、心理学与科学方法杂志》上撰文写到：“概述公正、直率、丰富地呈现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且态度独立；从判断上来说，该书基本持不赞成态度。”F·C·S·席勒在《心灵》丛刊中写到，所有这些“异常清醒、振聋发聩的演讲”都是“一个构思严密，教益非凡的论证”。[8]
同杜威其它哲学著作（如《伦理学》、《心理学》等理论性较强、专业性较强的作品）相比，《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一书的确不具备明确的形而上学主题，篇幅较短，且结论也极易引人责难。杜威后来曾在一篇陈述个人思想转型的文章中提及，他在写作时的确是高度严谨和形式化的，且十分注重理论内部的逻辑分梳。然而，他并不认为早期高等教育给自己打下的这种“自然倾向”的烙印可以满足他更大的兴趣和偏好——关注实际事务和个人经验。[9]可见，后人认为严谨和逻辑鲜明的作品，在杜威看来却不见得是令其满意的作品，而后人以为思想价值较低的作品，或许却是杜威本人认为极富价值的思想结晶。在《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一书中，杜威一改往日论著重视理论逻辑分梳的模式，大胆引入了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结合历史和现实，有明确问题意识的思想佳作。《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一书虽然篇幅较短，但它却是印证杜威在“一战”期间思想转型的重要作品，也是将杜威思想和现实政治联系地最为紧密的作品之一。《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一书的论述起点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看似处理的是“德国问题”，但其落点却远远超出了“德国问题”的范围，而是指向了美国的现实和未来。
一、杜威如何认识德国古典哲学
杜威早期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十分感兴趣，更对康德和黑格尔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为何会在转入“实用主义”哲学后对“德国”旧事重提呢？杜威说自己此时选取德国为研究主题，主要基于三重原因。第一，“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理论，尽管具有高度技术性、学究气和占优势的先天特征，但其抽象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间依然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第二，“德国思想的英雄时代几乎都在19世纪”，即统领19世纪的思想主流几乎都是在德国产生的。第三，“德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哲学”，即德国有适宜思想流传的社会环境。[10]但真实原因显然不限于此。正如本节一开始的引文所示，在这三重学理因素背后还隐藏着更具体的意图：如何找到引发“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
杜威认为，自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来，德国古典哲学生产出了一种适应德国民族性的国家观念和国家哲学，这种观念和哲学不但在德意志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内部统一走向外部扩张的道路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是德国人美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论源头。杜威在处理源头问题时，首先将康德放到了思想源头的起点位置。他认为康德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努力恰恰为德国政治思想的建立和延承提供了启发性的理论支持。此处出现了两个关于起点的问题，其一，德国发起世界大战的“思想起点”是德国古典哲学；其二，“思想起点”的起点则是康德。两个起点看似是两个问题，但实际上却可以汇成一个问题：杜威究竟是如何认识德国古典哲学的。
在德国传统中，路德常常被当作德国现代思想的源头予以追溯。杜威则认为，虽然路德被德国人当作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民族英雄，但在硕大的标签和光环映衬下，其“实际行动和思想教导显得微不足道”[11]。换言之，路德在德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他的象征意义和起源地位都是后人给予的，其实际行动和理论贡献十分有限。在杜威看来，“与赋予这些观念德国特性的那种传统的普遍性相比，与把路德看作真正的民族英雄和典范的那种传统的普遍性相比”[12]，路德究竟是不是德国精神自由、思想自由的起源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杜威认为这种确立路德地位的普遍认知正是由康德一手确立起来的，“康德使人们认识到路德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13]那么康德究竟是如何让德国人真正认识到路德宗教改革的意义的呢？
杜威将功劳归于康德思想中“理性的双重立法”（dual legislation of reason），他认为这种双重立法从理论上为人们划分出了两个不同的王国：科学王国和道德王国，前者是感觉的和现象的世界，科学的法则即因果律在当中起主导作用，后者则是超感觉的和本体的世界，即人的精神世界，道德责任和道德自由则是这一世界的主宰。换言之，在经验的、自然的世界中，经验和感觉为理性提供立法的材料，助其建立了一种关于自然和感觉的普遍法则；在超感觉、超自然亦即非经验的精神世界中，绝对命令和道德责任是理性的最高法则。从表面上来看，以因果律为核心的科学法则和以自由为核心的道德法则是相互冲突甚至难以调和的，但康德却用理性将二者统合了起来。理性统合以上两种法则，使二者可以相安无事、和平共存。在杜威看来，康德正是用这种方法从理论上化解了“物质与精神”的内在矛盾，挖掘出了路德的价值。从理论内部看来，康德的起点意义就在于此。
