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再理解

理解《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局》”）这本书并非易事，作为符号互动论的经典著作，它自问世之日起就饱受争议——这一点在该书第十章作者的辩驳和解释中就可见一斑。本文试图寻找一个分析框架，以此来理解这本书的思路和内涵。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以下简称“《心》”） 被认为是贝克尔理论的至少是一部分的哲学基础；贝克尔在《局》中的理论备受批判（如毁誉参半的标签理论），笔者认为很多不恰当的批判都源于批判者并未理解其哲学基础。因此，《心》提供了一个关于《局》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将寻找两本书所代表的思想中呈现的联系与发展，然后对其进行分析，以期透过这种联系加深对两本书尤其是《局》的理解[1]。

始于“标签”，不限于此

越轨的标签理论最负争议[2]，也最容易受到误解。我们可以从《心》中找到一些联系以尽量避免误解：

对象是根据社会经验过程和行为过程的意义构成的，是通过该过程所涉及的不同个体有机体彼此之间的反应或动作上的互相顺应构成的。这种顺应借助交流成为可能……在该过程发展的后阶段，交流则采取语言的形式。

语言并不只是把一个事先已经存在的状况或对象符号化；它使那种状况或对象可能存在或出现，因为它是那种状况或对象由以产生的一个机制的组成部分。[3]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段话与标签理论的联系，我们可以假设一个情境：

一个警察（规范执行者）抓住一个正在盗窃（违背规范的行为）的人（越轨者）并将依据治安法（规范）来定罪并惩罚（执行规范）他。

在这个社会过程中，盗窃的人做出了盗窃的姿态，警察对这一姿态做出反应即抓捕他并声称（使用语言）他是小偷（判断/符号化），这个人也通过警察的反应（动作和语言）知道了自己“被”认为是小偷。此时，“小偷”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小偷”作为一个对象也产生了。而警察“声称这个人是小偷”时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把“小偷”这个事先已经存在的对象符号化，而且是作为“小偷”这个对象由以产生的过程即这个人和警察的交流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这将是米德对这一情境的理解。

这种理解会帮助我们理解《局》体现的标签理论。上述情境中的语言即“他是小偷”实则是规范执行者即警察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并非是在越轨行为即“偷东西”发生之后对这一行为的符号化，而是该行为产生过程的组成部分。于是才有了那个著名的说法：“越轨是他人执行规范和判断的结果。”[4]就像米德所举的例子：“若没有能够消化食物的有机体，便不会有任何食物，不会有任何可吃的对象”[5]一样，贝克尔可能也会说，若没有判定偷盗行为的法律和规定，便不会有任何小偷，不会有任何可以被偷的对象。

所以理解的关键在于认识到“符号化是对象由以产生的一个机制的组成部分”，而贴上标签这一符号化行为其实就是“越轨”这一对象产生机制的组成部分。这一行为包括语言的判断以及逮捕、关押等惩罚手段。

而当贝克尔将他人的反应扩展至规范时，米德也说明了反应的普遍性的社会向度：

表意的姿态或符号是有意义的，始终以它所产生的社会经验过程与行为过程为前提；或者，如逻辑学家所说，一个论域总是被暗示为某个背景或范围，表意的姿态或符号只有就那个背景而言、或在那个范围之内，才在事实上具有意义。[6]

反应的普遍性在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共同社会意义的系统，意义存在于这个系统之内而非整个社会。因此才有了贝克尔所说的规范的差异性，进而出现了规范执行的变化以及亚文化群体。他认为“尽管越轨是他人对某一个体行为反应和评价的结果，但研究者并不能因此将所有被视为越轨者的人归入同一类别”[7]，因为判断越轨和贴标签的过程由于规范的差异性而难以保证公正。

有论者认为这一理论试图说明“当一个人被标签为越轨者之后，他才真正开始产生越轨行为，而在这之前并没有”[8]，甚至认为它将越轨行为主观化（难道如果不发生偷盗的行为，就没有偷盗的意义吗？）。但《心》中写道：

它在本质上或根本上并不是一种心理内容（心灵或意识的内容），因为它完全不必是有意识的；直到表意的符号在人类社会经验过程中发展出来为止，它都不是有意识的。[9]

