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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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帝国”这一概念，我们能理解某种与帝国主义完全不同的东西。民族——国家的现代体系所限定的国境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经济扩张来说是根本的。国家的边界确定了权力的中心，从那里，统治通过一系列渠道和界限，施加于外国的疆域。这些渠道和界限交替地方便和阻碍着产品的流动和货币的流通。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一国家的主权超出它们自身疆域的扩张。事实上，几乎所有世界的领土可能都被分割过，整个世界地图可能都以欧洲的色彩标明过：红的表示英国；蓝的代表法国；绿的标识葡萄牙，等等。无论现代的主权在哪里生根，它都建立一个利维坦式的怪物，控制它的社会领域，强加等级制的边界以保护其自身特点的纯粹性，排除所有他者。——《帝国》序言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考茨基：“尽管帝国主义在原则上要求一个国家的资本家进行反对一切国家的资本家的战争，但是很难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大国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不得不同一个或几个其他的大国的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同他们结成联盟，尽管开始时有些摩擦。”
列宁：“考茨基的“理论”的客观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考茨基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也就必然要粉饰帝国主义，这种情形在他批评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性时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
哈特、奈格里：
“民族国家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扮演着一个临时性的角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决定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功能是稳定物价和剥削，长远来看，对全球生产体系的所有障碍都会被超越。”
“新的帝国的出现，实质上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完全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权力基础上。”
“帝国”的历史背景
“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出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当殖民制度已经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障碍最终坍塌，我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不可扭转的全球化。伴随着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过去几年中，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政体的合法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赞同。”
希望的政治体制“战胜了其他与之相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近代的共产主义。”——福山
“帝国”的概念源流
古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
“混合政体的观念源于古希腊城邦理论，对之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形式被区分成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因为这三种政体都有好的政体和坏的政体的区分，因为三种政体的国家都有可能“失去节制”，只有将他们正确地混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最好的政体。”——卡尔·施密特
“波利比乌斯的罗马帝国模式更加坚定地以调节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和体制为基础，并得出结论认为，罗马帝国综合了各种不同的治理形式。波利比乌斯认为，综合君主权力、贵族权力、平民权力的混合政体是最完美的权力形式。”——《帝国》
帝国的基本特征：
1、帝国的概念假定了一个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体制，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
2、帝国是一个成功地终止历史并因此永远固定现存事态的秩序，一个位于历史终点的体制。
3、帝国的规则操纵着世界各个层面的社会秩序的管理，帝国代表着生命权力的典范形式。
4、尽管帝国的实践不断地以暴力方式推进，但帝国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平的，帝国力图维持一种在历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
非物质劳动（本书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来自于意大利自治主义者拉扎拉托，他将其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和文化的内容。”
哈特和奈格里对此进行了拓展：
1、与科学和知识相关的符码操作性的智力生产
2、情感劳动，即和服务业相关的情感劳动
3、和网络信息技术相关的相互作用的合作关系的劳动。
“帝国”背景下生产过程自身发生的变化：
“结果是工业化的工厂的劳动在减少，其优先地位让位给交流性的、合作性的、富有情感的劳动。在全球经济的后现代化当中，财富的创造更倾向于我们将称为生态政治的生产，即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在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升华不断增长地相互重叠，相互投资。”——《帝国》
对福柯“生命政治”的改写
如何理解新自由主义的自我调整？
生命权力 vs 生命政治
“非物质劳动”：指该劳动生产出的主要是诸如符号、图像、信息、知识这样的非物质性的产品；
“生命政治劳动”：指该劳动不仅产出可供流通的产品，而且在劳动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生成劳动者的生命形式与主体性。
一般智能
“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变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即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拜托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与 主体性的生成
1、该劳动形式不再是单向度的机械化活动，需要劳动者动用智力、知识、语言、情感。
2、该劳动形式不再是资本家组织的流水线作业，而是高度依托于劳动者的自我组织，依托于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3、该劳动形式主要依靠的生产资料不再是有型的物质资料，而更多是非物质资料。
4、该劳动形式在高度合作化的劳动过程中持续生成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结，让人们看到以集体民主方式来管理、分配资源和产品的可能性。
共同性：
1、消极角度的定义：共同性即非私有也非公有
2、积极角度的定义：共同性的根本特征是对财富的开放使用、集体的民主决策以及自我管理。
大卫·哈维对哈特、奈格里的批评（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公地悲剧）
《大同世界》中哈特、奈格里对2000年发生在玻利维亚的有关水资源的斗争
2013年，对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改建购物中心的抗议。
诸众——谁是反抗者
“全球化并非单一的事情，我们把多种类型的进程理解为全球化，这些进程不是统一的、单一的。我们认为自己的政治任务不是简单地地址这一进程，而是去从新阻止它们，在此引导它们通往新的目标。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建一个反帝国，一个可供替代的全球流动和交流的政治组织。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帝国》
1、“诸众”而非“工人阶级”
2、“诸众”而非“人民”
“诸众是一个不可化约的多元性，这些构成诸众的各种独特的社会差别必须要被表达出来，而绝不能划归为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或无差别性。”
影响：取消了阶级斗争在斗争中的主导性，取而代之的是种族政治、性别政治、阶级政治等联合体。
反思
1、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论，并未以“反全球化”的方式进行革命
“哈特和奈格里将全球化描述为一种暧昧不明的“去地域化”过程：高歌猛进的全球资本主义席卷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深入到每个领域或其他等级结构之上，它带来的是一种流动和杂交的认同。另一方面，一切重要社会关系的破坏也拧开了魔鬼的瓶盖：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够完全控制的那种潜在离心力被释放出来。所以说，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胜利导致了它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马克思那句古老的断语至今仍然有效：资本主义自身就是他的掘墓人…他们的这一英勇的努力使他们与时下左翼思潮中的主流观点区别了开来，后者的目的是力争去遏制全球化带来的破坏力，并力图挽救福利国家（其实还有什么可挽救的呢？）。这一主流左翼观点深深地蕴含着一种对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不信任的保守主义立场，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对进步力量的信任相矛盾的。”——齐泽克
2、重视政治行动，但忽视“政治维度”与“经济维度”的连接
帝国 第十八章 反对帝国的诸众的三个政治要求
（1）全球公民权
（2）时间与身体：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对最低收入的限制
（3）目标：再占有的权利：如有权利得到和控制教育、信息和交流的资源的权利
3、文本基础：如何理解“机器论片段”与《资本论》的关系
如何理解5758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资本论和其手稿完全不能说是完全贯穿的。如果资本是第一位的，那么生命的主体性就被资本吸纳掉了，这个时候解放路线似乎不那么可靠了。
如何理解“劳动”（“诸众”）与“资本”（“帝国”）的关系
4、如何解决劳动创造性主体到政治抗争主体的转换问题？
（1）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体现出的创造力，能够转化为政治行动中的战略能力吗？
（2）劳动者本身的串联、合作、运动必然是政治行动吗？
（3）诸众如何不会沦为“乌合之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