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建筑基因的见证
公元六世纪修士莫斯克斯著作《精神草地》一书，记录了他在拜占庭帝国的旅行所见。1994年作家威廉·达尔林普尔沿着莫斯克斯的足迹，从希腊圣山出发，探访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以地区和埃及仍存或已成废墟的基督教堂、修道院……最终成书《圣山来客：追寻拜占庭的余晖》。
作者的旅行方式、地区宗教历史与文化冲突，是最先吸引我的地方。随着阅读的进行，借助GoogleEarth等网络工具扩展想象，我对拜占庭时期的建筑也产生了兴趣——它们有什么特点？什么因素决定了它们的特质？
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圣加百列修道院，是作者记述得最多的地方之一，原因也许是“这是我第一次住宿在莫斯克斯有可能住过的修道院里”。修道院地处土耳其东部米迪亚特远郊荒漠山丘之中，“路上没有任何别的交通工具，周围也没有人居住的迹象，既无喧嚣也无鸟鸣，完全没有一点儿声音，令人不安……它不单纯是荒芜，它是被故意废弃的。山坡上的橄榄树扭曲得并不自然，是有人把它烧了，光秃秃的枝干在天际线上映出参差不齐的焦黑轮廓……我们正穿过焦土。”
圣加百列修道院以7世纪的主教圣加百列命名，但它的建立要追溯到公元397年（几乎与始于395年的拜占庭帝国同期），由来自土耳其马尔丁的两名僧侣塞缪尔和西蒙初创。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修道院之一，经过一千多年的跌宕演变，身处宗教冲突中央地带的圣加百列修道院的建筑集群却依然完好，就像矗立在石头山坡上的另一座山丘。
可以想象，当塞缪尔和西蒙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开始堆砌石块之时，就确定了圣加百列修道院的建筑风貌，也赋予了它强大的存活能力。公元512年拜占庭皇帝下令建造的圣加百列修道院的主教堂（早于伊斯坦布尔圣索非亚大教堂）到今天仍然在使用，在经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的来来去去，甚至僧侣也多次遭到屠杀之后，建筑仍然被保存了下来。冥冥中从黄砂土地上长出的色彩和肌理成为了它天然的保护，也许摧毁它和摧毁一座山丘一样徒劳无功，没有意义。
信徒修建早期的基督教建筑，肯定也想借鉴罗马人的传统——古典柱式、穹顶、剧场感……但对彼时清贫的基督信徒来讲，恢弘的建筑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能够有一个简陋的地方开展集体生活便已足矣。相信尸体会复活的信仰、希望自己死后葬在使徒附近，使得在地下修建墓穴既是心理愿望，也是一种实用且坚固的建造方式。《圣山来客》中写到，修士雅库布带着达尔林普尔走进漆黑地穴，摇曳灯光，影子在拱廊起舞，“这是埋葬殉道者的地方，海湾战争期间被用作防空洞，看到那边的盖顶石了吗？圣加百列的手臂就埋在那里。”找遍圣加百列修道院的照片，与地面不断扩建和调和的建筑相比，地下部分更为纯粹，更富历史感；石头上没有藤蔓装饰雕刻，也没有几何造型的花饰门拱，一切简洁质朴原始有力，让人敬畏。
贫困的基督教徒崇尚苦修，谦卑的生活方式缺乏对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推进的动力，唯有基督教的十字象征性符号影响了建筑的平面布局：四臂等长的十字平面成为了拜占庭时期教堂设计的标准样式。这个改变意外地创造了一个新的圆顶模式——与罗马大浴场和万神殿在环形墙壁上架设圆顶不同，基督教堂把整个十字形包含在一个正方形或八角形里，在正方形或八角形上架设圆顶，这便是拜占庭建筑在圆顶上的突破之处了。圣加百列修道院地面建筑的标志物狄奥多拉圆顶（建于公元六世纪）就架设在石头和砖砌成的八角形建筑之上。厚重的石墙结构支撑屋顶，穿过厚墙的窗户看起来像一个个洞口，让地面空间也充满了洞穴感，幽暗深邃，坚不可摧。
从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年月，到七世纪早期伊斯兰教的兴起，这之间的三百年间，地中海东岸差不多完全是基督教的天下。如今，基督教在它诞生的土地上衰败，而圣加百列修道院是基督教大衰落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达尔林普尔在《圣山来客：追寻拜占庭余晖》中写到：“这些年我在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目睹了许多已成废墟的教堂，现在却发现这座年岁久远的建筑仍有修士居住，他们身上的长袍与莫斯克斯本人所穿的几乎一模一样，这种感觉十分奇异，仿佛误打误撞遇见了一个失落已久的古罗马军团。”在我看来，圣加百列修道院便是早期拜占庭建筑基因（原生、少装饰、洞穴感、方形上的圆顶）的见证。
拜占庭帝国跨越近千年，一座早期的教堂当然无法全面展现整个时期的建筑特色，但圣加百列修道院在地理和宗教的双重因素下，在民族文化冲突的悲情之中，呈现出一种抵御时间的倔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