杜威接着解释，康德的“理性的双重立法”恰好发现和解释了德意志精神，费希特则将理性的双重立法与德国现实结合起来，进一步消解了精神世界和科学世界的矛盾。在康德的基础上，费希特提出要创造一种“为人类的精神解放事业贡献力量”[14]的“知识学”。这种“知识学”至少包含两方面意涵。首先，自由和权威之间，权威处于优先地位。费希特极端强调行动，认为理论知识从属于道德行动。因此，不同于康德在调和自由和权威时将自由置于优先地位，费希特在糅合自由和权威时却将权威放到了首要位置，而权威和服从恰恰是战争时期的首要原则。其次，与康德所呼吁的“全人类的普遍理性”不同，费希特将德国人从世界各族人民之中提升出来，单独让其拥有绝对自由的观念和理想，德国人被视为唯一理解自由理想的精神原则的民族[15]。费希特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了努力：第一，借用“元民族”（Urvolk）概念将德意志民族理想化。“元民族”生活在类似黄金时代或卢梭所谓“自然状态”的时期，那是一个没有知识、劳作、艺术的天真无邪的天堂，理性却得到了最充分发展，人是自由的。人类最美好的时代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人类的原始状态。当全部人类堕落时，只有德意志民族是硕果仅存的救星，他们是现代的元民族，也是当下的正常民族。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的历史就这样被神化和理想化了，理性、自由和爱国主义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第二，将人类历史解释成了一段“复归”的历程，“元民族”之后的历史就是不断向原始状态回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行进，人类经历的一切既是一场堕落历史，同时也是一场救赎历史，德意志民族则是肩负拯救世界和理性精神的唯一民族。[16]
康德思想渗透到费希特思想中，而费希特的观念又“从其体系的特殊语境被抽出来，融入到了有教养的德国人的思想中”[17]，费希特关于国家与历史的观念被黑格尔吸收，后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才真正主宰了德国人的思想，对德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直到黑格尔，德国古典哲学才真正同一种历史哲学糅合在一起，两个世界和两种原则也才真正得以和解。杜威认为，黑格尔哲学将“普遍有机发展的观念和唯心主义方法”[18]结合了起来，最终发展出了一种高度绝对主义的观念。这种绝对主义观念主要体现在黑格尔对理性、国家和历史的认识中。
杜威指出，“黑格尔的学说体现了一种极端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不是关于国王的神圣权利，而是关于国家的神圣权利。”[19]国家是由普遍理性创造的,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威不但居于个体之上，而且居于个体之中。因此，当黑格尔说“历史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实现自由”[20]时，他所说的自由与行动自由并无关系，自由的完成与理性的完成是同时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实现自由”与费希特说“历史就是不断向原始状态复归”[21]便殊途同归了。但历史哲学最终要指向人类的事业。国家和理性的关系只是人类历史奏鸣曲的一段前奏，普遍有机发展的观念的注入才使他的历史哲学真正成型。国家在历史中的位置就像个体一样，“历史让我们看到绝对精神不断实现或进化，而且是从一个国家个体到另一个国家个体逐步实现。”[22]历史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历史能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而是因为历史以动态的、演化的方式实现了内在理性。理性-国家-历史三者的交互关系构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三驾马车：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德国人在理性借由国家完成上帝的在世立法的过程中真正获得了自由，理性国家建立之时便是德国历史终结（完成）之时，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开启之时。
以上便是杜威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他将德国古典哲学被浓缩成了一部别称为“国家主义”的德国古典政治哲学。但正如杜威自己所言，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哲学上的绝对主义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而是，“哲学上的绝对主义在实践中可能是危险的。”[23]换言之，杜威并不打算从理论内部剖析唯心主义哲学是否合理。他将目光转向了“外部”，试图解答一个更加迫切、更加现实的问题：如何认识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二、德国古典哲学与德国政治之关系
杜威在《德国的哲学与政治》的尾声对哲学和政治的关系作出如下结论，
“在哲学观念的形成和流行过程中，政治一直是支配性的因素……回应具体的社会环境而被激发出来的观念也有助于连接和统一社会环境……主导型的哲学仅仅像镜子一样反映了现时代的社会斗争……从镜子里面看见自己，能切实有效地帮助自己将事业进行到底。”[24]
话中之意清晰可见，哲学观念是在政治实践的流变过程中产生的，应政治实践而生的哲学观念反过来又促成了政治实践的深化和发展。那么德国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具体关系究竟如何呢？
杜威将康德称作是发现了德意志民族特质的先知。他认为康德思想因为符合德国实际，所以能在德国人的潜意识中自如流淌，并最终对德国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与康德哲学的两个王国对应，杜威认为德国精神也具备两个面相。第一个面相与科学和实用相关。德国人极其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在实际事务中的运用，因此德国有较高的技术效率和高度服从的组织化机构。通常而言，这种特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哲学，但杜威认为德国人对技术和组织的偏爱却并未将其引向唯物主义和功利主义。这得益于德国精神的另一面相，也是最具内在稳定性的一个面相，即精神和灵魂[25]的自由。理性一方面通过整理感觉材料的方式为自然立法，另一方面又通过规整超感觉世界为人的精神世界立法。二者虽然都接受理性统领，但统领科学和感觉世界的法则是伴随感觉世界的特质而产生的，统领精神世界的法则则是伴随超感觉世界的特质而产生的。
