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确的概括

一、二战后，国共内战前期

苏联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目的是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对东北控制这一条线很重要！斯大林督促毛赴重庆和谈，不了解中共实力和最终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雅尔塔体系。

由于美苏关系和冷战环境，苏联对中共占领东北的问题上出现多次摇摆。表面上看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没有明确的目标，实质是要达到控制东北的目的。

苏联对东北根据地援助不少，但在全国来说为了顾及与国民党关系和可能引发的美国介入，就相对慎重。

“1945年中国政府被迫接受的中苏条约显然属于不平等条约。撇开外蒙古问题不说，但就苏联把已经卖給伪满洲国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作为其战利品与中国合营，又强行租用旅顺港和实际占有大连市而言，已使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当时国民对苏联的反感与此不无关系”。

中共与苏联真正结成同盟不是在中国内战的开始阶段，而是在中共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结尾时。

二、内战即将胜利到建国前

苏联对华政策基本和首要的目标就是完全控制包括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在内的中国北部地区。

1947年初到1949年，毛多次请求去莫斯科见斯大林获取支持和帮助，斯大林处于冷战时期，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原因，采取保守和防御策略。毛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但不得不忍气吞声。

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内战，毛反应强烈，坚决反对。

在调停问题结束后，斯大林的目标已经基本转向支持中共，并力图把中国纳入由莫斯科掌握的社会主义阵营。

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波促进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相互了解和理解。

由于中共与苏联在一是形态方面有共同的认识基础，在国际斗争中有一致的战略考虑，因此结成同盟关系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在此基础上，双方努力寻求重大问题上大成谅解，有争议的问题采取暂时搁置或退让。

刘少奇秘密访苏取得成功，是1949年7月1日宣布“一边倒”重要原因。中美高层接触也就开始长达22年停止接触。

三、毛访苏，签订同盟条约

毛想重新签订中苏条约，苏联一直没有名额去答复，且多件小事让毛产生不满。

毛闭门不出，西方产生谣言毛被软禁，美国官方喊话对中示好，斯大林担心让毛空手而归会破坏双方政治关系，迫使斯大林让步。此外，中方对外蒙古问题上松口。

苏联失去了太平洋入海口——大连、旅顺口，失去了中长路。由此希望发动朝鲜战争，重新获得太平洋入海口——仁川、釜山，战争也使苏联有权使用中长铁路。

“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反映了中国所要求的平等原则，而战后苏联与所有东盟卫星国签订的双边条约中，都没有提到平等互利。”“相对于各自最初设定的目标，做到重大让步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不仅在形式上保证了背景与莫斯科之间的盟友关系，而且在实际上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不过在双方领导的内心，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猜疑和不满反而加强了。苏联被迫做出的让步和牺牲固然使斯大林心中充满怨气，而毛泽东后来常常提起他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也充分反映出他当时的内心感受。所以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中。由此可以认为，存在利益冲突并不影响同盟的建立，虽然可能影响到同盟的稳定性。此外，斯大林被迫接受中国关于东北问题的协定，还导致了一个结果，即苏联为实现其追求已久的远东战略利益，不得不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当然，正式由于美国仁川登陆改变了朝鲜战局后，毛泽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单独与美国军队作战，才使中苏之间的同盟成为事实，才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之间的政治基础。这就是历史上时常出现的因果转换的一个典型例子：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则反过来巩固和加强了中苏同盟”。

四、台湾问题

中苏结为同盟是美国改变对台湾看法的逻辑前提。前期美国的消极观望态度，后期的武器和资金支持。

对台战争上，苏联对中国的海军空军建设支持不积极，同时期对朝鲜军事援助有求必应。

综合来说，“影响和改变中共决策主要有三个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抵抗能力、苏联对中共进攻台湾的援助力度以及美国对援助蒋介石防守台湾的政策取向”。

中苏条约谈判的结果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援助力度。原因“一方面是毛泽东坚持收回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引起斯大林对中共的不满和疑虑，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战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决定同意北朝鲜先采取军事行动，其结果是莫斯科打打减缓和压缩对中共的军事援助。所以，中苏同盟条约的前述，虽然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安全和中共政权的巩固气到了保障作用，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中共攻打台湾战役的进度”。

五、朝鲜战争

毛不反对朝鲜用武力解决统一问题，但认为赢在解放台湾后。金日成先求助苏联，并在没有向毛透露的情况下，发动进攻。

在美国干预后，金日成对依靠自身力量取胜没有信心，希望请求中国支持朝鲜。但在斯大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想中国卷入，以免苏联失去对朝鲜的控制。

