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城的倒掉
儿时读《上下五千年》，读到文天祥就义时，悲愤不已，于页眉写下“文天祥万岁”五字，这书几经辗转，若尚存于世间的话，应是搁在外公家的柜子里。
儿时观《火烧圆明园》，到结尾处火光冲天，守园大臣投湖时，那火光映红了我的脸，几欲落泪。七岁时去了圆明园，于是便郁积了圆明园情结，近十载不得释怀。至略醒世事，涉猎史料，方知圆明园虽为外人烧掠，却实毁于国人之手，震惊良久，终得以释怀。
高中的时候在中青报冰点读到一篇《不是为了祭奠》，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城墙的事儿，一股沉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因为喜欢历史很早就知道了梁启超，因为关心环保很早就听说了梁从诫，而梁思成的名字似乎是第一次映入眼帘。“行成于思，梁思成。”我喃喃道。
报道的主角是曾力，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得，《城记》中就提到了他。报道里还出现了王军，也就是这本写满了诚意的《城记》的作者，那时候书还没有完稿。于是城墙就成了我心中又一次的结。
但这个结解得很快。次年在《中国国家地理》的圆明园专辑里，在其中一页轻描淡写地将城墙被拆的原因归结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库空虚，难以为继。既然是这样，那拆了也就拆了吧。
可当鲜活的历史再一次铺陈在我们面前时，竟发现那个理由是多么地苍白无力。因为北京后来所选择的道路，既不是最经济的，也不是最合理的，只不过在当时看来貌似最实用罢了，更何况，政治挂帅，领导人说了算。
可是，毕竟已经拆了。如果只是带着某种幽怨感单纯地回顾北京的前世今生，怀古之幽情是抒发不完的，这其实也是我从《城记》里读出的味道，读到第三章时我甚至憋屈得有些不能自已。再或者，只是把一个城市的症结归咎于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同时把它的前途寄托于某些专家的理念，未免有失偏颇。专家固然要比领导高明，可那不同样是一个人的政治吗？
北京城的变迁其实也是百年中国近代史的生动写照。一百年的风云际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去向何处”的大命题下，你方唱罢我登场，为图中国强。把北京城的倒掉归结于某个人？某种体制？某个政党？对，某个人有责任，某种体制有责任，某个政党有责任。但是，我说，罪魁祸首是“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心中郁积已久的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情绪，终究是要发泄出来的，“倒”或许是必然的。因为直到今天，类似的历史也仍然在不断上演。
我读到第三章时不禁感叹，梁思成为啥不是皇帝。读到后来发现彭真说了，你梁思成简直是个暴君。梁公去世前，还发出了马列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的话语，可见，他是打心眼里认同这种主义的，他还入了党。他曾欣喜于苏俄模式之下的计划经济模式，能让他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一展宏图。或者我能不能解读为，他就是向往集权的？
梁公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是可爱的，那种属于知识分子特有的可爱，毕竟书生意气。即便他是向往集权的，他也从来没有染指政治之意。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北京宏图，也会在报告中拿着苏联老大哥的教导或者毛主席的指示当令箭。甚至，他还在反右运动中机缘巧合地干起了“反右”的任务，虽然没有具体伤及谁人，但总归算不得光彩。
其实我很理解梁公他们。就像书中讲到陈占祥“反右”时还在家里做起了三明治，这些从欧美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们恐怕也是那个年代出门还能穿西服打领带的为数不多的人了。我也曾去拜访过一位院士老校友，年近九旬的人了，还是一副优雅的绅士作派。他们都是一代人，一代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大显身手到共产党上了台也不见得就得以各尽其才的学人，他们试图去融入一个新生政权，却又永远怀揣着知识分子的那份天真，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晓，生前身后，留得他人评说。
再来说说这本书。写得不算好，看完第五章已无意再读下去，耐着性子读完，剩下大多是大段大段的引文，以及我早已烂熟于胸的那段带着荒诞的中国大历史。其实整本书给我的收获并不是这段尘封的历史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先前我已经或多或少有所了解。我收获的是关于城市规划的理念和造成北京如今这个“鸟样”的原因——我指的也不是历史的或者政治的原因，而是规划上的原因。
城墙已经倒了，责任在于历史，而北京需要进步；梁公已经走了，遗憾留给后人，而理念需要继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几代中国人在求索现代化之路上付出的代价，也许这代价过于沉重和不堪，但是毕竟我们后人也无可奈何，过去成了一面镜子，用来观照我们的当下，还有永远的将来。
又忆及小学时读《历史》教材，当得知俄国强占我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时，心里悲愤得像掉了自己身上一块肉似的。多年以后长大的我，读起徐中约先生那本温情的《中国近代史》，想起那些童年往事，一笑而过之。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 http://www.weekmag.com/html/1618.htm