但杜威并不认为是康德塑造了德国的民族精神，也不认为康德哲学直接进入且影响了德国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他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德国人有意识地遵循康德的哲学，才会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辉煌的进步，并且把智慧的结晶系统地应用到工业、贸易、商业、军事、教育、市政管理和工业组织之中，而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6]在他看来，康德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方面，他“发现并阐述了德国精神的发展方向，其哲学因此具有先知般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康德的哲学“树起了一面旗帜，阐述了一种有自觉的信条，这种信条以一种立体而明确的形式强化和深化了实际事务的运行”[27]。
既然康德只是发现并用理论阐释了德国精神，那么具有双重面相的德国精神究竟由谁注入德国人民血液之中的呢？换言之，德国的民族精神是如何养成的？杜威的答案是：腓特烈大帝[28]。杜威认为，“腓特烈大帝把一种思想自由的制度和彻底的宗教宽容与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效率结合起来”，而“康德一生的哲学事业，基本上与腓特烈大帝的政治事业相吻合”。[29]换言之，在政治生活中真正将科学理性和自由思想、宗教宽容结合起来的人其实是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的政治实践使得服从权威和思想自由得以和平共处，而康德巧妙地抓住了时代脉络，从理论上论证了这种结合的正当性，解释了启蒙运动的真精神，为将德国人四分五裂的精神状态统合起来作出了理论贡献。腓特烈大帝在现实政治中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而康德则在思想世界中完成了腓特烈大帝的伟大事业。当杜威如此论述康德与腓特烈大帝时，不知其心中是否也有着自身和美国的政治现实这一对应关系呢？他自身又在美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既然如此，杜威为何不将腓特烈大帝而是康德当作“始作俑者”呢？他解释道，普遍观念起初虽然“只是一个遥远、专门的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后来经过众多不擅思考的信息传递者，渗透到了大众的想象习惯和行为习惯之中。”[30]换言之，此后真正渗透进德国人行为中的，并不是腓特烈大帝的政治举措，而是带有“政治哲学”色彩的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用“理性的双重立法”划分出“两个世界”（“两个王国”）后着重突出了感觉世界之上的观念世界。换言之，具体的政治举措对国民的影响是历史性、即时性的，但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带来的影响却可持续千世万世。因此，康德真正的起点意义就在于，他的思想成为了德国一面构建高度效率化的军事、政治组织，一面借伪善的世界大同理想行扩张之举的种种行动的理论来源。正是康德的“理性的双重立法”开辟出的道路让德国人心安理得地发动战争、扩大战果。因此，在哲学史上，康德哲学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源头；而在政治历史上，康德哲学又是德国对内极权和对外扩张的“始作俑者”。
那么康德和他的哲学究竟是否应该为其导引的政治实践负责呢？杜威的答案几乎是否定的，他说，“人们大多把哲学家所说的话当成了哲学家要做的事，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哲学家提倡的东西与其实际行动是截然不同的。作为终极实在或万物本质的观察者和报告者，哲学家完全是无足轻重的。”[31]显然，杜威并不想把现实之罪推卸到某一位哲学家身上，更不愿就此否定康德的重要价值。因此，杜威才不断提醒读者区分康德、渗透进德国现实政治的“康德哲学”和局限在学院内部的“康德主义”三者的差异：一方面，与德国现实政治媾和的“康德哲学”不是康德思想的全部，其导致的结果也不是康德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进入英、法、美等国家的“康德主义”，“其重要性与其说是事关人类的，还不如说是事关专业的。”[32]
杜威并没有因为康德的政治起点意义而否定康德的全部思想，这或许是基于同为“哲人”的身份。杜威对康德的态度始终游移不定。他一面极力推崇康德的起点和先知地位，一面又极力否认康德哲学对政治实践的决定作用。他一面斩钉截铁地说明康德从理论上勾勒的“两个世界”与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存在某种亲缘关系，一面又强调康德的世界主义倾向值得被关注。
杜威承认，康德在情感上仍是一位世界主义者，而非民族主义者，他“最终高举的是一个最终的共和联邦的国家理想。”[33]当杜威阐述康德同腓特烈大帝的关系时，他将康德哲学解释为一种后见于启蒙运动的理论创建，并将康德称作启蒙运动的儿子。康德几乎被描述成了准确把握腓特烈大帝政治实践实质的“准国师”。但杜威很快便意识到将康德和腓特烈大帝并置的尝试恐怕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于是立刻澄清，康德哲学本身并不是一部能明确决定国家行为的法典。随后他又指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某种观念，势必会导出一种有关社会和国家的哲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对国家的认识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前提之上的，“人的自然动机是热爱权力、热爱财富、热爱荣耀，这些动机是利己的，它们总是处在争斗之中——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34]。理性渴望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秩序，它无法在斗争当中发挥其正常的作用。只有在稳定的国家秩序中，理性才能实现立法，从而引导行动完成自身使命。试想，如果战争的发起者不是德国而是英国，杜威是否又会将战争的源头指向霍布斯呢？