语言只是把原先已逻辑地隐含地存在着的一种状况从社会过程中提取出来……意义是自然存在的，而符号是人类的世袭财产。[10]

这说明了意义先于意识和语言，符号与意义可以区分，即使没有出现“偷盗”这一词汇和运用这一词汇做出的判断，该行为的意义也是自然存在的；只不过在人类社会拥有语言之后，“偷盗”的意义的产生过程中包含了它作为语言的判断。上述批判观点的错误在于，“如果不发生偷盗”这样的假设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完全脱离社会经验过程和行为过程。贝克尔对此也有回应：

尽管由道德提倡者所执行的标签行为是研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对被视为越轨者的人的行为的唯一解释。如果认为持枪抢劫犯的行为是因为被人视为抢劫犯后才产生的就太荒谬了，而同性恋的性取向也并不一定取决于他人的看法。[11]

贝克尔认为标签理论只是将其他参与者的行动作为一个新变量加入到越轨研究中去，而非所有变量。其贡献主要是关注到“标签行为会使越轨行动者陷入一种境遇，在这种境遇中他很难回到日常生活的常规轨道上来，并使他产生反常的行为”[12]；那个越轨种类的2×2列联表关注的也是四个变量而非两个变量（通常被认为只关注“是否被视为越轨”）。更进一步，他认为标签理论并非只与“标签”行动有关：

我并不喜欢人们通常看待这一理论的方法，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会把它作为一种越轨的互动理论来看待。[13]

越轨的互动理论

米德认为社会研究“必须从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经验过程和行为过程的初始假设出发”[14]，而“越轨的互动理论”与之相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

1. 互动。贝克尔将越轨生涯中的人际互动及其变化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越轨现象牵涉到的所有集团和群体都属于应纳入研究对象的范畴”[15]，“不仅需要考虑到更大范围的人和事件，而且需要更为丰富的事实根据”[16]。连续性模型由此产生。

2. 他人的反应。从互动的研究中认识到他人反应的重要性，包括其他越轨者、非越轨者与规范执行者的反应。“一个行为是否属于越轨，一方面取决于行动本身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人对该行为的反应和态度”[17]。

3. 群体。研究局外人实际是在研究局外群体，这与米德直接相关：

我更倾向于认为我们所研究的是集体行动。如米德和布鲁默早已说明，人们是集体进行行动的。它们在自己行动的同时也关注他人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行动。[18]

米德强调，自我产生于社会过程，意味着个体在群体内相互作用，意味着“群体优先存在”[19]。相应的，贝克尔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将任何人类活动看作集体活动，那么越轨也同样可以被视为是集体活动的一种”[20]，“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正是个体从社会的价值规范中脱离出来，并进入到相对较小的社会群体文化中的结果”[21]；群体文化是群体成员的共识，处于社会大环境之下却又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则是亚文化。

以上三个层次互相包含，而第二个到第三个层次的延伸体现了米德所讲的自我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该个体的自我完全由在他和其他个体参与的特定社会动作中其他个体对他以及彼此之间所持的特定态度的一种组织所构成……第二个阶段，该自我由对泛化的他人即他所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组织所构成。[22]

而贝克尔对两个越轨群体的深入研究以致产生“同情”[23]，体现了“对他人的切己观察”，进而是“对自身的陌生人态度”和对主体性的纠正——这种完全向他人敞开自我的态度，继承了芝加哥学派和实用主义的传统，打破自我与世界二元对立的困境：

把人的自我放在他人的位置上，人的自我扮演他人的角色或态度，不只是智能或智能行为的各种表现或表达之一，而是其特征的实质。[24]

姿态是一种外部的、公开的过程。[25]

贝克尔在确定“研究什么”之前，先解释了“不研究什么”。首先他反对用性格解释越轨。米德认为意义是存在于一定范围即它所产生的社会经验过程与行为过程之中的[26]，因此某种规范也有其特定背景，越轨行为也应存在差异，不能将所有被视为越轨者的人归入同一类别。同时，性格背后是自我，它产生于社会过程中的，忽略社会过程而研究性格共性是片面的：

