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口政策调节失效时，我们还能做什么？

《世界人口简史》里通过对人口扩张历史的回溯，试图解答生育的真相和人口变化的规律。本书探讨了世界人口变化的机制，人口增长、停滞和衰退的周期，以及人口对历史、地理、国家和人类整体命运的影响。

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繁荣的指标之一，但是人口增长总是遵循某一特定的规律变化，那么决定活限制人口增长规律的到地有哪些动力和阻力呢？

整体可以将这些动力和阻力分为生物类和环境类，前者与死亡和繁殖规律相关，决定了人口增长率，后者决定了这些规律遇到的阻力，并进一步调节了人口增长率。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还会相互影响，它们不是彼此独立的。

生物因素 每种生物集体都会形成特殊的生存和繁殖策略，生物学家将两种重要的生存繁殖策略成为r型策略与k型策略。昆虫、鱼类和一些小型哺乳动物采取r型策略：它们通常生活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必须依赖大量繁殖的后代，来博弈较低的存活率。它们寿命短、代际间隔短，妊娠期段，生育间隔短且多产；哺乳动物，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和一些鸟类，则采用k型策略：它们栖居的环境相对稳定，受自然选择和环境压力所迫，它们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抚育后代。它们寿命较长，世代间隔、出生间隔都长，并且单胎生产。人类属于后者。

环境因素 卡洛.奇波拉在一篇著作中写道：“可以肯定的说，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人类还是主要依靠动植物来获取能源，其中以植物为食物和燃料，以动物为食物和机械能源”这种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从属和依赖制约了人口增长。后来，农耕、驯化和风力、水电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食物和能源的供应量，于是人口密度有所增加。但事实上，该时期主要能源仍然是植物和动物，这一条件限制了农业社会能源供应的扩张。

18世纪下半叶，由于工业和技术革命以及将无生命物质转化为能量的高效机器的发明，可用能源大量增加，限制人口增长的环境极限再次被突破。

文化因素 如今，人口增长还受到了文化选择的影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生育（婚姻）年龄和进入生育状态的人口比例一直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这一点，从我国人口政策的变化过程，也可以看到其影响。

我国人口和生育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鼓励生育阶段（1949-1953）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4亿余人。政府支持和宣传鼓励人口增长和奖励多子女母亲政策。1953年6月30日24时的全国人口总数为6.01亿人。

支持节育阶段（1953-1970）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并大力提倡晚婚。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总数为7.2亿人,增长率1.84%。

计划生育阶段（1971-2001）计划生育”从“计划”政策、立法、全面实施到提升为基本国策。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为10.3亿人，年均增长率2.13%。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为11.6亿人,年均增长率1.71%。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为12.95亿人,年均增长率为1.23%。

开放二孩政策阶段（2002-2021）经过30年的严格计划生育，人口年均增长率下降达到预期，并仍在下降，“失独”现象被社会关注。2002年,“双独二孩”陆续推开，2013年启动“单独二孩”，提出“全面放开二孩”。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全国人口共14.11亿人，年均增长率为0.53%。

全面三孩阶段（2021-至今）“二孩”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善人口增长放缓趋势，“人口红利”消退和老龄化化现象日益显现。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人口问题是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和解决的重点，关乎人类的未来。这本书非常系统地分析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外在制约因素以及环境、文化及社会秩序对人口增长的深远影响。人类“自我调节”机制并非永远有效，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让这种有效性的作用降低，只有真正明白影响人口变化因素的复杂性，才能有的放矢地采取正确、积极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