“国家的职责不是直接促进道德自由，这一点唯有道德意志可做。国家的职责是防止阻碍自由的力量的出现：建立一个外部秩序的社会环境，让真正的道德行为逐渐演化为一个人形的王国……迫使人类建立国家的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性法则，而不是自然的合群的需要，也不是权宜之计的考量。国家对于人类实现自身道德的目的是必需的，道德目的并不是进行革命。推翻并处决君王‘与神学家说的那种反对圣灵的罪行一样，是一种永世的、万劫不复的罪行，今生来世均无法赦免’。”[35]
理性对稳定的外部环境的要求使得服从权威变得合理。但杜威又强调，由于受18世纪个人主义的掣肘，康德对外部环境即国家的认识仍然是以确保内在道德王国的自由为最终目的的。也就是说，杜威认为康德虽然看到并揭示了启蒙时代——腓特烈大帝的时代的两种面相，但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内部始终是最重要的。“外部革命不过是内部革命或理智革命的自然表达，也没多大意义。知识力量的真正增长必须依靠科学和哲学的不断进步，依靠在大众中逐步传播智力超群者的发现和结论。”[36]因此，在康德哲学中，外部服从不能压制内部自由，相反，恰恰是内部自由促成了外部服从，“道德立法的根本是要去影响感觉世界，其目标是在感觉世界中达到自由的理性行动。”[37]
胡克在《杜威全集》导言中表达了对杜威将康德作为塑造德意志民族思想、性格和行为的始作俑者强烈的不满。他认为“杜威选择康德作为德意志使命和命运的先知，这是很奇怪的。假如让黑格尔来担此重任，情况就会好很多。”[38]的确，就黑格尔在现代思想界的风评而言，他似乎更像是杜威口中所说的粉饰政治的“辩护斗士”。其实杜威并未否认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政治实践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但在他看来，黑格尔只是德国国家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绝非先知或始作俑者。就像胡克就指出康德绝对命令是“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同德国或者任何列强的侵略行径水火不容”[39]一样，要证明康德哲学与德国发动对外战争毫无关联并非难事。这是因为，杜威之所以要确立康德的先知和起点地位并不是针对康德的全部思想，而是基于一种批评艺术的考量：这是杜威屡试不爽的发生学方法（追溯式的考察方法）。但如果我们因此便忽视杜威批判康德思想的历史价值，恐怕既违背了杜威原意，也忽略了德国的哲学与政治关系背后存在的真正问题。
杜威批判的不仅是康德，而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他批判的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德国的现实政治。他总结道，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三人的共同努力下，德国古典哲学才终于变成了为战争输送理论资源，粉饰德国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帮凶。康德的影响如前所述。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和形式化特质的费希特哲学，被后人总结为伦理的泛神论和一元论。这为德意志履行其使命时提供了一把钥匙，即促成德国统一的钥匙。德国人（政治团体、领导者）借此将爱国主义、国家感情、国家意识等情感冲动刻意培养成了一种神秘的狂热。[40]黑格尔则将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绝对主义元素推向了顶峰。如果说康德的关于“两个王国”的二元论尚为经验留下了些许空间的话，那么黑格尔则彻底埋葬了经验的可能性，这种“去经验、重理念”的绝对主义倾向即德国古典哲学的“原罪”。在杜威看来，黑格尔真正对德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在一段时期内，黑格尔的思想几乎是德意志的主宰……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提到黑格尔时无不表示轻蔑。不过……他的观念依然继续存在……在他之后，哲学、宗教、制度的历史都被看作是一种内在隐含的理念或目的的发展……关于德国历史的一种特殊使命及命运观并未消失。”[41]
这种观念最终渗入了德国政界和军界。杜威以伯恩哈迪为例：“伯恩哈迪说，把国家的观念扩展为人类的观念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错误，因为这会排除生活的根本准则——斗争。当他说这话时，他完全是在运用黑格尔的观点。”[42]杜威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特质是唯心主义，而唯心主义的实质则是绝对主义。其诸多概念，如“普遍有机发展”、“斗争”、“理性的绝对力量”、“自由”、“国家”后来都被德国人用来作为粉饰暴力和战争的说辞。
胡克在导言中表达了他对杜威上述结论的不满，“在德意志帝国，在其总理府、财政部、新闻界和其他公共教育的机构里，谁是推动者和引导者呢……有何证据表明，他们所作的任何关键的决定是源于一种哲学承诺呢？”[43]胡克认为杜威在伯恩哈迪的例子之外，应当列举更多“实证”，如此才可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确对德国的政治实践和外交战略起了作用。这种批驳自然有其道理。首先，杜威论述中的实例，尤其与“一战”相关的实例的确有限；其次，杜威大胆地将理论意义丰富的德国古典哲学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联系起来，确实稀释了理论本身丰富的意涵。但正如前文所述，如果只将眼光放在“实证”或“理论自证”的窠臼中，恐会忽视杜威思想的语境意义。彼时桑塔亚纳和席勒等人之所以对此书赞誉有加，恐怕也是由于从杜氏书中读出了他们迫切关心的现实问题。《德国的哲学与政治》在今时同往日看似矛盾的回响，恰也从侧面印证，此书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其是一部切实的思想史著作。前文提及，杜威之所以要将康德确立为“起点”，是基于一种批评艺术的考量。这种批评艺术恰与杜威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正是这一时代特质迫使杜威必须将德国古典哲学当作一个整体来批判，而康德作为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始祖，必然也要被当作批评的靶心。
三、“德国模式”与“美国哲学”