自我所依赖的结构性便是大家共有的反应，因为个体要成为自我必须成为共同体的成员。这些反应构成了人的品格。[27]

在这种意义上，研究性格和研究互动并不是平等的视角，而是表象与根源的区别。

同时，贝克尔反对认为吸食者在吸食大麻之前有非常明确的动机和行为目标，如获取快乐、逃离现实生活、追求新鲜刺激，拒绝笼统地将“刺激感”作为越轨动机来检验。相反的，他发现越轨的动机是在越轨行动中逐渐形成的。虽然贝克尔并未详细说明他为何反对以“刺激感”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们可以从米德的思想中寻找答案：

把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与自我意识融合或混淆在一起是不恰当的。人们频频使用的意识仅与经验领域有关，而自我意识则涉及一种能力，即在我们自身唤起属于群体其他人的一组明确反应。意识与自我意识并不是同一层次的。[28]

米德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上述观点：牙疼的人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牙疼的滋味，这并非自我意识。而当我们打了麻醉剂之后，痛苦的经验与自我分离，即“经验的游离”，因此痛苦对自我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不打麻醉剂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某件事上时，疼痛也失去了对我们的影响力——这与麻醉剂的效用是一样的，即我们必须注意到那颗疼痛的牙齿才能感受到是自己的牙齿在疼痛。这说明，当没有自我意识而只有意识时，有机体只是对它自身的某些部分做出反应，把它们看作总环境的组成部分而非它自己的一些部分[29]，自我意识的“反思经验”与意识的“主观经验”没有必然联系。这与贝克尔的观察结果若合一契。他发现继续吸食大麻要求吸食者能够知道如何发现这些已经产生的效用[30]。例如，那些“吸得很爽但自己却意识不到的人”会因为大麻对他们“毫无用处”而放弃吸食[31]，大量酗酒的人不知道大麻是否还能给他们带来快感也不再吸食。

而让吸食者发觉这种刺激的感受与周围人的引导有关。有些新手会从其他吸食者那里搜集关于快感的体验和说法，并将这些概念结合到自己的吸食经历中[32]——说明“享受快感”的产生和维持是发生在社会过程之中的。这与米德的说法是相通的：米德认为自我意识产生于社会过程，它又提供了自我的核心和基本结构[33]，因此自我的基础也是社会的。

连续性模型

上一节的后半部分分析了自我意识在“享受药效”对“继续吸食”的影响中所起的作用，这已经涉及贝克尔的连续性模型，下面将进一步通过米德来加深对该模型的理解。

米德认为，人类智能的特征“在于根据对未来情景的想象决定当下的行动，未来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34]。这与个体行动的结构性有关：

中枢神经系统提供了一种隐含反应机制，使个体能够在一个已经开始的动作实际结束之前隐含地检验各种可能的结果，并因而在此检验的基础上为他自己选择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是最值得明确或实现的。[35]

米德进一步指出，要想指明未来的情境，必须要指明控制各种反应的事物特征[36]，进而需要借助符号来区别情境的特征，致使对它们的反应能够以观念的形式出现在个体的经验之中[37]。

由此，我们可以联系到贝克尔的连续性模型。这一模型的思路是：

将行为模式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具有先后次序的解释模型……对每一环节的解释都构成了最终行为模式成因的一部分。[38]

由此可见，之所以要具有先后次序，是因为在“新手-偶尔吸食-规律吸食”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会在不同的节点影响吸食者是否继续吸食，并非所有因素同时产生影响力[39]。其合理性的根源于在米德的行动结构的：在不同节点，吸食者对未来的想象不同，所以起作用的因素才不同，行动的诸要素[40]才会不断变化。吸食者在每一个节点都会根据所处的情境来判断或想象在未来吸食大麻是否会享受快感，进而决定是否继续吸食。“情境”包括自己与他人，包括过去与未来：

它们在自己行动的同时也关注他人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行动。[41]

而他人（有经验的吸食者）的引导会影响情境，他人会说明通过某种特殊的吸食方式，后者将会享受快感——这是为该吸食者描述了一种更值得的未来选择。引导依靠语言交流实现的，即米德所说的“符号”。这也印证了贝克尔的另一个观点：尽管“疏离社会规范的特征”是导致吸毒行为产生的一个必要因素，但也仅在整个行为过程的特定阶段才具有区分吸毒者和非吸毒者的功能。因此，吸食者的动机产生于这一过程而非先在。

