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政：小仲马并不“小 ”

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处于大变局的前夜，山雨欲来，大厦将倾，中国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刚一柔的两部译作：1898年，严复翻译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取名《天演论》；1899年，林纾翻译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取名《巴黎茶花女遗事》。它们的译者未必预见到，两部并不忠实的译作，犹如蝴蝶扇动了两下翅膀，经过层层传导，在中华大地掀起狂风巨浪，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学样态。仅仅在二十年后，天就变了，文也变了。

《茶花女》的凄丽哀婉的爱情故事借由林纾的妙笔进入中国后，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开启了法国乃至西方文学登陆中国的历史进程。打上深刻西方文学印记的五四新文学便如洪流般喷涌而出。

一百年来，《茶花女》被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阅读，其中译本可能已达上百个，女主人公的故事不仅令无数读者落泪，而且其形象亦被无数学者从各个角度，尤其是与古今中外同命运的女子的比较中得到了无死角的研究。

与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茶花女》相比，作者小仲马则显得黯然和失落。关于其书，在他一生的各类写作中，世人似乎只知《茶花女》；关于其人，人们似乎只知他与烟花女子玛丽·杜普莱西的一段萍水相逢的际遇。我们对《茶花女》读之甚多，而对小仲马知之甚少。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人们的认知中，小仲马是以大仲马之子的身份而存在的，始终不能走出大仲马的阴影，即使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成就奠定其文学地位。生前有这样一位父亲所罩着，是小仲马的幸运，但是死后被这样一位父亲所“碾压”，又是他的不幸。

据笔者粗略检索，迄今国内只出版了三部与小仲马有关的传记：一是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著《三仲马》（李桅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郭安定重译，改名为《三仲马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二是鲁刚著《仲马父子》（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三是罗宾娜编著的《大仲马小仲马传——充满奇遇的风流父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后两部应该均为编攒之作。仅有的这几部传记都是把小仲马与大仲马捆绑搭售，似乎小仲马必须借大仲马之光、附大仲马之体才能存在。

小仲马的这种尴尬状况在中国如此，在其祖国法兰西也大致相同。父子二人在当时的法国文坛日月同辉，小仲马的知名度甚至超过父亲，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是有着日月之别的。一“大”一“小”，不仅是代际的差异，也是人脉的高下。大仲马历来是一个话题人物，其豪放不羁、挥金如土的性格，色彩斑斓、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朝三暮四、处处留情的情感生活，气势如虹、名篇迭出的冲天才情，为传记家提供了绝佳的、取之不尽的素材。而小仲马始终沦为成为父亲的附庸，多年来没有一部完全独立的小仲马传记。

正是为了使小仲马走出父亲的光环，还小仲马以其本来的独立地位，法国仲马研究专家玛丽亚娜和克洛德·肖普夫妇积数十年之功，遍览资料，披沙沥金，写成《小仲马传》。这也是法国首部全面翔实的小仲马传记，荣获了2017年龚古尔传记文学奖。

作为一部小仲马传记，重心和焦点当然放在小仲马身上，按照小仲马的成长轨迹，从其出生写起，以时间为线索，将小仲马一生的各个阶段和重要事件串接起来。但是大仲马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存在，只是大仲马此次屈居陪衬角色。

该传记的副标题是“反俄狄浦斯者”，这是作者对小仲马的定位，也一反人们对于仲马父子关系的刻板印象。众所周知，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弑父娶母的人物形象，该形象被弗洛伊德借用，指男孩在成长过程中滋长的仇父心理。表面来看，小仲马有着充分的仇父理由。小仲马是大仲马与一位缝衣女工的私生子，他出生后，大仲马并未立即承认，抛下母子很快另寻新欢。童年时，私生子身份和卑微的母亲使他在学校里备受贵族子弟的歧视和侮辱。这是小仲马最大的情结。他在以后的多部作品中都写到了私生子和家庭伦理。“我一直认为，一个男人自愿生了个儿子，却不为他提供生存必需的物质、道德和社会条件，也不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他就等同于小偷和杀人犯。”《私生子》序言中的这段话堪称是小仲马对于自己原罪身份的心声，也似乎是对于大仲马的间接控诉。“非婚生、私生子艰难的童年、对父亲放荡生活的不赞同、父子二人截然相反的性格、他们之间作为作家的竞争”，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所有这一切本应使小仲马成为一个现代俄狄浦斯。