杜威在大学做得这三场讲座看似是学术讲座，实际上却是借题发挥。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在回应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关问题，不如说是在批判一种“德国模式”。这种“德国模式”的核心是“国家主义”（nationalism）：在思想领域体现为，唯心主义和绝对主义占统治地位，经验则被放逐至低级地位；在政治领域则体现为，现代德国用对内高度统一、对外发动战争的方式实现霸权。
杜威对德国哲学的反思过程同其对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历程的反思过程紧密联系。在他看来，德国的统一有两大本质特征。首先，德意志的统一是由内向外的，先有了哲学革命和知识王国，政治实体的统一则是滞后的。杜威认为德国的统一是“德国学者和普鲁士政治家合作的成果”，“精神的和理想的德意志与现实的和务实的普鲁士合为一体。”[44]其次，德国的统一是在“国家权力”和“对外征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因此，否定德国的“知识王国”和“政治王国”便成了一回事。
19世纪70年代，美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科学与宗教大战”（the Warefare of Science and Religion），虽然这场大战总体来说是以“进化论自然主义”思潮席卷全国而告终的，但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思想界却呈现出这样一幅复杂的景象：一方面，“进化论”思想的进入极大地改变了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模式，致使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引进系统化、思辨性的德国古典哲学，调节各种敌对思潮。德国哲学在这段时间内对美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早体现为美国的超验主义哲学同德国唯心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在德国唯心主义那里，美国的超验主义找到了一种世界观，他们对于个人的自我实现的强烈兴趣，以及他们对于从精神或宗教角度理解人性和宇宙的执着热情，都借此得到满足。”[45]虽然超验主义哲学在南北战争期间趋于衰退，但美国人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兴趣在圣路易斯找到了庇护所，在哈里斯主办的《思辨哲学杂志》中获得了新生。1882年，杜威在哈里斯的鼓励下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启了他研究德国哲学的全新历程。
19世纪下半叶，德国思想尤其是以康德、黑格尔为主的德国古典哲学几乎统领着大半个美国思想界，杜威本人也深深为之倾倒，不禁拜倒在德国古典哲学庞大的观念体系脚下。伴随德国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德意志也逐渐从四分五裂的邦国联合体成为了统一的帝国。自1807年拿破仑入侵普鲁士、柏林陷落、割地赔款至1871年普鲁士取得普法战争胜利，德国终于雄踞欧洲大陆，成为大陆霸权的有力竞争者。与德国事实上的崛起——德国统一相比，德国哲学和德国思想界的崛起则早了许多年。18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学和哲学从英、法创建的开端出发，在彻底消化了他者的思想文化后又走上了新的路线。歌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康德、费希特的身上难道就没有莎士比亚、弥尔顿、洛克、休谟、卢梭等人的影子吗？[46]
德国人之所以能在19世纪迎来属于德国思想的时代，法国人居功至伟。法国人在德国思想走向欧洲、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大革命”淘洗的法国诗人和思想家都将“德国”当作未受“革命”荼毒的理想的伊甸园。“外部革命”（以暴力颠覆政体）不但无法帮助法国人建立“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城邦，反而招来了雅各宾派和拿破仑。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在他那本著名的《论德国》中将德国描绘为了一个田园诗般的传奇，一个只对宇宙感兴趣的感伤的梦想家和哲学家栖息的大陆。库辛（Cousin）在为法国大众解释德国思想家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时，也延续了以斯达尔夫人为榜样的先锋工作。泰纳（Taine）更是以黑格尔为师，他的《艺术哲学》充斥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色彩。歌德和他高举的“世界主义”旗帜更是成为英、法文学艺术界的救星。彼时德国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给欧洲带来的更多是其光明和积极的一面。无论诗人还是哲学家，他们借鉴德国文学和哲学的初衷都是为了弥补本国之不足。[47]但在政治实践上，伴随“世界主义”（大同世界）口号而来的是德国连连对外征战的现实，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德国。谢勒（Scherer）便在德国人对歌德的狂热崇拜中看到了一种“权威”主张，但他最终还是把歌德提升为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人，称赞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他对待歌德的矛盾态度倒是很像杜威对康德的矛盾态度。德国的唯心哲学不但影响了它的近邻，而且还漂过英吉利海峡影响了不列颠。后来传到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最早就是在英国发轫的，但英国经验传统却不允许德国唯心主义在不列颠大行其道。杜威正是在这场新黑格尔主义浪潮吹过大西洋达到美洲大陆之后接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
种种迹象皆表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英法美几个大国思想界对德国思想和德国现实普遍持有爱恨交加的态度。思想家们固有的反思机制是导致这种矛盾态度愈加突出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现实刺激却是,德国的帝国主义正在向世界范围迈进。