仁川登陆后，情况紧急，苏联允许中国派兵。

苏联明确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原因：一是自开展以来，斯大林就一直避免把苏联扯进战争。二是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定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三是斯大林寄望通过秘密外交去到和平解决问题。

“毛泽东非常清楚，他在国共何谈及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已经两次顶撞斯大林，如果再次未被莫斯科的意愿，拒绝赴朝作战，则必将彻底失去斯大林的信任。那么，刚刚缔结同盟的中苏关系必受到影响，新中国所指望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也不会如期到来。先前已经与美国决裂，现在又要得罪苏联，其结果自然会不利于中共政权的稳固。”

赴朝战争军队指挥权、军队是否进行休整还是追击、战俘问题等问题上斯大林支持中方。

“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在战争期间开始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156项引进工程的第一批50个项目”。

“从1950年至1953年，中苏不仅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经济领域也是协调和互助的。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构成了此期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

六、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刚上台

赫鲁晓夫亲自主持给毛写60诞辰祝贺信，肯定毛“发展了”马列主义，之前只有斯大林享有。

推动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援建项目落实。

亲自带队参加中国建国五周年庆典，提供军事贷款，合营公司股份滑轨中国、从旅顺撤军等。

新中国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建国早期民众对苏联的看法与上层有明显差异是原因，从出兵朝鲜上苏联不出兵、延期归还旅顺、苏联专家高薪酬、海参崴、合营公司问题；应该中立和自主更生不应该'一边倒'）

苏联专家的建议不被采纳，一方面由于领导不重视，长期搁置，二是操作人员事项保守、习惯于旧方法，无法贯彻。

毛在开始发展经济时，对计划经济一无所知，必须依赖苏联，必须学习苏联经验。

中国出兵朝鲜，特别是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导致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从而给中国造成了极大困难。苏联在此期间，对华经济援助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体现在资金、项目、科学技术及人才培养等各方面。

“这笔资金（苏联援华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约占1959奶奶苏联国民收入的7.7%，当时在苏联可以修建268万套公寓，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内城镇居民解决困扰已久的住房问题。苏联为帮助中国经济发展，付出是巨大的”。

“中国的‘一五’计划是完全依靠苏联专家的帮助制订的，工业化建设也是以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为中心展开的。‘二五’计划草案虽然是中国自主编制的，但依然离不开苏联的技术帮助和指导。特别是因为在‘二五’计划的工业项目中，许多骨干工程还是苏联设计和指导实施的，这里不仅有相当一部分是‘一五’计划期间开工而顺延至‘二五’期间的，还有大量中国新增加的项目。因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二五’计划将征得苏联的同意，并与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相协调”。

毛设想的高速度发展二五计划，不仅国务院主管人员和下属部门无法接受，而且已经超出了苏联提供援助的能力。毛一直坚持高指标的方案，只是因为苏联的表态，才放弃不做声。但内心是不满意的，在不就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再次提出要克服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情绪。随着大跃进浪潮的到来，周恩来的反冒进方针成为批判的靶子。二五计划在大跃进中也成为一张废纸。

七、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

苏共二十大的对外政策提出“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新思路。这一思路也不是临时起义，可以追索到，雅尔塔体系是各大国认同的国际体系和平等的游戏规则，苏联也是这种体系的规则的倡导人和缔造者。

斯大林去世为苏联改变传统政策提供机会，劝说中国接受美国条件结束朝鲜战争是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意图的第一次展示。

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两年，甚至提出苏联作为新成员加入北约的要求。（真的笑出声）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及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问题上，而对于斯大林其他错误，如对党内反对派的无情镇压、推行全盘集体化的严重后果、消灭富农的残酷政策、对内实行的打俄罗斯民主主义、对外实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蛮横专断和老子党（毛对此最为愤恨）等，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或者是以赞同的口气提到的。问题的根源性仅仅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道德缺陷，没有从制度层面阐述问题要害：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

秘密报告是主席团同意的。

在场代表对秘密报告的反应是意外和震惊的。从现实角度观察，苏共做法造成了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事项混乱，其结果反而给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带来诸多困难和阻力。

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事项和组织的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是造成混乱局面的主要根源。

中共得到秘密报告先是保持沉默，不做公开评论，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

毛主要看法：

一是对和平过渡问题有不同看法

二是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思考和办事，但事情没有和其他各国党商量，大家没有思想准备。

三是斯大林正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四是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要少犯错误，避免犯大错误。