更进一步，米德指出：

就实际的智能而言，人们从中寻找条件反射式反应的情景始终是以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不过他是无意之中这样做的。[42]

人们只有在面对问题时才会做出延迟反应，是在无意之中“开始”这种反应。这十分符合米德的经典形象：面对一条大沟时开始思考的个体。反观连续性模型，其中每一个节点存在的原因是在该点的情境中，吸食行为遇到了阻碍，包括感受快感、享受快感、维持快感、大麻供应、社会控制；而舞曲音乐人的生涯也充满坎坷，如父母妻子、经济收入、与“老古板”的冲突等等。不同的越轨者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有时放弃吸食或退出乐队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自我在越轨中的体现

首先，越轨生涯体现了主我与客我的结构。客我是个体采取的有组织的他人的态度；主我是对他人态度做出的反应，只有该反应实现后，它才进入个体的经验[43]——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出现，它是一秒之前的你，即是客我的主我[44]。

而在吸食越轨生涯的每一个节点上，吸食者的行为选择受到记忆影响[45]。在这记忆中，他过去吸食大麻时产生或未产生某种愉快的或不愉快的感觉——这是过去的主我的反应；而这些记忆形成之时，过去的主我扮演了“过去的自我”的角色而成为现在的客我的一部分。吸食者进而将过去的自我作为对象来思考，思考得出的结果影响了此刻的选择。个体不可能获得主我的直接反应[46]，因此记忆不是完整的过去的过程，吸食者只能记起第一次吸食时口渴、饥饿、喝醉或是弹了两个小时的曲子，而无法详细地描述其中的细节；过去的哪些部分被记忆会影响之后的选择。

其次，自我与越轨的隐秘性有关。米德阐述了多重自我：

引起人格分裂的，是一个完整、单一的自我分裂成了构成这个自我的许多部分的自我，这些自我分别对应他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得他的完整单一自我的那个社会过程的不同侧面。[47]

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不同角色：除了积极的大麻吸食者，他可能还是慈爱的父亲、顾家的丈夫、模范的员工。然而，后三个角色及其所属的群体都会有排斥吸食大麻的规范。他通晓这一点，认为一旦吸食行为被其他人知道，那么他与这些人的关系会受到负面影响[48]。然后一个新手会选择谨慎行事、隐秘吸食。可以说，隐秘吸食是自我的不同部分相互妥协的结果。而隐秘吸食阻碍了偶尔吸食向规律吸食的转化，要想规律吸食，要么在非吸食者面前吸食，要么将与非吸食者的交往降低到无。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在吸食者群体中形成的那一部分自我战胜了其他部分的自我。随着与各种非吸食者群体的逐渐疏离，其他部分的自我也渐渐消失，吸食者可能最终转化为彻底的吸食者而完全融入吸食群体。那时，所谓“社会控制”诸如道德、法律等因素的制约作用将愈发减弱。

谁的规范？

米德在阐述泛化的他人与社会控制时这样讲到：

在抽象的思维中，个体采取泛化的他人的态度，并不考虑其他任何特定个体的表达；而在具体的思维中，他采取的那一态度是因为它表现在那些和他一起卷入特定社会情境的个体对他的行为的态度中。

正是以泛化的他人的形式，共同体对其个体成员的行动加以控制，作为一种决定因素进入个体的思维。[49]

抽象地讲，泛化的他人与任何一个个体都无关，但实际上它源于该个体所参与的社会过程和群体。推之，不同个体的泛化的他人不同，个体所信仰的社会规范也因此相异。在这种意义上，社会规范是一种“差异的统一”。虽然社会只有通过泛化的他人才能产生规范，控制个体，但规范的差异性导致了统一规范需要一种力量——米德并未对这种力量做出细致的说明[50]，其思想却已暗含这一点；而且米德强调“组织整个社会群体的态度”，但并未说明组织的机制，这让人不禁疑问：不同个体由于经历的社会过程和群体不同而在组织社会态度时是否有差异？米德用“抽象的、普遍的反应”[51]处理“客我”的差异，但这种抽象在整合之余也因其模糊性而造成分裂。