但是在实际中，小仲马“没有寻求与父亲决裂，也没有想过取代他、杀死他”。虽然大仲马周旋于众多的情人之间，为儿子与继母的紧张关系而心力交瘁，但是他对于儿子的成长和教育还是上心的，他没有遗弃儿子，而是通过法律程序争得了儿子的监护权，并送他进入巴黎最好的学校。他关心儿子的学业，通过书信指导儿子的阅读。大仲马称小仲马为其“最出色的作品”，也是小仲马文学之路上的引路人。儿子展现出文学才华后，大仲马利用自己的名望，为儿子提供提携和帮助。在《茶花女》《私生子》的演出或发表大获成功时，父亲不吝赞誉之词，与儿子同享成功的快乐。父子在文坛上并驾齐驱，双星闪耀，成为当时一道奇特的景观。甚至在小仲马因为与杜普莱西、莉迪亚等情人的荒唐情事而钱袋日瘪时，大仲马在自己经济状况日渐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仍然解囊相助。当儿子患上抑郁症，大仲马忧心如焚，中断他的地中海之行，接儿子来意大利散心。

在小仲马一边，尽管他看不惯父亲荒唐混乱的私生活，对于父亲之于母亲的薄情寡义颇有怨艾，尽管父子关系中不乏紧张和冲突，但是小仲马从来不是一个逆子，而是扮演着父亲的保护者的角色，以宗教般的热情维护父亲的名声、利益和形象。当大仲马被人揭露聘用枪手、盘剥无名贫穷的作者时，小仲马挺身而出为父亲辩护。在大仲马深陷债务危机时，儿子担负起经纪人的角色。当父亲垂垂老矣时，小仲马更是充当起“父亲的父亲”，把大仲马接到身边，陪伴其走完最后一程。在父亲去世后，小仲马反击时人对父亲的误解和污蔑。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后发表的演讲中，他首先将荣誉归于父亲。他在自己的晚年积极投身于为父亲封神的行动中，在他的奔走和资助下，父亲的家乡竖立起一尊大仲马雕像。小仲马一直甘心于其姓氏中的“小”（fils），即“子”之意：“这个词是我名字的一部分，它就像是我的姓氏之外的第二姓氏”。他把“仲马”的专属留给父亲。小仲马从未有僭越弑父之心，而是把父亲视若圣父（Père）。

值得一提的是，《小仲马传》的资料部分几乎占全书的一半篇幅，如小仲马与友人的通信、同时代人的记述、当时的文书、报章等资料等。作者更多地在资料之间穿针引线、在空隙之处抹灰钩缝。对于后人言必称的小仲马与“茶花女”原型杜普莱西的萍水恋情，该书披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远非书中描写得那么真挚纯情，而是交织着真情与谎言、爱怜与金钱、背叛与和解、相爱与相杀，小仲马将一个一地鸡毛的爱情插曲幻化为一支天鹅神曲。小仲马也并非是一个纯情的才子，他虽然对私生子、对烟花女子、对社会下层寄予无限同情，他的作品虽然充满正能量的道德说教，但是他在生活中和大仲马一样不乏背德叛教的荒唐纠葛。尤其是，小仲马作为当时文艺圈的核心成员，与文学界、出版界、戏剧界、新闻界、艺术界的一众头面文人有着密切频繁的往来，他们的交往充满惺惺相惜，也充满斗法拆台。这方面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披露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19世纪中期法国文艺界的“清明上河图”。