五是中共应支持二十大。

对二十大，中苏不存在任何重大分歧。不满的主要在批判具体的个人崇拜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原则上否定个人崇拜，毛作为中国革命和未来世界革命的领袖需要个人崇拜。不满苏共事先没有与中共商量。

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自我批评，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导致紧随苏共之后的中共崛起。

中共由此也开始走自己道路，但实际还是苏联的路，只是走法不同，目的是走得更快。

苏联依赖的是技术官僚集团以及有他们建立的严密的计划体制；毛依赖的人民大众和他不断发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八大所有文件和发言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受苏共二十大影响最明显的后果，可能也是后来引起毛对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不满的原因。

毛多次提出删除“毛泽东思想”的表述。

前期是并非自愿，而是受到苏联压力。原因一是苏共对毛泽东思想提法的不敢兴趣，苏共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报刊绝口不提，成为禁区。中国革命离不开苏联帮助，从大局出发必须与苏共团结，处于这样的考虑删去这提法；二是需要取得斯大林信任，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自然不能让斯大林感到中共自立门户，不能把毛与马恩列斯大林并列。

斯大林死后，一是苏联不赞成，二是顾及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

二十大的结果之一就是提高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中苏两党开始平起平坐，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

八、波匈事件

波兰事件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挑唆，波兰党和政府存在的严重的困难和缺点。首先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工资低下，个人所得税累计率较高，住房严重短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其次，当合政府经济政策的缺陷在于：投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过于落后导致生活用品奇缺；传统的手工业因课税太重而萎靡不振；企业管理制度问题重重，集中表现为权利过于集中，企业没有活力，奖金制度不合理等。第三，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导致党和政府威信降低；党员质量不高。思想教育不够，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晕轮宣传工作没有抓紧，党内外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放松了军队和公安工作。

中方（刘少奇讲话）认为，波兰问题是革命内部的问题，匈牙利问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波兰反对的是苏联的大国主义，而匈牙利反对的是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先是决定对波兰采取军事行动，后面又暂时停止了。原因有二：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苏联人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武装冲突，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后者更重要，波兰没有突然苏联的外交底线。

总的来说，由于缺乏信息，在波匈事件的初期中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但到了中期，在苏联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并感到左右为难的时候，中国的意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迫使苏联发表平等宣言，并在此基础上同意从匈牙利撤军，以及第二次出兵镇压布达佩斯的反抗。

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做法及其结果在其国内遭到质疑，并加剧了苏共党内本来存在的分歧。

仔细领会波匈事件教训的毛，改变了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就是丢掉阶级斗争，放弃十月革命；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也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甚至从原则上作出了否定性判断：苏共二十大搞的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在波匈事件后开始对苏共二十大路线产生怀疑，但又深知“ 中苏关系必须搞好，对于苏联为首的领导定位，不能发生动摇，否则对社会主义阵营很不利的。应该肯定：苏联总的方面是好的，在社会主义中必须以苏联为首。”这一态度成为中国处理中苏关系的方针，也决定了周恩来处理东欧问题的立场和方式。

九、关系顶峰

苏联发生六月事件，要求免去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依靠军队重新取回控制权，但国内外产生诸多质疑。中共在此时表态支持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急需毛访苏，并出席世界共产党会议，表示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并以向中国提供研制核武器的技术、设备及原子弹样品为利，换取了毛出访。

1955年初苏联向中国开启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窗口，中国核武器研制也由此为起点。

美国向台湾运行导弹后，苏联曾向中国表示，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部队，被周恩来婉言拒绝。中国需要的不是核保护，而是能够自己制造并掌控的原子弹和导弹。

苏联虽提供了技术，但总是留一手的，与他们现实水平保持相当的差距。

苏联后来违反协定，延误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但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要在七年（1957-1964）时间内试制出原子弹是是不可能的。（美国用了5年，苏联用了7年，英国赢了10年，法国用了15年）以时间对比，确实7年很难。

联手召开的共产党会议

会议主要目的是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对峙中的定位。

合作主要体现在：中苏两党相互妥协，共同起草了一致接受的《莫斯科宣言》；毛四处游说，坚持提出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毛对南斯拉夫代表团格外热情和宽容，极力把南共留在社会主义阵营。

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观点，中共核心考虑就是应该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苏联坚持和平过渡的提法，主要也是为了与苏共二十大路线衔接。中共表面是争论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是不愿意在共同宣言中提到苏共二十大。

