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繁为简，抑或举轻若重

——读白川方明的《动荡时代》

本书的作者曾任日本央行的行长，并且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是在日本央行——日本银行——中度过的。仅仅基于此原因，这本半回忆录性质的著作都非常值得阅读。并且，作者虽然绝对可以算是科班出身的金融界专业人士，可是在本书中的笔触相当地浅显（相对而言，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大萧条》我是硬着头皮也读不下去），非常贴近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此外，作者的一些看法、理念也许并非主流，特别是并非靠近西方尤其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但在我这个读者看来，很有说服力。

作者将本书分为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作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加入了日本银行。这其中穿插讲述了作者在这此后的三十多年中直到上任行长前的一些关于职业生涯的一些回忆，但更多地讲述了这一时段中日本经济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尤其是日本经济在八十年代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大泡沫以及随之而来的泡沫崩溃——“失去的二十年。”

在这些事件中，作者虽然还只是日本银行的中层乃至底层的官员，可是对事件的回顾和分析读起来却令读者感觉冷静、客观。

例如，对于日本金融监管的组织架构，作者说：“在日本，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是大藏省银行局”。这是我之前没能想到的，即使作者在后面的章节提到的，即使是美国，央行能独立行使货币政策也是七十年代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可见，最初，日本对于金融监管有多么地不重视。或者，从另一个角度验证，在相当长得一段时间内，金融业，特别是在日本，对实业的影响似乎并不重大。也由此，日本政界并不重视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即使日本在九十年代修订《日本银行法》试图给予日本银行更多作为央行的独立性之后，日本政界人士依然企图干预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作者后文举了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释放“安倍三支箭” 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次上台前的选举中，便要求日本银行采用量化宽松政策。

例如，在分析金融活动以及经济活动时，作者说：“最重要的是根据现实问题准确地选择和灵活运用模型，而这在实践中并不容易”，“现实中的金融机构不是机器人”。而在八十年代日本的泡沫危机中，“极端的乐观预期和信贷的显著增加”导致了泡沫的形成，而“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顺周期效应”以及日本的“土地税制”进一步推动了泡沫膨胀，直至泡沫破灭。

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即作者形容的“长期的缓慢的物价下降”。在此期间，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的经济学家批评日本没有大量增加基础货币，即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作者对此观点不以为然，用了大量的篇幅予以批驳。他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现基础货币与物价变动的正相关性”。他还特别引用了伯南克的观点——“基础货币增加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预期”。在我看来，伯南克的观点看似和作者的观点相似，实则南辕北辙。伯南克其实是为他的“用直升机大撒币”的政策做辩护，而作者则是认为当时的日本经济、金融、物价光靠“大撒币”是无法拯救的，因为正如作者在前文中所做的结论——“由于美国长期、持续的良好经济表现，结果使货币政策万能论大行其道，看起来就像中央银行终于发现了一个理想的货币政策运作框架一样”。

显而易见的，美国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优势，如美元是地球上的“基轴货币”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外治权”，美国的优越的远离战争的地理环境，美国的强大武力和软实力，美国对全世界移民的吸引力等等。这些都意味着，日本无法简单复制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特别是如作者在后文分析到的，与此相对的，日本或者说日本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人口快速老龄化及少子化，以及企业竞争力（或者说生产效率）的降低。

此外，在提及臭名昭著的“广场协议”时，不知道是确实不了解详情，还是出于什么原因避讳，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后遗症导致日本银行不能调整货币政策，令日本银行深受其苦”。而在我以前的阅读经验中，相当多的观点将日本之后的“失去的二十年”归咎于或者说部分归咎于“广场协议”。

第二部分中，作者于2008年4月就任日本银行的行长，便立刻迎来了当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其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和东日本大地震。作者回顾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他作为日本央行行长对事件的应对，并且对自己实施的政策做了辩护。

毫无疑问的，日本央行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一道作为“面对政府的最后贷款人”采取了及时的“量化宽松政策”，稳定了全球金融业的信心进而稳定了全球金融环境，最终化解了全球金融危机。

但是作者在来自日本政界和日本民间的压力之下，依然认为：“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同时实现物价稳定和金融体系稳定，而人们总是忘记实现这两个目标都需要财政可持续性的支撑”，而非单纯的货币政策。也由此，作者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微利微害”，此外，机械地无条件地追求某个物价上涨率目标如2%纯粹是事倍功半。

作者继而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中分析中央银行的职能时总结道：第一，“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职能是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这一‘基础设施’”；第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坚决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暴露而导致的金融系统崩溃”；第三，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

由此，作者分析道：“货币政策不应该以‘最优化策略’为目标，而应该着眼于建立稳定的金融环境”，因为，“从实现中长期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央银行不会带来正向的经济增长，但如果货币政策失败的话，一定会导致负向经济增长”。而且， “非传统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当有限，甚至会产生一些负作用，如：保护低效率企业，负面影响资源分配，松懈对财政的约束等等。

因为经济活动是一种不断进化的处于动态平衡中的生态，远非通过几个模型就可以把控的，更不是“直升机大撒币”便可以促进的。

关于“量化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影响相当有限”这一观点，我推荐另一本由美籍华裔（或者说日裔）作者辜朝明所著的《大衰退年代》。该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私人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必须拥有清洁的资产负债表和必须存在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也就是说即使是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条件，也并不必定吸引私人部门主动贷款进行积极的经济活动。

而美国，这个“法外治权”的特例国家，一是可以作为“基轴货币国”采用美元贬值来调整资产负债表（即所谓的“薅羊毛”），二是可以采取其它非典型的经济活动手段如发动战争来带动需求和供应。显然这都不是日本可以借鉴的。

作者在本书的最后引用了一位日本电影人的一段话：“智慧并不在于将难以理解的事物变得容易理解，而是把人们认为容易理解的事物背后潜藏着的难以理解的东西挖掘出来。”显然，作者认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可以这样比拟。

不过，作为读者，我认为，化繁为简和举轻若重都是智慧。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更是智慧中的智慧。

题外话：尽管作者在书中提到他完全没有意料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从只是日本GDP的百分之十几暴增到几倍有余，但他在本书中甚少提及中国央行的政策及其影响力。在提及中国央行前行长的时候也是和几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的行长的评价并列而且是寥寥数语，似乎纯粹是礼节性的，反而数次提到了印度央行行长对某些事件的看法。结合观察书中作者对一些组织、事物加上的特定定语，似乎可以部分追溯目前的所谓“四方机制（QUAD）”产生的逻辑。

写于2022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