普鲁士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取中获胜并借此统一德国，随后德意志帝国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但俾斯麦在任期间（1871-1890），德国尚未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48]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随即将俾斯麦对德国所处地缘政治的担忧抛诸脑后，开始实行对外扩张的“世界政策”，企图主宰世界。1914年，德国用一场世界大战充分展现了其重建世界格局的野心。同时期的美国则基于其“孤立主义”传统，抽身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采取“中立政策”，即不直接投入武力，同时以“和平主义”积极调停战争。1915年1月，威尔逊派豪斯前往欧洲调停，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15年2月，杜威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前的时局呈现出了整个国家主义哲学在政治、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崩溃景象。碰巧因为地理位置而不是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没有参与到这种失败的表演之中……这就要看我们是否有勇气面对这个事实，是否有智慧设计出一个针对当前事实的行动计划。仲裁条约、国际司法委员会，国际裁军计划、和平基金、和平运动等都在酝酿之中。但是按照目前的局势，这些计划中所包含的思想还是不够彻底……我们必须在我们国家生活之中和国家之外去关注这个事实。”[49]
杜威对“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是不满的。他认为“就其实质而言，和平的观念是一种消极的观念。”[50]美国在战争之初的调停方案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其实质是暂时的“以利换利”，这种方式不但不能真正阻止战争，反而会不断助长德国的野心。1918年2月，美国已经对德宣战，杜威在一封写给左派人士罗布特·杜恩（Robert W. Dunn）[51]的信中再次强调：
“有识之士应当投入到推翻独裁统治的事业中。我对目前所谓的‘和平主义’运动（pacifist activities ）毫无兴趣。和平主义运动只会让目前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冲突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将来会受制于军国主义……只有希望将民主原则应用到全世界的人在国内才能真正有效地为民主而奋斗……我很遗憾看到你说‘我们的知识分子正在宣布一场战争’，这种说法显然是对美国为何参战的巨大无知。”[52]
可见，在杜威看来，美国参战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更是由于两种政治模式（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两种政治理念（独裁和民主）之间天然的矛盾。面对美国在一战早期的中立态度及和平主义的调停手段，杜威率先从思想领域开启了对德国的清算。但这种清算并不是要否定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价值，而是要彻底否定其现实价值。杜威指出，一种思想在其产生之初总是与某种“现实”紧密相关的，一旦这种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思想被当作普遍真理予以贯彻时，其结果往往是有害的。
“有些观念在原本诞生的时间和地点都是自然的且有效的，可一旦出现在不同的环境之中，优点则变成了缺点，非理性的事情得到了理性的认可，所谓的永恒真理阻挡了事物的发展。本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偶发运动却由于思想的认定且被赋予知识的名头，便获得了持久性和尊严。历史表明，按照普遍和抽象真的方式思考是很危险的；它会把观念从其诞生地中提升出来，并让观念承担我们预料的危害未来的东西。过去哲学家们主要关注在一种永恒形式下观察到的绝对真理和绝对是在，而不是关注时代的现实生活问题，这种危害更大。”[53]
因此，杜威与其说是清算德国古典哲学，不如说是清算了与德国古典哲学密切联系的德国现有政治模式。况且，在他看来，“绝对主义”的哲学并非对所有国家有效。只有在德国那里，神圣观念才有可能真正将两个王国统合起来：“德国人坚信，这种形式的唯心主义思想只有在德国才会如鱼得水，得到广泛的应用。德国人的这种想法完全是对的。”[54]他毫不客气地批判了德国人的“民族性”：“比起这些言论本身更重要的是说话的场合和言者的职业。骑兵将军们运用哲学来说明战争教训的，除了德国，我认为这在其他国家是很罕见的。用《纯粹理性批判》来强化军事准备的意图，除了德国，其他国家是很难发现这样的听众的。”[55]
“一战”以协约国一方的胜利而告终，但战后对德国的处理却为其再次发动战争埋下了引线。当杜威决绝地同德国古典哲学挥手告别时，他已经预见到，以暂时的“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博弈”并不能彻底解决德国问题，“力”与“力”之间的搏斗终究会以一方彻底的衰落而告终。就在杜威高呼“德国模式”已经破产时，他也为人们提出了一种对抗德国模式的“新”模式——一种美国的历史哲学：
“一种理智的、具有勇气的实践哲学将会设计出一些方法，使得这些力量能够在未来切实地发挥其作用。一种美国的历史哲学必将是一种关于美国未来的哲学，这个未来就是人类的自由和充分交往，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明智地进行合作试验。”[56]
在杜威看来，一种美国的历史哲学不但具备“国家哲学”的特质，更是一种带有普遍真理效果的“世界哲学”。有趣的是，杜威在批判康德的“二元论”后也为未来的人类社会准备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构想。但他坚持认为这种带有普遍真理效果的哲学同德国的国家哲学在本质上全然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杜威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与他对德国政治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质疑德国哲学传统的目的完全是基于国际局势的。当杜威最终以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美国哲学”作为这场论争的结局时，意味着一场新的思想论战正悄然到来。