毛一直坚持提 “以苏联为首” ，以及当时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毛实际上很可能是在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机制中采取一种“垂帘听政”的方式，即国家实力较强而政治经验不足的苏共在台前，而政治经验和理论水平均高出苏共但经济实力尚弱的中共在幕后。表面两党是平起平坐，实际真正拿主意是中共。

毛在会议上的发言方式引起很多当事人关注。所有来宾都是事先准备好本党中央事先批准的发言稿，在会上照本宣科，而将翻译稿发给与会者。只有毛三次发言都是即席发言。特别是11月18日的大会上，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作报告，只有毛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动，大家不得不转身听他讲话。

讲话开头就提出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意思，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地方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家不知道毛的本意是强调社会主义不必担心也不必反对国际局势的紧张状态。

另一个谈到苏联的党内斗争。表面上是对苏共中央处理六月事件表态，说明中共是支持赫鲁晓夫的，但是，第一，毛在此前曾一再告诫苏共中央，对莫洛托夫等人不要“指名道姓”，而自己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苏联的“反党集团”，给人的感觉是只有中共才有资格在国际会议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裁决。第二，六月事件的细节是米高扬专程到中国向毛报告的，许多与会者并不了解内情，而现在由一个外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披露苏联党的内幕，这不能不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处于尴尬境地。第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大会上公开评论苏共的党内斗争问题，自然会使苏共领导人感到难堪，再使用欧洲各党都不熟悉的语汇“两条路线斗争”，就更让人坐不住了。第四，毛在讲到团结问题时，突然插入对苏共“反党集团”事件的评论，显然是公开表明对苏共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处置有不同看法。

毛泽东讲这段话时，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决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这大概是毛泽东绝对没有想到的结果。说的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随意评论苏共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明显是凌驾于克里姆林宫之上，这能不让苏联人恼火？难怪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传给南共代表团成员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提出了钢产量赶苏超英，背后本意是经济上追赶苏联，这样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才有发言权。

最引起争议的是关于核战争及其后果的论述。大意是核战争让人口损失一半，但最终还是社会主义存在，并取得胜利。毛其实本意是为了反对和平共处的导向。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打开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新局面，苏联开始对中国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使得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产生了极大好感和感激之情；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开始对赫鲁晓夫的政治观点和经验感到担心，认为中共应该站出来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爆发，令毛泽东进一步对赫鲁晓夫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能力产生怀疑，于是决心出面干预欧洲事务，并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发挥某种引导作用。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感觉恰好相反。由于苏联党内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不断出现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在几次关键时刻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政治表态，使得赫鲁晓夫越来越依赖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也越来越感到必须与毛泽东联手，来共同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这两种趋向在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会聚到一起，却开始出现了碰撞。

十、大跃进、人民公社及两党政策分歧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超出苏联，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比苏联更先进、更优越。表面公开口号是超英赶美，实际毛内心追该目标是莫斯科。

1958年上半年，毛主要主义力放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反保守主义针对是党内务实派和反冒进的领导人，反教条主要针对苏联发展经济的做法和经验。在毛看来，苏联的根本问题是见物不见人，依靠官僚技术阶层和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管理经济，要害是限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当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克洛奇科就回忆说：1950年代中期，中国不断在搞政治运动，知识分子也陷入文山会海中。苏联专家希望帮助中国发展科技，但对中国同行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会议和政治学习而不是科研上非常反感。在苏联专家中有一种普遍看法，一旦中国人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开始工作，并且放弃那些没有意义的会议，中国人是可以赶上并超过苏联的。但是，中国科学家不仅被迫浪费自己的时间，还浪费了苏联顾问的时间，以及中国政府付给的薪水。苏联专家认为，妨碍中国科技进步的另一个因素是领导人不信任科学家。在上级的指示下，研究计划无休止地修改，科学家总是被迫放弃正在做的研究，去做上面要求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工作，结果纯科学的和基础的研究没人做，没有自己的根基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这段话还不过时。

苏共对人民公社运动一直报道不多，兴趣不大。主要原因是苏共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认为应当暂时不去主义人民公社问题，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

二十一大（1959年1月-2月）后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报道减少，对中共和领导人积极性用词减少，未提及人民公社。

苏联不想因人民公社问题破坏中苏关系，但是赫鲁晓夫事后回忆解释，是为了给苏联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经济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美国分析道，人民公社是对苏联模式的一次重大背离，因此将威胁苏联的领导定位。正是感到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过程中，中共正在超越苏联，莫斯科也毋庸置疑地对人民公社所暗含的对其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挑战作出了反应。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的一个讲话批评了人民公社运动，由此激怒正在庐山会议的毛。毛也把庐山会议上争论的减指标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