与之相异的，贝克尔关注了规范的差异：

一个社会里有许多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有各自的行为规范，而人们则可同时身为不同群体的成员。[52]

现代社会并不是由所有成员在群体规范内容和实施上都达成共识了的简单组织所构成的……某一具体行为是否符合规范也自然存在争议。[53]

与米德相比，贝克尔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对“整合和统一性的质疑”，他强调差异，并提出了统一规范的力量：权力。贝克尔对权力的理解将在下一节展开，此处会将这种规范的差异进一步延伸：不仅仅是规范不同，他人对越轨行为的反应也不确定[54]，会随着时间、身份以及具体的结果而变化[55]，违背规范的人不一定被公开指明，清白的人也可能被误解——这也导致了越轨者的内部差异。

冲突与权力

（米德的社会学中）整体（社会）是先于部分（个人）的……往往忽略人们在政治、经济和地位等级体系中相互控制和操纵的方式……他的图式不能分析社会阶级及其变动。[56]

很多人都指责米德不能解释权力和分层现象，我们需要回到文本理解它。

（共同体对个体的作用）整个共同体在一定的环境下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对个体发生作用。它一视同仁地反对偷窃财产的人，不管他是狄克还是亨利。在这些条件下，整个共同体有一种相同的反应。我们把这称为制度的形成。

（个体对共同体做出答复）我们可以要求把共同体的标准变成更好的标准。我们不是简单地受共同体的约束……共同体倾听了我们的发言，它的反应因此受到了我们的发言的影响。[57]

米德认为制度是一视同仁的，其不足只是共同体标准的缺陷；进而他将社会进步理解为共同体标准的提高，依赖于个人的答复。然而，制度并非抽象的概念，共同体也非铁板一块，权力无处不在；个体参与会话的机会也不平等，而不单是理性程度的差异——米德将社会冲突缓和了。

在米德那里，社会成员全部享有许多共同的社会利益；但关于大量的其他利益[58]，又相互冲突。为了解决冲突，需要个体的心灵进行社会与人格的重建，由此产生一个“更多的社会整体”[59]、“更广泛的社会组织”[60]，以调和社会冲突。

由之，米德从自我出发分析冲突，忽视了权力等造成不平等的要素。利益的冲突并非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社会利益也并非为所有人所共享。同时，米德将个体冲动划分为“社会的”和“反社会的”，但以权力为例，它使权力所有者的规范成为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的规范，促进社会统一，是“社会的”；但它又加剧了不平等而激化社会冲突，是“反社会的”。这样双重性的因素在自我的冲突中无从寻觅，也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追求优越感”[61]。米德以敌对国家组织起来的国际联盟为例证明其预见的“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但历史说明这种联盟并没有削弱权力的支配与争夺，反而会加剧分化。

米德还将高度组织化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62]，却忽视了科层制的弊端[63]，强调职业分化[64]也忽视了背后的阶级对立及其带来的规范与文化的危机。

米德的这种局限性还反应在其对社会组织的理解之中。因为心灵的优越感并非等级，它只是不平等的一个面向；理性之下权力尚存，甚至更加肆虐；人格式微却也没有消灭权力。

相异的，贝克尔着重关注了政治与权力：

某群体中的不同派别可能对于群体的功能持有不同的见解，并且他们也总试图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所有群体成员的认同……以下也是政治问题：怎样的规范应被执行，怎样的行为应被视为越轨，以及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局外人。[65]

权力的多寡导致了人们在制定规范及对他人实施规范的能力方面的差异。有权方将其规范强加于社会中的其他人或其他群体而不考虑后者的意愿。在标签过程里实施和维护的行为并不是被所有人接受的。因此规范在整合之余也是冲突、争论和政治斗争的产物。[66]

