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边缘中的“羌族”史

毫无疑问，本书不仅是羌族研究，更是民族史研究的典范。 作者指出羌族是历史之产品，也是“历史”（对历史的选择与建构）之创造物。古今华夏心目中的羌人与羌族历史，事实上并非某一民族实体的历史，而是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这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当前羌族的历史，也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近代羌族成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并非只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发明或建构。因此作者并不认同“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 全书分成三部分 第一，社会篇 作者提出了“羌族”族群认同的三个理论。 1、“羊脑壳”与“牛脑壳”，存在于过去用来羌族用来区分邻近的敌对人群，进而增强族群内部的认同与凝聚。 2、“一截一截骂”，过去羌族存在“尔玛—赤部—而”三层族群认同结构，此种结构与本地人群存在于“汉““藏“两大文化系统之间有关。 3、“毒药猫”，“一截一截骂“还存在于“尔玛“内部，“毒药猫”传说的产生便是强化族群认同的结果，所谓“无毒不成寨”。作者指出人们对许多外界“异人群”的敌意，常反射到他们对本群体内或边缘相当亲近的“他者”身上。在主要群体内或边缘的弱势“他者”，特别容易成为该群体成员化解外界强势“他者”所造成的压力与恐惧的“代罪羔羊”。 第二，历史篇 作者指出羌族“典范历史”实际是一种“历史”，是国族主义下的时代产物。而这种以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产、宗教信仰与文化特征来界定、追溯“羌族”的错误在于，原来“民族”(或族群）便不是以客观文化、语言与体质特征来界定的人群。清末民国以来，“民族”的形成具有三个面向，第一，在民族、考古、语言等新学术工具与新的历史书写下，“民族”得到其客观的典范特征。第二，典范的学术知识被转化为民族常识，“民族”得以建立在土著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与主观认同之上。第三，所谓土著观点，经常不是所有土著的观点，而是土著群体内部分人土所决定的“土著观点”。 在华夏逐渐形成过程中，华夏心目中“羌”的异族概念持续变化，华夏心目中的“羌人地带”也有一个逐渐萎缩的过程。总之，“羌“，随着华夏与其西方边缘人群的往来互动而变迁。因而，在此历史中延续的，也是一个核心与边缘人群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历史中，华夏与其“边缘”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这样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是羌族形成过程的历史，也是许多华夏与藏族形成过程的历史。 第七章，作者提出了“历史心性”（流行于群体中的一种个人或群体记忆、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的说法，“弟兄祖先故事”和“英雄祖先故事“便是历史心性的产物。 第三，文化篇 作者从三个角度解读文献中有关“羌人文化”的描述。在事实（fact)层面，一段华夏对羌文化的描述，可能反映出当时被称为“羌”的人群之真实习俗。在叙事(narrative)层面，这些有偏见的选择性异文化描述，可能反映华夏自身的文化与认同特质。在习行与展演(practice&performance)层面，历史上华夏 对异文化之排斥描述(无论是否真实)，在歧视、夸耀与模仿等文化展演作用下，促成“羌人”学习、模仿华夏文化与历史记忆而成为华夏。“羌人文化”便如此，永远在不断建构与变迁的过程中。这样的建构与变迁过程，也造成今日之羌族与羌族文化。在此“文化史”中延续与变迁的并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一个在核心与边缘族群关系下的文化展演、夸耀与模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