注释
[1]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第八卷），何克勇译、欧阳谦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7页。本文涉及杜威著作（除书信外）的译文均参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杜威全集》，因行文需要，译文或略有改动。
[2]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D. Croly, 1869-1930）是美国政治思想家，著有《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 the Rol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Pursuing National Goals）。克罗利在书中引入了“国家利益”的概念，呼吁在美国实行一种新的“国家主义”。
[3]“和平主义”是“一战”期间美国盛行的一股力量，杜威批判的和平主义者大多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他们认为耶稣的伦理教诲和所有道德的核心就是“勿抗恶”。杜威也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但他非常不认可和平主义者将所有暴力和武力都视作罪恶的看法。参见Steven C. 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pp.292-293；中译本参见洛克菲勒：《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赵秀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297页。[4]杜威：《力量和强迫》（“Force and Coercion”），载《杜威全集》（中期第十卷），王成兵、林建武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8-202页。
[5]参见Rockefeller, 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pp.303-311。
[6]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文本说明”，第384页。
[7]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9）是杜威的学生，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青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极大的兴趣，后来转而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8]以上例证均摘取《杜威全集》中期第八卷，“文本说明”，第385页。编写组在“文本说明”部分列举的评论家和评论，除桑塔亚纳和席勒以外，另有弗朗西斯·哈克特、李普曼、威廉·欧内斯特·霍金等杜威同时代的哲学家和评论家，大多数评论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持赞赏态度。
[9]杜威：《从绝对主义到经验主义》，载《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五卷，孙有中、战晓峰、查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3-114页。
[10]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11页。
[11]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12页。
[12]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13页。
[13]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13页。
[14]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34页。
[15]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42页。
[16]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48-149页。
[17]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36页。
[18]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4页。
[19]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2页。
[20]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5页。
[21]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48页。
[22]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5页。
[23]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43页。
[24]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8页。
[25]杜威此处认为精神和灵魂是一致的，或者可以说完全是一回事，它们都指代人的内心世界。
[26]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17页。
[27]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17页。
[28]腓特烈大帝，又称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年至1786年在位。腓特烈大帝是启蒙运动时期欧洲著名的“开明君主”，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一跃位居欧洲强国之列。