十一、炮击金门、中印冲突

“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并将继续超过资本主义阵营。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认为和平共处的策略可以放弃，至少不能再作为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了。既然国际革命的力量已经大于国际反革命的力量，那么就应该唤起世界人民的斗志，制造紧张局势，甚至采取战争边缘政策，通过武装斗争最终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赫鲁晓夫同意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判断，但他的结论与毛泽东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战争可以避免了，同帝国主义的对话和谈判更有资本了，和平共处的基础也更加巩固了，实现和平过渡并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显示出乐观的前景。于是，中国主张利用紧张局势加强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苏联则致力于与西方搞好关系，实现苏美缓和。”这一判断的差异，是后面很多问题不同的处理思路和看法的原因。

作者认为，毛在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向苏联发难，其主要目的是把赫鲁晓夫引到北京，并签署一个公开的联合声明。然后就发生了炮击金门事件，给美国产生一种错觉，苏联也无奈地提供了核保护，并主动提供武器援助（但被中方拒绝）。

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炮击金门计划，拒绝苏联派军队到中国参战，反对苏联召开十国首脑会议的建议，无疑都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对此，苏联大使馆当时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理念中，以谁为主，是否需要统一行动，对于中苏而言实质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问题。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态度明摆着就是对莫斯科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导地位的挑战。

1958年夏秋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不仅成为中印关系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中苏关系公开恶化的起点。在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时人们注意到，1958年发生的炮击金门事件反映出中苏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及所采取的政策出现了不同趋向，而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苏联的消极反应表明了中苏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解和选择。其结果，赫鲁晓夫因迁怒于毛泽东在台海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毛泽东则因为莫斯科对中共倡导的共产主义试验表现出冷淡和否定态度而大发雷霆，提出要向赫鲁晓夫宣战。不过，这两件事最终并没有直接导致中苏之间分歧的公开化。令人意外的是，庐山会议后一个月发生的中印冲突，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涉及中苏关系，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益并无伤害，却使得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最后竟导致中苏领导人面对面地激烈争吵，并随之将他们之间的政策分歧以讨论理论问题的方式诉诸报刊。

发生此事时，赫鲁晓夫正准备访美，并想为此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让他极为恼火。

苏联由此刊登了塔斯社声明，声明表面中立，实际偏袒印方。但问题核心不是发表了这一声明，而在于中苏双方确实存在着分歧，分歧还不仅仅在于中印冲突的问题本身。

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后，在国庆前访问中国。这次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关键性转折点。会议上除了互相攻击，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取得起码的谅解。

争论和分歧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中印冲突引起的，实际的根源在于对苏美是否应该接近，是否应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不同立场。赫鲁晓夫认定中国对印度采取的鲁莽和偏激的政策，其目的和后果就是破坏苏美首脑会谈，干扰缓和的进程。而在毛泽东看来，中印冲突只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问题的要害在苏联对美的缓和政策，莫斯科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中立和妥协的立场，也是为了保证美苏首脑会谈的顺利进行。

1959年中苏领导人之间的争吵及1960年中苏分歧的公开化，并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中苏两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于他们对时代特征的认识以及在战争、和平、革命等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重大差距。在此基础上，中苏两国对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印度（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台湾（反动派）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矛盾爆发的前提在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经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此之前他们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可以求同存异，但是当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具备（或仍可保持）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能力的时候，就必然要求把社会主义各国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到自己认为的正确方向上。于是，分歧便显露出来，争论就在所难免。

中苏两党几乎同时确定了完全相同的处理双边关系的方针：努力保持中苏友谊和团结，但必须通过公开表达各自主张和立场的方式影响对方，规劝对方，希望对方能改正错误，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于是，中苏在基本理论观点方面各自表述的局面就自然生成了。接着，双方开始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各抒己见，甚至展开激烈争论，终于导致中苏分歧的全面公开化。

十二、结语 中苏同盟破裂深层原因

中苏的原则性分歧在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开始露出苗头，到1958年下半年及以后便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具体说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炮击金门、中印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一系列事件。这些分歧就其表现而言，既不是意识形态（双方都承认它们的政治目标和理论体系是相同的），也不是国家利益（双方都认为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是方针政策的取向：中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则反对这样盲目的激进政策；中国要给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苏联则坚持必须维持缓和局面。而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发展道路的认知差异。

实质是在争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导权。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主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

中苏同盟破裂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脆弱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失衡，也就是说，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中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结构性缺陷，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

其二，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