由对比可知，米德体现了一种乐观的自由主义的倾向，而贝克尔关注各种不平等因素，并对权力保持警惕和悲观。本节开头对米德的批判不可不谓恰当。

结语

在找到并初步分析了《心》和《局》两本书中思想的部分具体的联系和发展之后，我们发现准确地指出两者的联系似乎变得更加困难。两个思想体系中的不同面向之间存在对应或差异或“源”与“流”的联系，千丝万缕，无法线性地表达出来。除了笔者的能力有限之外，也许“理解”就是一件细节甚至琐碎的事情，因为它要求采取对方的态度，向他人“敞开自我”。就像米德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能采取我正要与之进行一场讨论的一个朋友的态度，在采取那一态度时我能把它用于我自身并像他那样做出答复，那么，与在我自己行动中不采用那种会话的姿态相比，我可以把话说得清楚得多。对他也是一样。事先仔细思考谈话情境，对双方都有好处。[67]

如果对《局》做一种宏观的理解，笔者会将其理解为米德所说的“会话中的发言”[68]。越轨的互动理论是贝克尔作为社会成员对共同体的答复，是对受权力影响的社会规范与标签行为给越轨者和社会造成的困难境地的控诉，以求把共同体的标准变成更好的标准——贝克尔直言不讳地认为标签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决经验问题而非理论问题[69]。

正如米德所言：“我们在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秩序中所作的变革必然也包括在我们自身所作的变革……社会的重建与自我或人格的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内在的、有机的。”[70]也许米德和贝克尔的意义就在于用理性的力量考察个体，关切他人，进而启发出一条改造心灵、变革社会的道路——这是二者在现实中的联系。

[1] 如米德所讲：“理解便是宽恕。”

[2] 在课程中同学们也曾讨论对标签理论的认识和看法，观点不一。

[3]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4]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张默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5]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61页。

[6]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71页。

[7]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0页。

[8]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47页。

[9]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63页。

[10]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62页。

[11]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47页。

[12]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48页。

[13]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49页。

[14]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64页。

[15]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61页。

[16]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69页。

[17]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2页。

[18]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49页。

[19]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29页。

[20]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50页。

[21]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49页。

[22]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24页。

[23]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37页。

[24]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11页。

[25]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62页。

[26]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71页。

[27]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27页。

[28]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28页。

[29]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35页。

[30]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42页。

[31]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41页。

[32]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42页。

[33]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36页。

[34]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94页。

[35]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93页。令笔者颇为惊讶的是，致力于关注现实行为和社会过程的米德，却拥有着面向未来的眼光：人类通过想象未来而控制现在，“我们的世界无疑是由将要发生的反应构成的”。着眼于现实的米德反而不会认同“活在当下”的说法，这并不矛盾，因为在行动的意义上，这一刻的现实是由下一刻的未来决定的，“活在当下”只能作为一种模糊的人生哲学而存在。

[36]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94页。

[37]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95页。

[38]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9页。

[39] 同上书，第19页。

[40] 包括吸食者的观念、动机和欲求。

[41]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49页。

[42]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97页。

[43]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39页。

[44]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38页。

[45] 每一个节点的情境中既包含过去也包括未来，关于未来的解释在“连续性模型”一节的后半部分中已经说明。

[46]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13页。

[47] 同上书，第113页。

[48]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55页。

[49]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22页。

[50] 笔者认为对米德的这一点批判极有可能是笔者才疏学浅而导致的错误的批判。但鉴于本文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而只是漫长学习道路上的一次总结，所以斗胆采取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以使文章分析能够进行下去。如确实误解，则向米德教授致以无尽歉意。

[51] “社会越是广泛，这些对象必定越是普遍。至少必须有一套确定的反应，我们可以说它是抽象的，并且它可以属于一个很大的群体。”——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27页。

[52]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7页。

[53]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3页。

[54]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0页。

[55]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1页。

[56] 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评述（第八版）》（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77页。

[57]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32页。

[58] 仅仅个别占有或只在有限的小群体中互相分享的利益。

[59]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240页。

[60]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236页。

[61]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238页。

[62]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241页。

[63] 如韦伯所讲的工具理性的膨胀以致“理性的牢笼”和其他现代性问题。

[64]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240页。

[65]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7页。

[66]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8页。

[67]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131页。

[68] 见引用66。

[69] 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第148页。

[70] 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