[29]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20页。
[30]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08页。
[31]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08页。
[32]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7页。
[33]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32页。
[34]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32页。
[35]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32页。
[36]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21页。
[37]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24页。
[38] 西德尼·胡克：《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导言”，第19页。
[39]胡克：《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导言”，第18页。
[40]杜威认为德国特殊的教育体制是造成爱国主义、国家感情、国家意识等情感冲动刻意培养成了一种神秘的狂热的重要原因，因此当杜威在建构他的思想体系时，他也将“教育”作为了一个重要的革新点。正如杜威是从他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性接受中获得了创建“实用主义”哲学的灵感那样，他也是在研究德国教育的过程中方才找到了如何通过教育解决美国工业化、现代化面临之难题的方法的。杜威完全明了，德国政治复兴的关键正在于德国人通过教育实现了道德和精神的复兴，在道德统一中寻找政治统一的关键环节。他从费希特的努力中看到：在德国，一方面国家承担着教化民众的道德职能，另一方面教育又是促进人类实现自身完美的特定手段，因此教育就是国家的职责所在。换言之，“教育”的目的是“国家”，“国家”的本质就是“教育”，这既是德国成功崛起的经验，同时又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借鉴和反思的重要议题。
[41]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6页。
[42]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6页。
[43]胡克：《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导言”，第18页。
[44]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37页。
[45]Rockefeller, John Dewey: Religious Faith and Democratic Humanism. p.12. 中译文参见《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第10页。
[46]参见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47]关于法国批评家与德国思想关系的更多论述，参见Irving Babbitt. 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12.
[48]俾斯麦在任首相期间，充分利用欧洲其它国家之间的矛盾（英法矛盾）为德国的统一开辟出道路。此外，处于对德国地缘政治的考量（被极大强国包围），俾斯麦奉行遏制法国、拉拢英国，在欧洲内部崛起的“欧洲政策”，极力克制对海外殖民地的热情。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团结德国人、使其强盛，而不是为了增加领土。俾斯麦在执政的最后几年甚至打算放弃德国所占据的全部殖民地，为英国让利，摆脱争夺海外霸权的欲望。参考路德维希：《音符与铁血：德国人的民族性格》，周京元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施蒂默尔：《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李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49]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60页。
[50]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60页。
[51]罗布特·杜恩（Robert W. Dunn, 1885-1977）191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6年加入了社会党，并在1916年至1918年期间担任大学生反军国主义联盟主席。他后来成为了美国纺织工人工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民权大会和许多类似组织的成员。
[52] John Dewey to Robert W. Dunn. 1918.02-27. 来自Past Masters 数据库：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Dewey。
[53]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10页。
[54]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58页。
[55]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20页。
[56]杜威：《德国的哲学与政治》，载《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八卷，第161页。
- 作者: 乔·安·博伊兹顿(Jo Ann Boydston)，刘放桐
-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定价: 98.00元
- 页数: 450
- 时间: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