不是为了祭奠 - http://www.cyol.net/gb/zqb/2001-05/16/content_222008.htm
儿时观《火烧圆明园》，到结尾处火光冲天，守园大臣投湖时，那火光映红了我的脸，几欲落泪。七岁时去了圆明园，于是便郁积了圆明园情结，近十载不得释怀。至略醒世事，涉猎史料，方知圆明园虽为外人烧掠，却实毁于国人之手，震惊良久，终得以释怀。
高中的时候在中青报冰点读到一篇《不是为了祭奠》，第一次知道了北京城墙的事儿，一股沉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因为喜欢历史很早就知道了梁启超，因为关心环保很早就听说了梁从诫，而梁思成的名字似乎是第一次映入眼帘。“行成于思，梁思成。”我喃喃道。
报道的主角是曾力，这个名字我一直记得，《城记》中就提到了他。报道里还出现了王军，也就是这本写满了诚意的《城记》的作者，那时候书还没有完稿。于是城墙就成了我心中又一次的结。
但这个结解得很快。次年在《中国国家地理》的圆明园专辑里，在其中一页轻描淡写地将城墙被拆的原因归结为：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库空虚，难以为继。既然是这样，那拆了也就拆了吧。
可当鲜活的历史再一次铺陈在我们面前时，竟发现那个理由是多么地苍白无力。因为北京后来所选择的道路，既不是最经济的，也不是最合理的，只不过在当时看来貌似最实用罢了，更何况，政治挂帅，领导人说了算。
可是，毕竟已经拆了。如果只是带着某种幽怨感单纯地回顾北京的前世今生，怀古之幽情是抒发不完的，这其实也是我从《城记》里读出的味道，读到第三章时我甚至憋屈得有些不能自已。再或者，只是把一个城市的症结归咎于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同时把它的前途寄托于某些专家的理念，未免有失偏颇。专家固然要比领导高明，可那不同样是一个人的政治吗？
北京城的变迁其实也是百年中国近代史的生动写照。一百年的风云际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去向何处”的大命题下，你方唱罢我登场，为图中国强。把北京城的倒掉归结于某个人？某种体制？某个政党？对，某个人有责任，某种体制有责任，某个政党有责任。但是，我说，罪魁祸首是“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心中郁积已久的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情绪，终究是要发泄出来的，“倒”或许是必然的。因为直到今天，类似的历史也仍然在不断上演。
我读到第三章时不禁感叹，梁思成为啥不是皇帝。读到后来发现彭真说了，你梁思成简直是个暴君。梁公去世前，还发出了马列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的话语，可见，他是打心眼里认同这种主义的，他还入了党。他曾欣喜于苏俄模式之下的计划经济模式，能让他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一展宏图。或者我能不能解读为，他就是向往集权的？
梁公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是可爱的，那种属于知识分子特有的可爱，毕竟书生意气。即便他是向往集权的，他也从来没有染指政治之意。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北京宏图，也会在报告中拿着苏联老大哥的教导或者毛主席的指示当令箭。甚至，他还在反右运动中机缘巧合地干起了“反右”的任务，虽然没有具体伤及谁人，但总归算不得光彩。
其实我很理解梁公他们。就像书中讲到陈占祥“反右”时还在家里做起了三明治，这些从欧美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们恐怕也是那个年代出门还能穿西服打领带的为数不多的人了。我也曾去拜访过一位院士老校友，年近九旬的人了，还是一副优雅的绅士作派。他们都是一代人，一代在国民党统治下未能大显身手到共产党上了台也不见得就得以各尽其才的学人，他们试图去融入一个新生政权，却又永远怀揣着知识分子的那份天真，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晓，生前身后，留得他人评说。
再来说说这本书。写得不算好，看完第五章已无意再读下去，耐着性子读完，剩下大多是大段大段的引文，以及我早已烂熟于胸的那段带着荒诞的中国大历史。其实整本书给我的收获并不是这段尘封的历史背后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先前我已经或多或少有所了解。我收获的是关于城市规划的理念和造成北京如今这个“鸟样”的原因——我指的也不是历史的或者政治的原因，而是规划上的原因。
城墙已经倒了，责任在于历史，而北京需要进步；梁公已经走了，遗憾留给后人，而理念需要继承。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几代中国人在求索现代化之路上付出的代价，也许这代价过于沉重和不堪，但是毕竟我们后人也无可奈何，过去成了一面镜子，用来观照我们的当下，还有永远的将来。
又忆及小学时读《历史》教材，当得知俄国强占我三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时，心里悲愤得像掉了自己身上一块肉似的。多年以后长大的我，读起徐中约先生那本温情的《中国近代史》，想起那些童年往事，一笑而过之。
巴夏礼的膝盖与圆明园的大火 - http://www.weekmag.com/html/1618.htm
不是为了祭奠 - http://www.cyol.net/gb/zqb/2001-05/16/content_222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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